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及其传播特征

考察红色歌曲研究领域的既有成果可以得出,学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及其传播特征还较少关注,而特定时期音乐艺术成果的传播及其价值是当代创新发展音乐艺术的重要借鉴和参考。因此,基于抗战时期红色歌曲的产生背景和音乐艺术成果,阐述分析此一时期红色歌曲的主要成果及其庄严的政治主题,从思想和艺术方面,总结揭示了抗战时期红歌传播所体现出的吹起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集结号角、擂响全民同仇敌忾走向杀敌前线的战鼓、成为全民抗战的战略指导、造就中国近现代音乐艺术珍品等意义。与此同时,归纳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期红色歌曲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即时性、阶段性、普及性,以及演唱形式多样和持久性等传播特征。

《初雪》中的人性、悲悯与诗意——兼论路翎“朝鲜战争”书写的美学意涵

路翎于新中国初期深入朝鲜战场,创作了独具个性的“朝鲜战争”题材作品,与其时表现重大题材的写作不同,他并未把战争作为叙事的主要部分,而是将其作为演绎人之内心的广阔幕布,注重挖掘战争幕布下平凡人物的内心活动及生存状态。路翎的写作承继着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说”论,亦受到东西方审美文化的影响,《初雪》是其“朝鲜战争”书写中最具美学内涵的作品,展现了崇高美学之外的秀美与温情,表现出了人性美、悲悯美与诗意美。“平凡”英雄形象的塑造、叙事副线的巧妙运用、中朝友谊的生动摹写,使路翎的写作在主流战争观之外提供了理解战争与人性的新视角,而且这种温情化的“朝鲜战争”书写,还呈现出了国际主义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社交媒体时代舆论战的边界性、确定性和传播性

[研究目的]在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网络舆论战中,各方力量在舆论场上为战争造势,使得舆论场势力混杂、信息来源复杂、水军搅局、舆论群体极化、情感和情绪色彩浓厚,是一场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交媒体舆论战争。通过情感因素的研究,有助于分析社交媒体时代舆论战的新特征和新趋势。[研究方法]基于情感实践和媒介学的研究成果,结合对俄乌舆论战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情感对于社交媒体时代舆论战的影响。[研究结论]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时代舆论战当中,情感被高度“武器化”,各方力量以情感为武器进行战争博弈,影响了舆论战的边界性、确定性和传播性,也推动了战争范式的转变。

“整体细读”与深层意义——克莱恩“一个战争片段”的重新阐释

本文提倡和实践一种“整体细读”的方法。这种方法旨在打破阐释定见的束缚,以作品为本,仔细考察局部成分的内涵和全局作用,仔细考察作品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将文内阅读与互文阅读相结合、作品分析与语境关注相结合。从这一角度切入,我们可以看到克莱恩“一个战争片段”中贯穿全文的“女性化”叙事策略,看到主人公并非“传统英雄主义的代表”,而实际上是一个被艺术化手法加以“阉割”的人物。此外,还能看到这一手法与其他为批评界所忽略的讽刺手法的交互作用,包括对敌人的置换、对主人公“尊严”的颠覆、对战争意义的解构,从而揭示出这是对战争和传统英雄主义观加以多层次微妙讽刺的作品。

中日甲午战争近三十年国内研究综述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现代东北亚区域格局发生重大转换的历史标志,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因此中日甲午战争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近三十年来随着新史料被发现及研究的不断深入,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近三十年来国内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进行概要与综述,以便使学术界能够更清晰地了解近三十年来国内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动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体制的确立

1927年南京政府统治确立后，即开始与西方先进国家金融体制接轨，但在抗战前未能完成这一转型。抗战期间，为使国家银行“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国民政府遂成立改组了四联总处，代行中央银行职能，扶植中央银行逐步成为“国家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确立了近代中央银行体制。金融体制的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对于抗战的胜利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出土战国文献中“焉”的研究

出土战国文献中的"焉"有"焉"、"安"、"言"等写法,有兼词、语气词和连词等用法。兼词"焉"是介代兼词;语气词"焉"表示肯定语气,同时有将事态往大处说的意思;连词"焉"表示时间先后关系。

修辞、语境与叙事策略——新移民文学抗战叙事的史料化倾向与意义建构

近些年,新移民作家的抗战叙事常常用大量的史料入文,文本呈现出明显的"史料化"倾向。这种倾向是作家进入历史的一种可能途径和方式,也是新移民作家在跨文化书写语境中吸纳和融合多元文化的表征。其在营造真实的历史叙事质感、造就各具特色的创作风格的同时,也体现了新移民作家的叙事声音和价值立场。而且,这些史料的运用与新移民文学抗战叙事的意义生成也具有内在契合性——它使新移民文学抗战叙事更注重开掘个体生命受难和人性拷问的向度,突破了抗战叙事单一的国族话语立场,既呈现出可贵的创新魅力,也为海外华文文学叙事提供了颇多启示。

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的互动:抗战后期江西粮食管理机制研究

粮食管理历来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点,牵动人心。整体而言,抗战后期江西国统区粮食管理机制具体呈现为政府宏观调控占主导、市场机制运作为辅的互动格局。江西国统区粮食管理政策是在粮价飞涨、军粮民食供应紧张之际所采取的一种战时经济统制政策,这是战时背景下政府明智的选择,也对社会稳定乃至抗战胜利发挥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特别是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胜利,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这条道路基本形成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之前的长期实践探索,丰富发展于新时代脱贫攻坚战。这条道路呈现了多重历史世界意义,将沿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决策部署继续前进。

特洛伊战争对古希腊体育的影响研究

特洛伊战争的获胜使得古希腊社会的所有价值观念得以确立,引发了古希腊人对"力"与"身体"的觉醒。竞争精神催生了体育赛会的诞生,英雄崇拜激励个体追求卓越,战争创造了人类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又以"公平竞争"的体育赛会形式得以体现和维护。伴随着城邦的形成和发展,古希腊体育以独立的文化姿态进入城邦公共生活,并最终发展成西方竞技体育源头的奥林匹克赛会,成就了古希腊体育的最高理想。

抗战初期刘雪庵在武汉

1938年,刘雪庵在武汉从事音乐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刘雪庵积极的投身于音乐的抗日宣传活动中。文章论述了刘雪庵与《战歌》杂志,他参与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的活动、他参与怒潮乐社等音乐团体的活动,他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与"三厅"的活动,刘雪庵在武汉的创作及影响以及刘雪庵的抗战音乐思想。

武士道为虎作伥探析——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战争工具

武士道既存在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又存在追求幸福安宁的和平主义。在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武士道更多地向军国主义倾斜,为军国主义服务。特别是在明治维新至二战的70多年间,极尽为虎作伥之能事,以“愚忠”、“盲从”鞭策国民献身于军国主义战争政策,以武勇精神激发国民的战争意识,以杀生成仁将“皇军”铸造成泯灭人性的侵略恶魔。

上古汉语词义是上古文献写成时代的重要依据──以产生时代分歧最多的《尧典》为例

从上古汉语词义学角度研究上古文献的写成时代 ,同时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词语、词义作综合比较 ,会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据此研究《尚书》中的《尧典》,其大部分词语和词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那么《尧典》也应该写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孙子兵法》的召唤结构——以《孙子兵法》英译本为例

《孙子兵法》文本具有强烈的召唤性,邀约着众多译者进行多元阐释。《孙子兵法》的召唤结构主要包括语音语调语形层、语义建构层、修辞格层、意象意境层、思想感情层。这五个层次中存在着大量的语义不确定性和空白、空缺与否定性,能够不断地唤起解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但唤起是为了打破,以便使解读者获得新的视域,并通过填补空白和空缺来实现文本意义的具体化。

基于粗糙集的战教比例优化聚类决策模型应用

针对现行装甲装备战教比例标准下部队战备和训练任务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基于粗糙集的K-means聚类分析的战教比例优化决策模型,利用粗糙集的属性约简算法消除冗余属性,根据各属性重要度确定其指标权值,然后依据分析所得优化决策方案及其影响指标加权数据值,以欧式距离为准则进行定中心K-means聚类。实例分析结果验证了该优化决策模型对于战教比例优化具有较好适应性和科学性。

《孙子兵法》战略文化研究范式、现实意义及传播理念

《孙子兵法》是中国战略文化的重要智慧之源,是构成中国战略文化的重要基因。探索其战略文化思想,加强其战略文化理念的传播,对于弘扬《孙子兵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孙子兵法》战略文化思想体系构建的范式、范式的现实意义及其传播理念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期进一步推动《孙子兵法》战略文化研究与传播。

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战时意义及当今价值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值此,重新学习、理解毛泽东同志战时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文献,是一项包含政治、历史、文化等多重意义在内的重要学术活动。《讲话》确定了文艺创作的目的、对象、方法以及路径,并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明确规约,团结了大批党内外的作家、艺术家,为夺取抗战胜利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战时价值不可低估。同时,在以娱乐、戏仿、拼贴为主的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讲话》所彰显的注重文艺社会功能的严肃精神、直面历史的实事求是态度、关注底层精神需要的价值追求,于广大的文艺创作者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引领并保证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统筹决胜的战略思想与光辉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统筹全局、决胜千里的军事天才发挥到极致。他不仅正确地部署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先后次序,制定了三大战役各自不同的作战方针与战役重心,而且注意了三大战役之间的相互协同与相互衔接。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民主精神发扬得最好,既能虚心采纳下属的正确意见与建议,更能够从亿万人民群众中吸取无穷无尽的支持、智慧与力量。同时,他也非常善于运用战与和的两种手段,充分发挥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因而迅速地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统筹决胜的战略思想,对我们今天坚持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的科学发展观,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启迪作用。

“澶渊之盟”平议

"澶渊之盟"是宋辽史上一重大事件。对它的评价,学界历来存在很大分歧。然而,从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历史的眼界看问题,尽管存其消极的一面,但其符合民心、顺应潮流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