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敬梓以“师恩年谊”关系结构《儒林外史》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关系中,“师恩年谊”关系影响最为深广。将《儒林外史》与《明史》中的师恩年谊加以对照、解析,会发现吴敬梓以师恩年谊关系为隐性线索,完成了对小说叙述动力的创变,其意义在于实现了小说人物大范围、高频率的空间转换,使小说结构呈现出看似散漫实则严整的状貌。同时,创立了一种不同于《明史·儒林传》的书写方式。既体现了科举关系在明代的发展实况和社会影响,也反映了吴敬梓根据现实见闻为儒林写外史的创作初心,用讽刺书写有效补充了正史之不足。

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

明朝以朱注《四书》为科考内容 ,必然扭曲文人的心态 :轻者因皓首穷经而变得思维狭窄、陈腐 ;重者吹牛拍马、“寅缘阿附” ,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 ,丑态百出 ,人格丧尽。有独立思想的文人起而反思、质疑 ,走出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 :或沉迷学术 ,或放任自流 ,以激进的方式回应科举的得失与成败。

明清回儒心性论探析

"心性"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命题,也是伊斯兰哲学关注的问题。明清时期,回儒学者积极会通中国传统哲学和伊斯兰文化,诠释、建构了一套颇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心性论,详细论述了人性、人心及其关系。身处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明清回儒,关于心性的阐释不仅丰富了儒学心性论的维度,也丰富了伊斯兰哲学的内涵。

《六十种曲》与明代文人心态

戏曲作品往往是现实生活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六十种曲》是明传奇的经典选本之一,明传奇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几乎悉入其中。《六十种曲》的作者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编织传递出明代文人的心态,即追求富贵以证明自己,重视个人的感情要求从而享受生活,归隐山水信佛入道为了做个真实的自己,等等。总之,明代文人的心态表现了他们重感官享受轻精神追求的特点,这与传统意义上文人的理想人格有些距离,但更具有真实性。这是明代文人顺从自己的内心要求的结果,也是他们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得以立足与扬名的明智而无奈的选择。

从小品文看晚明文人心态

形式轻灵、隽永,体制短小精炼而富有个性化的小品文,是晚明文人心灵的宣言书。通过对小品文的解读,可以看到晚明文人慢慢走出"异端"思想的影响,对于社会现实给予重新审视,希图找到一条能够调和礼制与人欲的路径。在他们苦苦思索之后,依然未能寻出一丝新的光线,于是陷入彷徨苦闷近于虚无的情境之中。然而,这种状态却是朴学新思潮到来的思想上的准备。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淑世心态

明代中晚期小说虽然受到新兴的市民思想的影响,但仍呈现出士人的淑世心态。主要表现在"浓厚的道德教化"与"进取精神的张扬"等方面,产生这种淑世心态的原因主要在于儒家的救世精神、士人"不朽"的人生价值追求与士人主观上意欲提升小说地位等原因所致。

转型期晚明文人心态管窥

社会转型期晚明文人的心态主要表现在文人俗化、闲乐自适、任情纵欲和拯世济民等四个方面。晚明文人心态的种种表现,是城市商业繁荣带来的奢侈之风、心学启蒙下的文艺思潮和世俗社会追求闲适享乐风气相结合的产物,是晚明文人生活情趣世俗化的必然结果。就其积极性来看,它们是晚明文人追求自由理想人格的反映,也是晚明文人丰富而真实的生命表达,充分展示了晚明文人的人性之真和人性之美。

观剧诗与明清之际文人的“自我认同”

目前学界对明清之际士人心态的探讨,多以"遗民"或"贰臣"的身份进行归类,但"遗民"身份并不能等同于"遗民心态",这种概念先行而形成的文人集体意识无形中简化了其易鼎之际的焦虑。文人在观剧及与伶人交往时,曾立足于重建"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将易代之感融入观剧诗中,其中既有自饰的倾向,又有不自觉的心灵写照,均依托于戏曲发展的成熟,进而形成了明清之际观剧诗的独特之处。

“家园—他乡”之间:明清士人西山诗文的心灵空间

在"家园—他乡"的两极空间二元结构中,常存在中性地带。当家园失落了以后,人们会寻找一个"替代空间",来满足自我的"恋地情结"。西山对于明清京师士人来说就是一种具有地方感的"替代空间"。由于临近京师又有南方山水的灵秀,西山虽不是家园但具备慰藉心灵的功能。京师士人在朝市与山林之间,始终涌动着痛苦与逃离、追寻与屈服的矛盾与挣扎,难以找到出处之间的统一。虽然身处帝乡,西山诗文却体现出了与皇权文化不一样的想象空间,其中饱含着士人的家国情怀。

明清之际士人的“废墟意识”

明末清初,伴随着持续的战乱、疾病与灾荒,许多地区呈现出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景象。这种废墟景象也反映在思想文化层面,表现为文化传统的崩坏。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的倾塌与国家的覆灭,共同催发了士人"废墟意识"的产生。这既体现在文人作品的幻灭感和痛苦感之中,也贯穿于士人的社会交往和文化行为方面。从傅山的精神世界切入,关注他孤独的内心和随心所欲的率性行为,我们可以领悟到"废墟意识"在个人生命体验中的表达,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士人所共同面对的世界之疏异与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