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治理的行政协同原则

超大城市具有人口密度高、规模大、流动性与聚集性强等特点,有必要遵循行政协同原则开展治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行政协同原则既可以体现为设置协同性的组织机构,如党政合署办公、行政机构整合和政府与社会合设机构,也可以体现为行政权力的协同运用,包括党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相互之间、行政机关与其他机关和行政机关与社会的协同。在行政协同原则的运行中,要合理分配党的事务和行政事务,对协同各方形成明确的职权分工、动态平衡的权力关系和清晰的责任制,同时行政机关要恰当运用协同裁量的权力,鼓励社会主体参与行政活动。

药品立法与利益纷争——南京国民政府《管理成药规则》的制定与修正

民国时期卫生事业逐渐纳入国家法制范围内,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管理成药规则》,试图建立中央集中化验和地方当局注册并行的双重管理方式,整顿和规范成药市场。该规则的制定受派系政争和废止中医案风波影响颇费周折,出台后又因立法本身的技术失误和执法触及多方利益而引发诸多矛盾,施行效果不佳。为彻底解决成药管理问题,国民政府卫生署与药商多次沟通,重新举办成药总登记,简化成药注册手续,并对《管理成药规则》大幅修正,部分满足药商诉求并压缩地方当局的利益空间。法规的演变历程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专门法规在利益关系博弈中制定和实施的曲折面相。

新中国70年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进展及其深化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从政治学界对此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现实制度变迁、职能定位调整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三个层面。在现实制度变迁层面,主要体现为如何实现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在职能定位调整层面,主要体现为中央和地方权力职能转型与功能调整;在未来发展走向层面,主要体现为维护中央权威、调整条块关系以及两者权限的规范化等内容。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需要结合新时代的新变化,进一步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执法召集制:“吹哨报到”机制如何使综合执法运转起来

尽管推进综合执法被视为破除执法碎片化困境的改革方向,但如何使基层综合执法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一直是我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难题。对此,北京市的改革探索通过建立执法召集制,建立起了"街乡召集-部门回应"的基层执法机制,将治理需求与权责主体精准对接,实现了基层行政执法的纵向层级联动和横向跨部门协同。基层政府通过实行执法召集制,巧妙绕开了传统上困扰乡镇执法队伍的执法主体资格问题,缓解了基层执法力量不足的治理困境,并通过上下合力建立起了跨部门综合执法长效运转的保障机制。执法召集制之所以生效,是由于它以"执法召集权"为支撑,与我国党政科层制中执政党的引领功能和组织能力密切相关。执法召集制背后实际上是赋予街道及乡镇政府的执法召集权,它是包括执法启动权、组织权、协调权、监督权、考核建议权等在内的一组权力集合,是将分散的执法权整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化力量。以执法召集制推动跨部门综合执法的模式,为当前基层执法走出多重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打破传统官僚制的纵横双重壁垒提供了中国经验。

1949-1966年专区专署制述评——以河北省为例

专区专署制对专区的设置原则、性质与地位、全称、等级划分、组织、职能等方面均有规定。这一制度对加强省县联络、保证政务的有效推行,对推进地方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增加行政成本;专署、市、县"工作关系不协调",衍生重重矛盾等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国地方政府疫情防控行为的合法性风险反思--以地方“授权决定”为切入点

疫情防控的突发性容易引起政府行为的非常规性,但合法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在实施相应的国家行为时必须坚持的根本标准。各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授权政府采取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的决定成为地方疫情防控的重要依据,但从授权行为种类及其权限、被授权主体、征用补偿措施采取的程序等方面可以观察其合法性风险。对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授权规定,也可以进一步考量对其合法性风险的减除思路:优化地方授权决定的立法理念、注意制定依据和"不抵触"与"不违背"原则的适用、区别细化授权决定的具体内容和模式,以及合理确定"授权决定"生效时间规定。

逻辑与进路:行政审批下放制度如何实现地方的有效治理与法治化

下放是当前行政审批改革理论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课题,而深圳的制度实践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行政审批下放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其内在本质是授权与委托,背后运行的制度逻辑是实现地方的有效治理。下放过程中承接机关缺乏主体资格,需要通过规章授权和修改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补强;事项范围和层级的混乱,亟待合比例地统一标准和条件;正当程序的缺失,则要通过内部程序、公众与专家的有效参与以及完整的信息公开等程序设计予以填补。行政审批下放要求确保承接单位具备实施条件,监管的重点是确定下放审批机关和现实施审批机关为监管主体,标准化的评价模式主要围绕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评价程序构建。这一切都旨在促进行政审批下放的合法、高效与便民。

城市执法体制建构与地方立法

城市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和当地居民的需求,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对地方事务和城市秩序进行管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考察我国关于城市执法的中央立法的演进与现状,可以发现,光靠中央立法无法为城市建立综合执法体制、防止执法权无序扩张、完善执法监督等提供充分的法律规范依据,职权法定原则未充分落实。在处理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上,现阶段应着力于加强城市执法的地方立法工作。从职权法定原则的角度分析,地方立法应明确城市执法的主体及关系,健全公务协作机制,为执法重心下移提供保障;应确定城市综合执法的职权范围,以科学的立法程序防止城管执法权的无序扩张;应健全城市执法的监督机制,在过程监督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实现监督机制创新。

中央权威与地方治理——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南京市的粮食供应危机

从1928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长江下游地区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灾荒,一些城市的米价突然飞涨,而且还经常面临无米可卖的危险,而当时各省对粮食出境进行控制,使得这种粮食危机更加严重。南京市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人口较多,平时主要依靠外来米源维持,虽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的措施,但在各省限制粮食出境的情况下,粮食供应还是出现了危机,不得不向当地的粮食商人妥协,以求合作。由此可见中央权威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如果缺乏中央的协调,地方的行政权就会出现功能衰减。

清代东北厅制与驻防区民人管理初探

清代东北地区在设置奉天府及其所属州县后,同知、通判的设置成为进一步管理府州县辖境以外民人的选择。这些佐贰集中设置于聚落初具规模,但又不足以州县治理的地区,并逐渐承担部分政区管理职能。与此同时,八旗驻防城也分管了既有府厅州县区域以外的部分地方事务。由于驻防城管理范围内的民人日益增多,主官为理事同知、通判的厅开始参与管理驻防区内民人事务。随着民人的增多及地方事务的日益繁重,厅逐渐取代驻防城,在光绪初年成为实际行政主体。驻防城在地方治理中的退出,最终促成一个完备的民人管理体系在东北地区形成。

统一大市场视域下反垄断事务的共同事权属性及其实施结构

出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要,中国反垄断法历来将反垄断事务界定为中央事权。然而,在近年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却将执法权一揽子授权和委托给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央地双层执法结构。这种分权执法模式和欧盟执法的非集权化改革以及美国“反垄断联邦制”的执法结构存在共通之处。基于过往执法效果的认知和域外经验的启示,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能通过事前限权的路径来追求执法标准的统一,而应该在充分执法的基础上构建统一标准的事后规范机制。对应地,业已形成的双层执法结构应被视为反垄断事务从中央事权迈向共同事权的转捩。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构建与共同事权属性相匹配的实施结构,包括中央执法工作重心的转向,地方执法行权空间的形塑,以及中央和地方统一执法标准的协调合作机制。

地方意识与地方政治:政治区域化场景下的边疆治理——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云南为中心

以地方意识和地方政治为表现内容的政治区域化景象是民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虽然试图重塑在边疆地区的中央权威,但举步维艰,中央权威在边疆地区多受阻滞,云南在其中颇具代表性。在政治区域化场景下,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中央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关系,一方面地方实力派表现了对中央权威的认同,但另一方面对中央权威有一种防范、抵触心理。这既是中央权威失据的表现,也与地方实力派的切身利益和思想观念有关。在此场景下,云南地方实力派对边疆的具体治理,呈现了一种复杂的矛盾形态,一定程度上是民国边疆问题的缩影。

赋权与限权:我国设区的市行政立法空间问题研究——以山东省设区的市政府规章为例

《立法法》于2015年作出修改,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行政立法权,并以第82条对其权限作出了限定。这种"欲放还收"的制度设计,是基于现实的阶段性选择,而非理论逻辑推演的结果。实证分析表明,《立法法》对设区的市政府规章事项范围的限制性规定,影响或制约了地方立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有效满足地方政府的立法需求,应首先基于解释论,对事项范围作扩大解释。在解释困境客观存在的情况下,转换视角至立法论,考虑取消对事项类型的列举式规定,赋予设区的市政府规章立项裁量权,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中明确立法需求。以地方性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确定与政府职能相契合的事项范围,聚焦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其治理实效,以此来发挥规章在设区的市政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试论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路径选择

文章概述了当前理论界关于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种基本思路。论文指出 ,在既定国情条件下 ,建构面向 2 1世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合理结构 ,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是 ,继续稳步推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权 ,努力实现政治体系内部权力分配的集分平衡 ,既要解决好行政权力的层次性划分 ,又要解决好同一层次行政权力的功能性划分 ,还要解决好层次性划分和功能性划分的配套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