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就义诗》和杨匏安《示狱友》考辨

据文献记载,罗亦农和杨匏安两位烈士在牺牲前均留有就义诗。罗亦农《就义诗》与杨匏安《示狱友》前四句诗中的三句内容完全一致,二人各自作诗的可能性较低。长期以来,围绕两首就义诗开展研究和宣传的文章似乎总是“互不干涉”,鲜有针对诗文作者的考证文章。近翻检史料,发现多篇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罗亦农遗书及杨匏安遗诗的文献资料,基本可以证明广为流传的就义诗句出自杨匏安《示狱友》,而罗亦农牺牲前作《就义诗》一事系误传。

从两个传统中确认岑参边塞诗的写实特质

边塞诗的创作实际存在着写实和想象两种方式,即写实的边塞诗和想象的边塞诗,以此可以将边塞诗区分为两大创作流派,这也形成了边塞诗的两大创作传统。岑参边塞诗的写实性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其重要价值之一在于以诗证史,以诗歌证西域舆地。岑参边塞诗的诗题具有纪实和叙事功能,而且诗题中地点明确,统观各诗诗题又具有认识其西域行迹的系统性。

玄言诗的类型及评价

文学史上对玄言诗的评价一直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其原因是对玄言诗缺乏"区别对待"。玄言诗有两种创作类型,即铺演玄理和立象尽意。铺演玄理的玄言诗有对玄理的"隔"与"不隔"之分,立象尽意的玄言诗有意、象"未融"与"已融"之别。通过对玄言诗类型的分别与分析,可以对玄言诗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作出新的评判。

依相叙事源流论——以宋元叙事性伎艺为中心

在宋元叙事性伎艺的唱演形态中,普遍存在着以形象性的形体辅助故事讲唱的格式与思维,此之谓"依相叙事"。辅助故事讲唱的各种形象性形体谓之"相",各种叙述性伎艺皆是依相叙事思维的表现形态。其间,虽然"相"的形态有变化,"相"与讲唱者在形体上有分有合,但二者的功能并未消失改变,二者的配合关系仍然存在。本文以宋元时期几个典型的叙事性伎艺为中心,把握变文唱演形态中图画辅助故事讲唱的格式及其所蕴涵的"依相叙事"思维,探讨变文、影戏、傀儡戏、宋大曲、连厢词、说话、元杂剧在依相叙事思维和格式上的渊源关系与形态流变,重点梳理"相"的形体、功能及其与故事讲唱的配合关系,并对毛奇龄关于元杂剧唱演形态中连厢之法未尽变的观点、王国维关于元杂剧相对于叙事体宋大曲进步之论、孙楷第关于宋元戏文杂剧源出于傀儡戏影戏之论、胡士莹关于变文画卷与说话艺人表演间关系等观点进行再思考。

云南舞蹈创作的观念、方法与智慧——从“舞蹈诗”说开去

"舞蹈诗"是一个新兴的舞蹈品种,近年来业界对其的性质、特性、表现方法等都有过各种言论和争议。但这一新型舞种近来在发展上却遇冷,"舞蹈诗"这种形式的确是顺应了某种对于舞剧艺术不求甚解的趋势,让原本较为严谨的舞剧艺术探索沦为一种简单化的艺术处理,"国家艺术基金"明确表示对其不予支持,让这一尚处在襁褓中的舞蹈品种现出颓势。然而在云南,这一品种却始终是舞蹈创作的一个主流。那么,是云南跟随全国形势晚半拍,还是另有原因?笔者借观摩"第十三届云南新剧目展演"之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扫描和分析,并对云南"舞蹈诗"的晚会倾向及其影响给予关注。综观国内外舞蹈诗的经典之作,笔者认为对于"舞蹈诗"这种样式的深入开掘及其有效发展,显然需要更多的思考和不断感悟生活、挖掘和提炼艺术形象的能力。在表达上,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和方法,重要的在于艺术家们以自我个体去感悟生活和在艺术上不断自我提升的积极性,这一点,在云南这个有可能不断地对"舞蹈诗"进行"复制"的地方,似乎更要有所醒悟。

云南省第十三届新剧目展演舞蹈剧目综览

云南曾经为全国的文艺舞台提供过美不胜收的民族歌舞。即使到今天,由于种种原因,云南民族歌舞的创作创新成为了新的难题,但此次第十三届新剧目展演的全部作品也仍然呈现出了其他地区作品无法与之相比的丰富多彩、斑斓多姿。云南的舞蹈作品,无论是舞剧,还是舞蹈诗类的,应该追求它的云南味,还是追求现代感?在目前或者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云南味"依然应该是我们需要着力追求和保持的方向。因为这关乎云南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化中的辨识度。尤其是那些在民间具有原生形态的舞蹈形式,它是有其独特的生命状态的,具有文化的自足性,如果随意用解构、变形的方式处理,日久天长,我们可能每届新剧目展演都一部一部搞些新作出来,可是几十年下来,民族的传统舞蹈风貌就消失殆尽了。综览整个展演的舞蹈类作品,值得反思的问题一是民族舞蹈语汇的量度和尺度在哪里?二是舞蹈诗意归何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遗憾、缺陷和不足,但是,云南的文化艺术事业仍在征途上不懈地跋涉,仅就新剧目展演这项活动已举办到第13届而言,足以证明云南是有毅力、有决心、有底气再铸辉煌的。

从吴中唱和看皮陆诗派在唐宋诗史中的地位

皮陆诗派是唐末吴中地区出现的一个以皮日休、陆龟蒙为主体 ,由下层士人组成的地区唱和群体 ,诗派成员过人的才气、共同的闲人身份和达观自适的人生观孕育了尚才自娱的诗歌创作观 ,诗派成员在此创作观下表现出来的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的创作倾向在从杜甫、韩愈的“以文为诗’到宋人的“以文字为诗 ,以议论为诗 ,以才学为诗”的漫长演变过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捩地位 ,而诗派尚才自娱的创作思想以及唱和中自娱自戏的种种表现实际上也已成为宋诗娱乐化倾向的前奏 ,吴中唱和并形成了诗派成员独特的艺术风格。

陶渊明与玄言诗——兼论陶、谢诗风的差异

陶诗和玄言诗联系密切,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玄言诗中已经潜藏着田园诗的题材因子,陶渊明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歌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玄言诗并非都是抽象说理,好的玄言诗也能表现一定的词趣,陶诗在这方面显然也受到了它的影响;陶诗与玄言诗在语言上都不假雕饰,二者在风格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山水诗是玄言诗的产子,那田园诗也同样是玄言诗的爱儿。说山水与田园同出一源而两水分流,这并不是难以置信的梦呓。

忧患与失落——对南宋词人的情感解读

词作为一种文学体式 ,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南宋词表现出较为独特的艺术风格。忧患与失落是这一时期词作所表现出的主要情感特征 ,词人们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 ,使这一情感特征得到充分展示。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浸润下中国诗歌的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华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迅速扩大,这一影响同样也波及了这时期的文学发展。反映到诗歌园地中来说,佛教在该时期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传统诗歌的变革。

诗人之词与词中诗心——论中唐诗歌影响之下的文人词

中唐是早期词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彼时的文人词作者皆为声名卓著的诗人,尚无专业的词作者出现;其时的文人词与诗没有明确的界限与分野,演唱实践中诗词并用、难分彼此,词尚未成为独立的文体;词在意境、取象、表现情感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中唐诗歌的特点。可以说,中唐词是诗歌影响之下的诗人之词。对于中唐词这一特征的考察,揭示了诗歌对于早期词发展的影响以及早期词体建设所作的贡献。

立象尽意:中国传统诗学中“言”的淡化与遮蔽

哲学命题“立象尽意”被借用到诗学领域之后获得了崭新的内涵 ,即对“言外之意”的强调与追求 ;在韵味、兴趣、神韵和境界等学说的承传之中 ,这种强调与追求逐步被加强。然而 ,正是在这一发展历程中 ,诗歌语言自身的审美价值逐步被淡化 ,乃至最终被意象美与意境美的夺目光彩所遮蔽。认识传统诗学这一重意轻言的倾斜形态 ,对现代汉语诗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阴铿纪行诗内蕴探析

阴铿的纪行类诗歌在纪行中写景抒怀,既有个体的羁旅悲愁,亦有对动荡时世的担忧,对百姓民生的关切。与同期诗人诗作相比,其纪行类诗歌意蕴深厚,现实感较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历代《诗经》误读原因臆说

《诗经》研究存在严重的误读问题,其原因大致包括基于"陈诗讽谏"造成的先入为主,"赋诗见志"造成的断章取义,先秦诗教造成的与政治的联姻,经学的政教功能和宋明理学的歪曲,以及浅浮的学风等几个方面。由此可知,推重文本乃是还原《诗经》本旨的根本途径。

“以意逆志”的内涵探析

由"以意逆志"的阐释史和文学作品的解读史可以看出,"以意逆志"这一命题在为文学作品的正确解读提供方法时,却意外地为作品的多样化解读打开了方便之门。它昭示我们:"以意逆志"必须结合"知人论世",才能建构作者之志,而建构过程中时代因素与个人因素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建构结果也随之呈现出时代差异与个体差异,因而文学作品的正确解读只能是一种发展趋势,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山水哲理诗:诗人对人生的体悟

山水哲理诗是智慧的结晶,表现了诗人对宇宙与人生的理性思考,对理想与真理的执著追求,对社会与生活的满腔热情。山水哲理诗转向非人的世界的目的是欲从大自然那里领悟人生的终极价值,揭示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的奥秘。作为诗与人生哲学交叉、整合的核心体现,后者无疑更具有山水哲理诗的质的规定性。

因王士禛语试论任昉诗歌

南朝人有言"沈诗任笔",则知诗歌创作并非任昉所长。然而在《分甘余话》中,王士禛却给予任昉诗歌高度的评价,以为优于沈约,抵牾显生。任昉博物广知,作诗动辄用典,他的诗歌呈现出渊雅的风格特征,与以沈约为代表标榜"三易"说的永明新体诗人大相径庭,而这显然也正是作诗重材力的王士禛激赏任昉的主要原因。尽管钟嵘等批评家指责任昉诗格不高,但他与王融等作诗以事义表学问的方法,却得到相当一部分士人的认同及效仿,在当时文坛形成了以学问为诗的一派。任昉诗歌今存虽少,然而以学问为诗的倾向迹状显在,仍可借以察知当时这一派诗人创作的大致情况。

从《今词初集》看“独抒性灵”的纳兰词

《今词初集》是清初一部极具特色的词选,其中收录了编者纳兰性德17首词作,是单个作家选词比重最大的。所选录的词作体现了纳兰"独抒性灵"的词学观念。另外,选词中还有典故的大量运用,这种看似矛盾的创作手法实际上也是与纳兰词学观相统一的,是纳兰调和理论观念与创作实践冲突的体现。纳兰词"自然"的美学传统渊源有自,消融了清初词派的隔阂,而纳兰词主"情"的特点也对清代词坛的创作起到了补弊纠偏的作用。

论苏辙的农事诗

苏辙的农事诗主要是其从政期间和闲居颍昌府十二载所作。农村基层实践活动是苏辙农事诗的创作来源,民本思想是其农事诗的思想基础。苏辙农事诗可分为三类:一是悯农诗,关心农事,关注阴晴雨旱,同情民生疾苦;二是劝农诗,劝民勤俭务农,摒弃懒惰、祀鬼陋习;三是以农讽政诗,劝导官吏同僚关心民生,揭露时政弊端。苏辙农事诗体裁多样,感情真挚,内容丰富;语言清新自然,善于用俗事、俗语、方言、口语入诗,诗中多用比喻、典故、对比、双关等艺术手法,使得其诗歌语言平淡自然却不失风趣幽默,体现出以俗为雅的特点。

宋诗中的观戏书写及其诗学与民俗学意义

两宋时期人们的娱乐生活丰富多彩,百戏尤其受到宋人的喜爱。百戏发展到宋代,种类与形式都得到极大的发展,其中社戏与傀儡戏最受欢迎。诗人们选取观戏这一特定的事件入诗,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书写,使百戏的内容与观众的状态得到充分展示,体现了宋人对日常行为的关注。以观看百戏为题材的宋诗,不仅拓宽了日常化书写的领域,发掘了日常化书写的深度,而且对以往叙事诗的创作手法作了继承与革新,具有三重诗学意义。此外,该题材的诗歌也反映了两宋时期多姿多彩的民俗面貌,具有民俗学方面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