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综述

清朝统治268年,满汉关系始终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线索的演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的兴衰,而且对近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本文将海内外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加以综述。第一部分是基础研究,梳理研究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包括三个主题:清入关前的满汉关系研究、以八旗制度为中心的满汉关系研究、鸦片战争至辛亥时期的满汉关系研究,附带介绍民国时期满汉关系研究。为推进这项研究,结语从研究时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史料挖掘、概念澄清等六个方面略陈己见。

《武威汉代医简》治痹药方研究

《武威汉代医简》中治痹方药分为内服和外用,内服方包括治伤寒逐风方、治痹手足臃肿方、治鲁氏青行解腹方、瘀方、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五首方剂,外用方包括羊粪热熏方和治千金膏药方两首方剂。文章重点阐述各方的药物组成、功效、主治以及组方特点,从用药特点、剂型和服药特点以及各方异同方面进行论述,为进一步研究《武威汉代医简》提供参考。

岭南文化研究与广师大民族学的重要奠基者——韩伯泉先生的学术人生

韩伯泉先生是岭南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曾被前苏联社科院主任研究员鲍·李福清誉为“岭南民族文化研究之星”。本文回顾了他的学术人生历程和学术成就,他将民俗学和民族文化学相结合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前身广东民族学院)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中,为推动岭南文化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突出贡献,更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学科的拓荒人、建设者和奠基人之一。

汉代图书整理活动的文体学意义——以刘向父子校书为中心

以刘向父子为代表的汉代学人对日益繁富的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校订、整理、归类。《七略》将上古以来的图籍置于刘向父子所梳理的学术思想源流脉络之中,构建了以宗经为主导的文献谱系,为后世“文本于经”等文体学思想建立了理论框架。《别录》《七略》展现了刘向父子对诸种典籍及艺术形式的性质、来源、名称之含义、文本之风格的认识,从中可找到后世“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等文体学方法之雏形。《七略》对图书的归类、编次方法透露出潜在的文体观念,对部分“杂”类图书采用“以体序书”的方式进行整理和序次,可以看作分体别集的早期形式。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七略》书目的调整是集部观念形成的前奏。

《御选古文渊鉴》的文道观书写——以康熙选评韩愈文为例

《御选古文渊鉴》在编选上秉持“经世致用”的选文标准,与“帝王之道”紧密联系,以“鼓吹六经”为总纲,以“质文互用”为具体原则,深刻反映康熙选文背后的文道观念;在评点时,康熙对韩愈散文多持褒扬态度,认为其文在文法与文道观念方面多有可取之处,肯定了韩愈醇雅古峻的文风,也对其尊儒重道、崇尚孔孟的观念加以认同。《御选古文渊鉴》经世致用的文章观念与崇尚古雅的审美倾向是清廷“崇儒重道”政策的具体反映,对清代中后期的古文创作与古文选本的编纂产生了较大影响。

马王堆医书研究现状可视化分析

目的探索马王堆出土简帛医书(以下简称“马王堆医书”)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趋势,为后续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方法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1975年1月1日-2022年5月1日收录的马王堆医书研究相关文献,采用Python3.8分析年发文量,使用CiteSpace6.1.R2软件绘制作者、机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关键词聚类网络及关键词突现分析图谱。结果共纳入文献1208篇,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周一谋,作者合作共现中介中心性最高的作者是何清湖;发文量及中介中心性最高的研究机构为湖南中医药大学;核心关键词有“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养生方”等,关键词聚类为15类,突现关键词共15个。结论该领域研究作者间、机构间合作均有待加强;马王堆医书史学研究、《五十二病方》药物与剂型的临床试验、药膳食疗方法及经络学说的历史演变进程是本阶段的研究热点。

万世学者之正鹄——论乾隆帝《御选唐宋文醇》中的韩愈

《御选唐宋文醇》是由乾隆帝御选的古文选本,引导、规范了乾隆朝的古文选本方向。乾隆帝在《御选唐宋文醇》中肯定韩愈、赞扬韩愈、维护韩愈,将韩愈作为儒家道统的典范,将韩文作为“醇文”的正面典型,为士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文醇》选入的岭南韩文,在肯定韩文艺术成就的同时,赞扬了韩愈为官岭南的政绩,肯定了韩愈对人民的教化作用。乾隆帝对于岭南韩文的批评也显示了对于边疆治理的政治思考。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沈从文与韩少功的“寻根之思”比较研究

沈从文与韩少功作为两个不同时代文学“寻根”的典型代表,都在“寻根之思”的指引之下,将目标锁定在乡土之中。沈从文从乡村走向都市,在从乡村到现代都市的巨大生活反差中,表达对上层社会腐朽荒淫生活的深恶痛绝,由此引发在湘西“伊甸园”中找寻精神的安慰。韩少功受外来文化冲击,从都市返回乡村,在寻根之旅中,不同于沈从文构建正面理想人物,而是侧重于从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挖掘“劣根性”去揭示人性的丑陋,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人性。

班固和《汉书》研究的新视界——评陈君《润色鸿业:〈汉书〉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

陈君《润色鸿业:〈汉书〉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立足《汉书》横跨文学和历史两个学科的特点,运用考证、文史互证等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该书资料丰富,论证严密,视野广阔,跨越古今,还运用知识与权力的新理论,提出新见,代表了近年来班固和《汉书》研究的新进展。

先秦两汉的文学身份批评及其发生

身份批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方法。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主体身份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开始从创作主体的职官、学术流派、地域、人伦等身份去阐释文学内容、题材及表现方法的形成。这不仅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文学“因事而作”这一核心观念所产生的文学的行为性质决定创作目的、主体的身份决定言说话语的内在逻辑,而且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知识话语体系,创作时主体多种身份的参与会带来多种身份话语的融合。这一批评方法的产生,既与先秦两汉严格的礼乐身份制度所产生的强烈的身份意识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的王官制度规定的不同官员具有固定的职掌、知识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本文认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性质应该在前后期的比较中考察才能得以确定。总体而言,先秦文献所论有关文章写作的意见,绝不可等同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实际只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关注文事的人对写作在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文章写作作用的认识,就是文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批评只能用文章写作的论述来概括。自战国策士至秦汉,尤其是西汉,“文人的写作”开始产生,而西汉的文学批评,就与先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西汉人的文章写作活动以及对文章写作价值的认识,都在为文学的自觉作准备。若从汉魏六朝大范围论,都可以概括为“文学自觉时期写作的批评”,随着魏晋以后文学一科的独立和成熟,文艺性文体日渐成为文人主要表达情感的文体,文学批评也因此而走向成熟,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高峰。

王充对先秦诸子文风的继承——以名、法二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充持论淡化道德伦理内涵、弱化价值判断,《论衡》部分篇章甚至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考量,价值理性完全让位于工具理性,文风冷酷、犀利、峭刻。这些基于功利主义立场提出的学说既缺乏必要的温情,又带有底层胥吏的政治空想意味,只是“治术”而非“治道”,注定不会被统治者采纳。王充行文特重概念界定的明晰性、文字转述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但过度追求“综核名实”亦给《论衡》带来矫枉过正、“烦猥琐屑”、“乏精覈而少肃括”的缺陷,部分篇章甚至陷入名家末流“苟钩鈲鋠析乱”之弊。在讨论汉王朝政治文化建构、基层治理与士人出处等重大时代命题时,为达到特定的言说意图,王充惯于效法名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言说方式,借诡辩与横说证成己论,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建构倾向,同时流露出其对“言说趣味”的迷恋。《论衡》上述特点折射出中古子学嬗变之迹。

论元代蒙汉文化融合及其对元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元代是蒙古入主中原并实现大一统的特殊时代,其时蒙汉之间在文化上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融合,具体表现在天文地理、政治制度、礼乐习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从地域上看,元代蒙汉之间的文化融合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步发展的趋势,以及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元代蒙汉文化融合熔铸了元代各民族士人的共同心血,同时,方外人士在蒙汉文化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自觉弘扬的“中州元气”,最终成为大元王朝施政的文化纲领,渐次化作那个特殊时代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可见,元代蒙汉以及各民族的融合体现了胜过刀枪剑戟的中华文化的强大聚合力。同时,蒙汉文化上的融合对元人文学创作以及其中所蕴“大元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先秦至两汉时期竹文化生成略考

竹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涵盖于景观园林、建筑居舍、诗词歌赋、书画及器物制造等诸多方面,与中国劳动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对竹资源、建筑与景观园林、竹造器物和咏竹文学等层面进行竹文化起源和历史生成的考证,认为竹文化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秦汉之前是其萌芽时期,直至两汉时期开始得到儒家、道家推崇,逐渐融入到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其内涵,奠定了后代文人墨客的狂热化追求。从“自然之竹”到“人文之竹”,竹文化生成对华夏文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族文化追求取向与价值择取标杆,为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建设提供了标志性、地域性和民族性标识,同时对民族本土文化信仰体系与文化传承均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秦汉简帛医药文献分析张仲景对早期经方医学的继承与创新

通过比较张仲景学术相关的出土简帛医药文献与传世医药文献,从“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的角度,论述张仲景的学术特征及其对早期经方医学的继承与创新。“善诊脉”论“诊脉”,张仲景之前,诊脉是经脉医学的特征之一,而经方医学甚少诊脉;“明气候”言“望色”,色脉诊是经脉医学的特征之一。陶弘景用“善诊脉明气候”暗示张仲景将经脉医学的色脉合参之法引入经方医学,以指导经方施用;并“以意消息之”,在药味、剂型、剂量等方面,张仲景对早期医方作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变丸散方为汤方,临床中大规模使用汤方,规范汤方的药物剂量,灵活加减化裁汤方等,以应对变化多端的疾病。

基于先秦两汉涉医简帛文献的早期形神思想研究

战国清华简《五纪》将三十位神祇与人体各部位进行结合,是目前中医形神思想最初的模型。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以五行理论,阐述母体受孕后胎儿逐月发育,体现了早期中医对于胚胎发育的认识。张家山《脉书》提出“实四肢而虚五脏”的观点,是西汉医者对身心健康的独特理解。张家山《引书》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彭祖之道”,是《黄帝内经》“调神”思想的源头之一。天回医简《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是目前唯一以“精神”为题名的一部出土医书,其记载“太上石神”之论,与《黄帝内经》“一曰治神”的思想高度一致。

从文道之辨到文集校勘——北宋前期韩愈文集传播论略

北宋前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儒家道统之说,对文与道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创作、理论两方面扩大古文的影响;道教学者种放、佛教高僧智圆亦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韩愈的高度认同。随着韩愈文集的广泛流传,文人学士对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也日益增多,而每一次校勘都称得上不同版本的韩愈文集的聚合、流传。韩愈文集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加深时人对古文的理解,而且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