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晚期江南十番与南北戏曲曲艺环流考论

清中晚期是全国戏剧戏曲等艺术形式发生深刻转变的重要时期。兴起于民间、晚明已趋活跃的江南十番得到明清文人诸多描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且与戏剧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十番从演出人才、演出曲目到伎艺传承等诸多方面与北京宫廷等演出场域形成南北环流。在戏曲曲艺生态共同体的视角下,对江南及宫廷等南北十番演出情况的考述,深入探考南北曲艺环流下的地方曲艺发展形态,重新审视清代戏曲曲艺生态场域及历史进程,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黄震的社会政治思想及改革观

黄震是南宋后期著名的爱国学者和思想家．他在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支配下，提出了以正纲常、励士风、重人才、苏民瘼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及改革方案，希冀以此挽救南宋政权的统治危机．黄震政治思想中所体现出的某些进步、合理的成份值得后人珍视．

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文学形态——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的诗歌创作

游士自视为士人阶级并努力向士大夫靠近,但其社会身份却更接近平民。游士议政诗歌具有士大夫般的忧时忧国情怀,却因为过于激烈直白而被质疑为卖直钓名、粗豪亢厉之作;游士诗歌力求风雅,却被视作矫语高蹈的伪风雅;游士诗歌情调语调通俗,却与平民赏爱的话本、杂剧、南戏尚有一点距离,无法被庶民百姓广泛接受。游士阶层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中间游移性质,使其诗歌成为传统文体大幅度变革的载体,是南宋文化转型以及文学转型时期一个士庶交接、雅俗杂糅的文学形态,也是俗文学冲击下雅文体之俗化达到了临界点的标本。

论南宋后期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

南宋后期最早活跃在诗坛的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从晚唐入手的创作方法表示了宋诗向唐诗的复归。这个时期成就较高的诗人是文天祥和汪元量,他们是这个阶段学杜最有成就的诗人,也普遍有以诗存史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文天祥创作的集杜诗取得了较高成就,他的集杜入乐也是一个创新。宋末的其他遗民诗人如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等,其诗歌创作也有学杜之处,但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不高。

中晚唐南北治政比较

中晚唐时期南北方的基本社会态势在社会构成主体、地方主政者出身、地方与中央之间关系等方面都明显不同。在这种明显不同的社会态势下 ,北方胡人统治者在治政过程中多能与部众同甘共苦 ,重视改善统治 ,发展农耕生产 ,而南方汉人统治者在治政过程中往往并不关心生产情况好坏 ,只着眼于多征收赋税和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南北方不同的治政风格 ,导致了不同的治政绩效 ,中晚唐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南方 。

后梁政权与南北朝晚期政局

西魏、北周、隋之所以扶植江陵后梁政权 ,根本原因是在南北对峙的军事、政治形势下 ,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需要。后梁力量弱小 ,且处于中间地带之上 ,不得不做北朝政权政治、军事的附庸。南朝失江陵 ,最后丧失了长江中游的中间地带军事防御能力 。

艳体乐府诗的复兴

艳体乐府诗是指内容香软、风格艳丽的乐府诗。它的首次兴盛是在梁、陈至初唐时期。到了中晚唐,李贺、张祜、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又大力写作艳体乐府诗,使艳体乐府诗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补写六朝宫廷乐歌,一是模仿六朝乐府诗。中晚唐的艳体乐府诗基本上已不入乐,多是借南朝兴衰之史针贬现实。尽管他们四人都写艳体乐府诗,但在新旧题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有所不同。

理学教育与科举批判——以南宋中后期辞赋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辞赋中的劝学成分大幅度增加,甚至出现了全篇以勉学为主旨的作品。书院赋产生于南宋,是理学家从事教育活动的直接产物。书院赋以叙写书院创建、抒发承圣情怀、宣扬教育理念为主要内容,其中朱熹的《白鹿洞赋》最为杰出,对后世的书院赋影响甚深。此外,理学人士在辞赋中表达了对科举制度深刻、严厉的批判。

论北宋中后期两大词学流派对词体诗化理论的贡献

北宋中后期,词学理论家大致可分为两派:曲词派和诗化派。前者沿袭晚唐五代以来的观念,从音韵角度强调词体的特殊性,更多承认词体娱宾遣兴的功能;后者借助传统诗学,构建词体诗化理论,拓展词体的表现功能,使词体向诗歌反正。在词体向诗歌反正的历史进程中,诗化派以其杰出的理论建树,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而曲词派也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诗化派的影响,在情趣、意境、风格、结构、修辞等方面流露出来,对词体诗化理论的成长有襄助和补苴之功。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词体诗化理论发皇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理论家虽仍多尊奉《花间集》,以"协律和声"和"娱宾遣兴"之类理论观点,守护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词体特性,但在时代新风的吹拂下,在词体演变规律和文学创作规律的作用下,其理论和创作都出现或强或弱的诗化的倾向,从而在客观上成为诗化派和词体诗化理论的襄助者和补苴者。他们所取得的具体理论成就,应予充分关注和科学辨析。

“格物致知”与南宋中后期辞赋

南宋理学发展迅猛,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重塑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与理学关系密切,其中"格物致知"观念对辞赋创作颇有影响。"格物致知"的对象可以分为自然界中的"物"和人生界中的"物",而"格物致知"向辞赋创作渗透主要以自然界中的"物"为媒介。南宋中后期的山川地理赋与咏物小赋受"格物致知"观念的影响最为明显。在这两类赋中,作家通过观察、体认自然界中的"物",领会到了天理流行与人生中的大道理。

明代中后期歌谣时调与散曲之互动考论

明代中后期,歌谣时调和文人散曲在沿着各自道路发展演变的同时,常常出现碰撞与交会。二者的整体互动体现在所用曲调、形式体制、作品创作等方面,它们的相互影响均在对方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不可忽视的痕迹。

“诗史”精神重放光辉——论宋末诗人对杜诗的接受

南宋末年,在文天祥以身殉国、忠义存诗存史的影响下,一大批南宋遗民、诗人奋起直笔,模仿杜诗,以诗存史,而且往往在诗前另以序言辅以记史。

两宋印钞铜版文字考——以“千斯仓钞版”为中心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陆续发现三块(组)宋代印钞铜版。其中一块钞版文字是:"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一些学者推断该铜版为北宋钞版。鉴于各家对版中文字读法互有异同,还有学者对其真伪问题提出质疑。依据丰富的宋代文献资料作为佐证,可将这段文字分为五个词段进行解读(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进而证明此铜版文字表达方式属于南宋中晚期。钞版内容既与历史记载几乎一一相合,且这些记载所反映的货币制度并不为后世所熟知,则此版很难推断是伪造的。

中晚唐至宋初的亲随迭代与宦官升沉

宦官群体在晚唐五代经历了两次屠杀,至宋初再得任用。宦官制度也经历了扩张、废止和重建。这一跌宕起伏的政治过程和官制紊乱,是因亲随纽带在政治中的作用加强,而帝王亲随集团又不断分化重组、迭代更新所造成。中晚唐至宋初的帝王亲随主要有宦官、亲将与亲吏等。中晚唐君主在庞大的宦官群体中重新拣择近密、忠诚者组成内养、高品和宣徽供奉官。晚唐至五代初期,宦官经历屠杀,宣徽供奉官成为君主安置其他亲随的人事入口。五代后期,宦官经历了再受宠信和再次被屠。供奉官、殿直和承旨等三班群体在君主身边活跃起来,并全面走向武化。赵宋开国后,武化后的三班群体规模膨胀,亲随属性稀释,且不适应新政权统一战争的需要。最终,宦者重新获得任用的契机。

论南宋后期中下层士人墓志的道德叙事

南宋后期随着士阶层下移,出现了许多为中下层士人所撰的墓志文。理学家撰者们本着“诚于中、形于外”的观念,采用日常化、聚焦小人物私人生活与行为举止的叙事策略,呈现出以书写个体道德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同样出身下层、有过坎坷科举仕途经历的理学家,将一己之生命体验融入墓志撰写当中,为中下层士人群体高扬德行,这本质上是科举时代背景下建立多元价值取向的尝试,是士人群体间互相联结的精神共鸣与自我价值的确认,还是理学家立榜样以救世风的努力。

黄岩沙埠窑址群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认识

2018年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和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对沙埠窑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相关考古成果对于探索北宋中晚期越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等窑口的技术交流与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朝士·名士·游士:南宋中期诗人的三种面相

朝士张良臣、名士林宪和游士戴复古是前后相继的三代人,作为“富贵不可致”“择术复自苦”的能诗者被定性为“诗人”。南宋中期以后有些文人逐渐疏离政治,以诗歌为生活和社交重心;拥有诗集和诗名成为确认“诗人”身分的资本,诗集刊行使“诗人”和诗歌的空间得以推扩;同时,士大夫与“诗人”的文学观念和评价体系却渐成扞格。学“晚唐体”的风气是地方“诗人”影响到中央文坛最终又成为“诗人”之诗与士大夫之诗的分界。张良臣举进士到戴复古挟诗干谒、名动公卿,其间的半个世纪正是江湖诗人群体形成的早期阶段。从楼钥为这三位诗人的诗集所作序跋切入研究,能够解析南宋中期以后诗歌相关现象和观念的变化,对既有结论作出修正和补充。

再论宋南海神东、西庙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学术争鸣有助于澄清历史事实。赵立人《南海神庙史实辩正》一文提出拙文《宋南海神东西庙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四点商榷意见,本人认为其观点有争论和商榷的必要。其一,赵文忽视《市舶条》等外贸制度,混淆国内贸易管理机构'都税务'、'市务'与国外贸易市舶司的区别,其结论扶胥镇'在宋代为外贸港口'所用史料和解读有误;其二,广州南海神西庙始建时间与北宋南海神不断显灵的背景有关,洪圣王庙既与'东祠'同文对比出现,自然为南海神西庙无疑,赵文判断西庙方位参照物互换,存在偏差;其三,从宁宗开禧至南宋亡,广东海上丝路日趋式微的观点正确,赵文运用和解读史料不当。

“南海Ⅰ号”宋代沉船2014年的发掘

2014年,"南海Ⅰ号"考古队对在广东南海川山群岛附近发现的宋代沉船进行了发掘。出水遗物有瓷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钱币、锡器、漆木器、木材、朱砂和少量植物种子等。从已发掘的船体判断,沉船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时代为南宋中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