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与国家法律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的实践方式--对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考察

作者对三江侗族民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状况以及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社会契约、村委会及老人协会调处为代表的社会救济方式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考察,论述了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包括程序和实体法实践在内的动态体系;揭示社会自治力在国家现阶段不被重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选择空间较小的社会现实;倡导重视社会契约和社会救济以激励社会自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草场纠纷探析——基于一份田野调查的报告

草场是生活在牧区少数民族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料,由于草场的特殊性,人们在生活中难免因为草场而产生误解和纠纷。草场纠纷作为牧区常见的纠纷,其传统的调解解决机制有其历史必然性,在有些地方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也有易复发、不彻底等局限性,若解决不好会影响到牧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了一起草场纠纷的产生原因、危害、局限性,探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如何以法治思维认识新形势下的牧区依法治理,从而达到牧区的民族和谐、社会稳定。

西藏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探索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兴盛,西藏边境贸易纠纷的处理日显重要。西藏边境贸易纠纷类别多样,大额贸易纠纷不断增多,纠纷的解决方式日渐多元化。影响西藏边境贸易纠纷处理的因素主要有贸易立法不足、相关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贸易参与者的诚信缺失、相关管理或协调机制不够成熟等。目前可通过加快贸易立法、注重民族因素、健全纠纷解决路径及促进中外司法协作等举措,切实改进西藏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

职业足球俱乐部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运用法学理论分析了职业足球俱乐部间"纠纷"的典型案例。指出了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关于纠纷解决规定的缺陷,如设立诉讼委员会无依据、剥夺成员的诉权、中国足球协会自己当法官等。提出应建立、健全符合公正和效益价值的程序机制,即完善中国足球协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尽快建立体育仲裁机构、重视体育调解等。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再分析与发展路径探讨——兼论社区调解制度的完善

以调解为代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应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完善社区调解制度。社区调解制是社区调解员采取说理的方式,运用情、理、法化解居民之间纠纷的制度,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与社会秩序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上海市社区调解在全国占领先地位,但是上海市社区调解制度尚有待完善。

再论非政府组织与WTO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中迅速兴起并积极参与WTO。通过对非政府组织概念和特征的界定,从WTO体制内关于非政府组织的规则和安排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实践,对非政府组织参与WTO问题作简单评析,指出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趋势及其参与对于WTO规则形成和争端解决的影响,从而对我国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提出启示。

明代以来青海草场冲突纠纷及解决路径述略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明代以来青海草场纠纷及解决路径,认为处理草场纠纷时不仅要以一种开放、稳健而宽容的多元文化态度,尊重地方性文化和民间解纷机制,而且还需要用人类普同性价值即当代社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思考、看待与处理草场纠纷。

诉讼解纷机制在乡土社会遭遇冷落的原因分析——来自苏北乡村法制建设的社会调查

文章以乡土社会调查的材料为依据,以法律社会学的知识为支持,对当前我国乡土社会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描述与评判,指出乡土社会的整个宏观文化背景、经济因素、社会条件等诸多合成因素决定了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

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解决之现行机制剖析

现行法律对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案件的解决尚缺乏明确的法律途径,实践中可资利用的纠纷解决机制大致有人民调解、行政救济、权力机关救济及司法救济几种。实际上,这几种纠纷解决途径均存有制度困境和运行障碍,并不能契合村民自治制度本质属性,均非有效、理性的针对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案件的解决机制。清醒剖析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之制度困境和运行障碍是实现制度创新的急切诉求。

古代侗款效力溯源——对古代三江侗族村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

笔者考证了古代侗款的约法性质,并从程序法的角度分析了古代三江侗族村寨社会纠纷解决的基本运作方式,继而揭示:社会契约固有的群体内在约束力是款约得到有效遵守的重要原因。

诉讼在乡土社会所处的困境及其功能弱化——安徽乡村民事纠纷的调查报告

在社会大转型中,中国农村民事纠纷与城市纠纷相比,具有主体的熟知性、类型的多样性、利益冲突的易激性等特点,这些特定的因素决定了乡土社会纠纷与现代诉讼制度之间冲突的必然性。对乡土社会的调查和深入的实证研究表明:诉讼在解决农村民事纠纷实际运作中确实也发生了某种偏离:一方面各种纠纷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愈演愈烈,而现代化法律话语的诉讼却无法为纠纷的解决提供有效的途径,在乡土社会中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已被抵御、蜕变和整合。而ADR的灵活性、简易性、非对抗性、多样性等特性恰恰使其在解决农村民事纠纷时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代表国家权力的诉讼应当仅仅是解决乡土社会民事纠纷以达到社会和谐的其中一个途径,在ADR视野下构建中国农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极具合理性和可行性,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处理农村民事纠纷上仍有很大的空间。

传统与现代之间:董必武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想

社会、法律的多元性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性。建国之初董必武就提出了以便民为理念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想,是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的产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承继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强调当事人主义,与现代社会的平等、参与、协商原则相契合,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调整现代社会的模式。由此,董必武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想,为我国当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提供了历史智慧。

从日美贸易纠纷看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非违约申诉

以日美照相胶片贸易争端案为例,从非违约申诉要件的构成、双方举证责任的划分、政府措施的范围和效力、利益受损与问题措施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等方面,揭示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非违约申诉的原则和特点,探讨现行WTO规则在约束成员方限制竞争行为上的局限和争端解决机制尚需完善的程序与规则,以及当事国在提出或应对非违约申诉时应该重视的若干问题。

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新途径

善于做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党历来高度重视群众工作。近年来,我们党把群众工作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来抓,各方面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肯定。文章探究了目前做好群众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分析了当前我省群众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完善群众工作机制、落实为民办实事、化解排查矛盾纠纷、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强化对群众的宣传教育、重视群众工作的组织纪律等做好我省群众工作的几点建议。

浅议清代民间调处制度

民间调处作为清代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官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其十分依赖,大量社会纠纷都会通过寻求民间调处方式得到解决。通过运用司法档案、契约等文献对清代民间调处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到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已经逐渐得到发展、完善,已初步具有调处主体类型化、调处运行机制制度化、调处依据多元化的特征。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得民间调处在清代社会纠纷化解中扮演了更为重要与有效的角色。

试论可仲裁范围的限与扩

仲裁制度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间的纠纷解决安排,在本质上具有私权属性。各国基于法律观念、社会发展、公共政策等因素的考虑必然会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可仲裁性的范围实际上就是国家对仲裁施以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

农村纠纷解决——对一起水库案的实证考察

文章秉持实证的态度,将一起西部农村水库案作为切入点,力求以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为导引,在分析国家正式解纷机制的基层化生存态势的基础上,认为应当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建构多元化、本土化的解纷机制,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纠纷,以实现农村解纷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和出路。

元明清时期国家法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制研究

元明清时期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是多元的,并且国家在法律上往往承认这些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合法性,使它们成为国家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进而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当中国家对属于民间层次上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进行了相应的立法规制。这个时期国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体资格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能够解决的纠纷范围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的效力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制。通过四个方法的法律规制,把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纠纷解决机制融为一体,构建起多元化下的纠纷解决机制体系。

乡土纠纷解决机制之思考

目前,我国乡土纠纷解决机制严重影响了乡土纠纷的顺利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因素的影响及诉讼自身的局限性。然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尽管早已为中国乡土社会所接受,但也受到市民社会的影响,其解纷的功能正在日渐削弱,加之其权威性与公正性难免受到质疑。故而,乡土纠纷解决机制宜走多元化道路,应在发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吸收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点。

英国医疗纠纷预防与解决机制及其启示

为应对日趋增多的医疗纠纷,于国民医疗保健体系之下,英国在制度设计及实践中注重行政部门的主动介入,分流申诉与惩戒案件,简化纠纷解决流程,革新具名鉴定、被告多元化、ADR前置程序等一系列程序上;注重"Bolam原则判断医生是否违反照顾义务"这一准则在患者申诉程序以及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同时通过适任程序、纪律程序、健康程序除去医生的职务或限制其行医条件,保障医疗质量,以预防纠纷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