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the Factors of Kunming Temple Garden in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ing based on preliminary study of Kunming famous templ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about the framework of landscape,layout of waters,characteristic of structure and plant furnishing in Tanhua temple,Black Dragon Pool,Masijid of Shuncheng,Haiyuan temple and Golden Shrine which are famous temple garden in Kunming. A simple interpretation was drawn of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n temple garden in Kunm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via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on many factors which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garden of Dynasties of Ming and Qing. Then we have reviewed the elemental traits of temple garden built at that time,put forward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tect and develop those temple garden now still exist in Kunming.

从宋氏家庭移民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军户移民现象

家族移民史是中华民族迁移史的微观基础,明代武功县宋家堡宋氏家庭移民的原因和时间的历史溯源,对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庞大的军户移民有一叶知秋的学术价值。研究采取历史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方法,试图还原明代中叶宋氏家庭军垦移民的历史真相,继而为了解明代陕西庞大军户的形成奠定微观基础。明代在陕西实施的军屯移民战略,可稳定国防、充实“宽乡”、减轻赋役,形成明代特殊的移民方式,使陕西成为全国军户移民最多的省份。宋氏父子两代人的血泪移民史,是明代陕西军户移民现象的缩影。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肇建与重修:明代高阳文庙丛考——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为中心

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又称为庙学,其兴废盛衰是衡量当时某地文教科举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河北省社科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中与明代文庙有关者有12通,其中标题直接标识文庙重修者有4通。通过这些碑刻并结合其他典籍和碑刻资料可知,高阳文庙肇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其至晚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自洪武三年易址重建后,各时期重修不辍,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明万历年间。这与该地当时文教和科举之盛呈正相关,并相互促进。

永乐至宣德时期明朝郡县安南新论

明成祖时,因胡季犛的篡位以及明安边境的纠纷而导致两国矛盾冲突激化,从而有明朝征伐安南并将其重新设为郡县之举,并对安南进行了为期二十年的直接统治。然而由于明朝治理政策的失误,导致安南不断反抗明朝的统治。自明宣宗以后,鉴于安南自身强烈的独立意识以及明朝对统治安南利弊的权衡,明朝便决定放弃对安南的直接统治。笔者认为,明成祖在征安南前后便已经做出了郡县安南的决定;明朝郡县安南的原因除了明成祖的个人因素外,还包括对传统“天下观”和“春秋大义”的维护,以及中原王朝“安南情结”的影响。但这一行为已经背离了“兴灭继绝”的初衷,违背了藩属体系的原则,并在本质上体现了双方对“华夷”身份的不同定位。

晚明人士撰著《论语》读本探析

文章依据《论语文献集成·明代编》,摭取明万历以后问世的八种《论语》读本,依次叙述著者生平、成书缘由,通过梳理和概述其书的内容要旨,探析晚明时期《论语》读本类著述为士子科举制义计的文本特点,以及围绕程朱理学或阳明心学解经的诠释旨趣。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明世宗崇道研究——以嘉靖朝道士群体的行为解读为中心

明世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君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广征道士入京,助其斋醮修炼,还给予道士群体贵极人臣的无上恩荣。然而这些道士在以道术和妖法获宠之后,却凭借着世宗的宽纵和信任,援引同类,交结朝臣,干涉朝政,最终对嘉靖朝政治造成了众多的负面影响。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守备任莫重此矣”:明代凤阳守备太监职任考

成化年间,明廷在凤阳设置守备太监一职,至南明弘光政权覆亡而终止,一百七十余年中至少有二十六人担任过凤阳内守备一职。他们之中,基本来自明中央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司礼监、内官监、御马监、御用监及神宫监等衙门之中。其职责范围包括:守护皇陵、兼管皇城、看管高墙,监管罪宗、统摄军民及岁贡时鲜等。在各时期尤其是朝局的剧烈变化之下,他们的职权范围也随之波动起伏。

良臣·良贾·良民:明清徽州地区的职业观及其现代启示

明清徽州地区以士农工商为正业,各宗族禁止子弟从事胥吏、僧道、屠夫等“贱业”,要求子弟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要积极就业,以避免游荡社会,甚至走上邪路.在职业实践中,各宗族要求子弟保持勤劳的品质与专精的职业素养,分别对儒业、贾业、农业、手工业的从业者提出了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以良臣、良贾、良民等从业质量作为职业理想.上述关于职业认知与职业素养的要求对当前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形成、职业素养的提升、职业意志的训练、职业理想的确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晚明诗学奉行“第一义”的不同路向及其得失

“第一义”学说与中晚明诗学具有紧密而复杂的关联,过往学人多将此视作七子派因袭模拟以致无穷流弊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屡有批评。但就文学创作的实际言,奉行第一义,特别是取法古人,既是无奈之举,也属必然选择。就彼时文坛的格局说,这是明代文人基于现实处境的应对之方,且伴随潮流变化而同步更张。就讨论诗文创作的模式论,或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或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且强调自我和自主。前者于方便后学的同时也极易滋生流弊,后者虽因通脱灵活广受好评,但也容易遭致“轻薄”“矜诞”等缺失。彼此各有利弊,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成为历代文人的难题,个中关键或在于厘清歧异的表述方式及其带来的必然效果。

《长物志》中“水”的三重属性与晚明文人理水思想

17世纪的文人著作《长物志》“水石”卷中记述了文震亨对于理水的方法和见解。通过分析《长物志》中水的可观、可用和可食三重属性,探讨晚明文人阶层的理水方式、生活美学和思想内涵。中国古代文人对于水有着形而上学的哲学认知,《长物志》的理水观对现代理水营造有一定借鉴意义。

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议心态演变与贬谪文学书写——以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中心

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与之相关,士人谏议心态亦发生了新变。前期谏官及具有谏诤意识的士人出于职责、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直言进谏的意愿。中期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士人名节意识浓厚。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不苟同时俗、砥砺名节、不以贬谪为意的谏议心态。在分析谏官制度、谏议心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以北宋前期的王禹偁、田锡,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曾任谏官或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个案,进一步考察了谏议心态变化对士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北宋前中期士人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观念、创作等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其与谏议心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晚明时期江南游船设计中的文人审美研究

晚明时期,仕途不得志的文人寄情山水,在江南地区掀起一股旅游之风,游船作为游玩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也在文人话语中被频繁提起。为凸显个人审美品味,文人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从坐而论道转向躬而行之,积极参与到游船设计的实践中。以晚明文人作品中对游船设计的描述为研究基础,对其审美理念进行整理,总结出江南游船中文人审美趣味的四个方面,即精在体宜的尺度之美、简约自然的装饰之美、俨如精舍的陈列之美、恍若图画的视觉之美。并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进一步探讨出文人在游船设计中所体现出的审美倾向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以及对身份认同的渴望,其背后隐含的是动荡社会下,文人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和自我构建。

无奈的选择:明代守御客兵考论

客兵是明代九边防守军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之过程与明代军事制度的变化紧密联系。明初,客兵多指调往他卫戍守的卫所旗军,其与土兵和当地的卫所军相区别。明中叶以后,随着边防形势的紧张,客兵逐渐变成了既包含卫所旗军又包含募兵的开放性概念。客兵的身份也可以实现由“客”向“主”的转化。因此,《明史·兵志三》《明史·食货志六》以及《崇祯长编》中对客兵概念的界定皆是单一且不准确的。正统至正德时期,明廷不支持大规模使用客兵。嘉靖以后,蒙古俺答部向东进犯宣大京师蓟镇等要地,明廷被迫以营为编制大规模调动客兵戍守东部边镇,西北边镇仍以主兵作为防御主力。然而,大量客兵的聚集对军饷供应及驻地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嘉靖后期,明廷采取减客兵、练主兵的措施试图减少客兵的使用,但收效甚微。万历后期辽战爆发,客兵与辽人矛盾日益激化,但冲突很快随着辽东的沦陷而告终,客兵依旧参与重要军事行动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的传播

江户初期,日本社会迎来相对稳定的时代。而此时中国战乱频发、明清易代、迁界海禁,包括海商、船主、官吏、士大夫、僧侣在内的大批明末遗民东渡日本,东渡时间持续几十年,僧侣东渡甚至持续一个世纪。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传播先进的文化与科技的活动包括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传播佛学经义,推广科学技术和丰富日常生活等4个类别。旅日华侨华人成功传播中华文化的原因有三,一是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带去的是明朝的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二是兼容并蓄的思维和开放包容的胸襟,三是融入当地社会的意识。

明中后期琉球商人在海外白银内流中的作用

明朝中后期,大量海外白银涌现在亚洲市场之中充当交易货币并随产品交换而流入中国,东亚白银货币圈初具规模。在此货币圈中,琉球凭借着长期以来开展对外贸易的基础,积极在东亚海域开展中介贸易,在促进东亚各国商品交换的同时,也参与到东亚白银贸易活动中,促进了海外白银流入中国。16世纪初期,琉球与菲律宾马尼拉建立了贸易联系,琉球商人不仅通过中国福州—棉兰老岛—马尼拉的航海路线将中国与东南亚特产带往与其交易,而且也顺势参与了美洲白银的贸易活动,成为马尼拉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重要载体;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日本官方命令琉球商人用日本白银前去中国购买生丝,从而拉开了琉球日本白银贸易的帷幕,从此琉球商人在日本白银流入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洪武时期天长县的移民与制度

有旧谱为依据的天长县各族谱,在始迁祖的迁入时间、迁入地点、迁出地点、户帖制度、军屯制度、迁移制度等各方面,均可与《明太祖实录》《明史》与其他明代文献及地方志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与制度相互印证。这样在一些官修文献完全漏载的地区,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进行明代移民史与制度史的研究,就是一条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