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就业如何影响技能形成——基于我国企业雇佣制度的历史考察

技能,尤其是专有技能的形成,需要个体扎根某一岗位长时间的耕耘和摸索,这就需要为劳动者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就业保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执行统包统配的计划式就业,企业采取劳动竞赛、厂内师徒制、技术协作等方法促进个体的技能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公有制企业以编制制度,为部分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就业稳定的制度保障,同时进一步延续和创新了技能竞赛、基于专家工作室的师徒制、职称评定等制度促进员工的技能形成,而非公有制企业则通过签订长期合同、竞业禁止等给予雇员稳定雇佣的可信承诺,并通过强化员工忠诚教育、建立内部人才上升和流动通道、建立内部人才培养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等措施,提升员工专有技能的形成效率。本质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内劳动力商品化和去商品化之间的一次再平衡。企业以稳定的雇佣承诺尊重和保护劳动者作为人的特质和需求,并通过师徒传承、生涯发展、锦标赛和内培内招四大机制,发挥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这一机制还受到国家经济体制以及规范有序的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宏观影响。未来我国的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应重点促进社会群体的稳定就业,通过积极创设稳定就业的制度环境、提升中小微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技能形成能力、提升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结构性与合规性,协助企业构筑健康稳定、可预期的劳资合作关系。

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企业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核心载体。结合城市统计年鉴、人口普查数据与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考察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短期具有积极影响,但长远而言,当劳动力老化超过一定程度后,将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劳动力老化通过企业创新投入、劳动力素养机制正向作用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其中企业创新投入是主要作用渠道,但也通过企业劳动力成本机制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三,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短期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劳动力老化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成立,在国有企业中,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度高的企业中更强,但在行业层面这一效果并不显著;进一步地,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在出口企业中更强;此外,在东部地区,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但在西部地区,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不利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劳动力迁移视角审视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的演化

人口迁移是促进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鲜有研究从劳动力迁移视角审视中国的乡村如何从传统向现代演化。聚焦该议题,发现缺乏人口流动是传统乡村的典型特征,劳动力迁移使乡村原本可预期的以人情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利益交换模式逐渐淡化,继而演化出以市场交易机制为主导的合作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维系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机制不再发挥作用,村庄剩余人口间的互助与合作、迁移群体与村庄的联系以及“城归”群体作用的发挥均受到乡村熟人社会规则的约束。构建合适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及乡村剩余人口间信息对称的优势,促进农户间密切协作,是未来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同时,构建迁移人口与村庄的利益联结机制能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可能。

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来自微观个体层面的经验证据

机器人技术极大推动了物质文明发展,但对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尚且缺乏关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2—2020年共5期样本,结合IFR公布的机器人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进一步对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展开重点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存在显著负面影响。机器人使用引致的工作稳定性下降、工作满意度降低,以及在晋升和学习方面不断加码的竞争压力是导致劳动者心理健康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机器人使用可以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和工作强度,因此还存在部分正向影响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机器人使用对低学历以及低龄劳动者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冲击更严重。进一步分析发现,机器人使用不仅加剧个人学习“内卷”,同时家庭的教育预期也将同步上升,因此通过家庭行为将进一步加剧劳动者的心理压力。对此,政府在大力推进产业智能化过程中,需要对其广度和深度进行合理规划,重点针对就业稳定性和职业技能需求转型提供政策支持,助力企业打造多样性优秀企业文化,加快配套法律体系构建,并为技术敏感性群体提供针对性帮扶指导。

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提升产业链韧性是适应世界形势变化、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基础的必然举措。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出产业链韧性,然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韧性,但区域间存在差异,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链韧性提升,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市场化进程和提升劳动力就业规模对产业链韧性产生促进作用。另外,在市场化水平高和劳动力就业规模大的条件下,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韧性边际效应递增。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应加大各类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增强产业基础能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

构建开放性高素质农民培训市场的思考与探索

高素质农民培训是提升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具有培训面广量大、农民教育培训需求差异大、培训目标多样化和政府主导等特点。传统培训模式面临诸多问题,包括供给与需求脱节、培训内容方式单一、农民参培意愿弱、有效培训资源不足等。分析表明,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目前高素质农民培训市场具有封闭性,市场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该文强调市场机制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作用,探讨引入市场机制以解决高素质农民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措施包括制定培训标准和规范、建立合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引入培训券机制等。

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通过采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验证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市场化水平在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在西部地区最为明显。通过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显著;由调节机制分析发现,农业市场化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持续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建设,强化政策引导和扶持等着力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注重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加强农业市场化发展,推动农业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生产起负向作用,该结论在使用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后依旧成立。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降低了农户的身体素质以及对粮食生产新技术的接受度,这会削弱粮食生产劳动力供给,不利于粮食生产新技术的采用;社会化服务、农业技术推广以及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有助于保障粮食产量;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在非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较差的农村地区以及兼业化程度较低、农业细碎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和稻谷生产中更为明显。据此,建议强化农业技术推广,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业保险保障体系,并加快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

国有企业科技成果估值工作思考与建议

国有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系统中处于主体地位,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发挥着引领与支撑作用。在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中,科技成果估值是关键环节之一。准确、客观的估值可以明确科技成果的价值定位,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激励研发创新,防范法律风险。通过规范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正处于健全科技成果转化评价体系和积极开展多维度成果估值的探索过程。聚焦目前面临的政策边界不明确、估值方法存在不确定性和估值服务机构发展缓慢3方面问题,针对性提出5项政策建议:进一步明确政策边界,完善尽职免责和容错机制;完善成果估值标准和规范体系;加大市场化机制的运用;加强成果估值人才队伍与能力建设;通过前后联动加强估值的准确性。以期进一步加强成果估值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准确度,推动科技成果高效、公正地进入市场交易环节,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共同富裕背景下南通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可行路径

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指标之一,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南通不仅具备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基础,也面临紧迫的现实需求。为此,实证分析了南通市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面临的负面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出口贸易额下滑、新质生产力尚处发动阶段、地区优势挖掘不充分等经济发展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税收制度部分规定对资本的友好度大于对劳动力的友好度等分配机制层面的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通过挽留产业链、加快新质生产力代谢、充分整合旅游资源、提升劳动者技能素养和加快乡村数字化赋能等多渠道提升经济总量,通过打造低收入群体友好型城市、优化税收调控及提高工资中劳动要素价值占比等措施,进一步改善分配机制,以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吗?

从农村人口老龄化视角出发,研判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是否存在替代作用;判断我国当前农业劳动力是否短缺,预测我国未来农业机械化水平,尝试对“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吗?”进行解答。采用我国31个省市200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替代能力视角出发,采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提出衡量农业机械替代能力的估计方法。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能力为:10000 kW的农业机械每年能够取代大约1169~1239个农业劳动力。并通过古典经济学测算方法、时间演绎法、ARIMA预测模型,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以及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水平大致以每年增加24946630 kW的速度增长,到2035年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大约会增加374199450 kW,农业机械化的增长能够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短缺。

农业技术扩散与市场集中度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目的】明确农业技术扩散与市场集中度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探究不同地区农业技术扩散与市场集中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为我国农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方法】选取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扩散和市场集中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作为中介变量,采用系统GMM两步法进行基准回归模型构建,并基于2014—2022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由于数据不可得性,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西藏未纳入研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农业技术扩散、市场集中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机制作用。【结果】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农业技术扩散、市场集中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76和0.003,分别达极显著(P<0.01)和显著(P<0.05)水平,即农业技术扩散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明显高于市场集中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农业技术扩散与市场集中度可通过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而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农业技术扩散与市场集中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排序表现为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建议】深入认识农业技术扩散与市场集中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1)强化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体系,促进农业技术快速扩散;(2)优化农业市场结构,适度提高市场集中度;(3)实施差异化区域农业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

健全高质量劳动力市场体系的着力点探究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劳动力支撑,需要健全高质量劳动力市场体系,其着力点在于打造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建立上下协调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完善公平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保障机制,由此形成一个竞争有序、标准规范、制度完善、服务功能齐全的高质量劳动力市场体系,从而依托高质量劳动力市场体系发展的成效,助力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河北省就业市场现状分析及优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发展之要。当前,河北省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就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重点群体就业难度仍然压力较大,就业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劳动力整体素质和劳动报酬水平与其他省份相比偏低。受京津“虹吸效应”影响,人才流失严重。因此,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增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能力,全力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促进劳动者素质和岗位需求相匹配,健全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机制。

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识别影响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是实现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前提条件。使用2011-2020年间我国26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影响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水平能够促进我国共同富裕;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受到地理、文化、政策等方面的约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劳动力市场化配置能够通过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我国共同富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能够为新时代我国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事实依据和政策参考。

家庭视角下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微观机制研究——以临沂市兰山区为例

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涉及乡村家庭伦理与经济行为两个难以统筹协调的范畴。文章基于乡村家庭所内含的经济价值、伦理价值、社会价值三重价值体系,建构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家庭适应性调适逻辑框架,从个体、家庭与空间三个维度剖析了城市边缘区7个样本村的家庭非农转移就业特征。研究发现,在乡村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趋势下,非农转移就业日趋年轻化,且具有清晰的年龄结构转换特征;以核心家庭为载体的劳务打工仍为主导转移途径;在城市边缘区城乡职住网络化格局中形成清晰的近距乡镇职住生活圈;家庭视角下“个人—家庭”“农业—非农”“通勤—离乡”三大适应性均衡策略是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多元分化的内在逻辑。纳入家庭价值体系的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研究有助于为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人才振兴等政策的制定与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借鉴。

劳动力市场化何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数量和价格的双重视角

劳动力市场化不仅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核心内容,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03—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劳动力数量和价格市场化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化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化能显著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且伴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呈逐渐增强的变化趋势;劳动力数量和价格市场化配置均能显著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劳动力价格市场化配置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略大于劳动力数量市场化配置;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市场化能够通过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加速技术创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基本呈现“西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的分布特征。本研究为促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双重市场均衡与扩张

本文利用统计信息和微观数据探究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市场的特征,并基于这些特征构建了包含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两个市场的搜寻匹配模型。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的结果展示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双重市场均衡状况,并为非农就业市场的扩张提供了机制解释。在两个非农就业市场上,不同的市场环境变量影响着岗位创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成本降低共同促进了非农就业规模的扩大;当前,生产率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而农业专业化在未来可能推动非农就业向单一市场演变。

Solution to the Dilemma of the Migrant Labor Shortage and the Rural Labor Surplus in China

Since 2003, China＇s labor market has been facing two coexisting crises： a rural labor surplus and a severe shortage of migrant labor Using data from the 2000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questionnaire, which covers 288 villages in 36 count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is dilemma. Specifically,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a Mincer- type model and a probit model are appli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educational level on the employment choices for rural laborers, and on the wages and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migran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our analysis, we propo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aimed at increasing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rural dwellers,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policies to eliminate all artificial barriers, to facilitate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ers.

实现“双碳”目标的五位一体联动机制

“双碳”目标是中国向世界的承诺。碳达峰和碳中和,实际上是降碳增汇。为实现“双碳”目标,政府、市场、企业、商会和文化,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文章分析了由政府宏观调控与监管机制、市场调节引导机制、企业管理协调机制、商会协调监督机制、文化影响引领机制组成的五位一体降碳增汇联动机制,探讨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及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和市场体系的作用、市场与企业的边界、政府与商会的互补、政府与企业的分工合作、政府如何运用文化的力量、企业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政府、市场、企业、商会和文化共同作用,形成引导力、激励力、协调力,最后形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合力。实现“双碳”目标,是多个主体、多重机制、多种力量的联合作用,具有目标一致性、主体多元化、机制多重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