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两种制度类型:一是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并以“大市场+小政府”为特征的西方制度,二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并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中国制度。西方社会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党政治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集中制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体制根源。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仅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而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鼓励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加突出。随后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显著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和产业链扩张。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更是为培育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税收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益启示。

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央企母公司混改与子公司创新产出:促进还是抑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央企集团旗下已混改上市公司及其母公司数据,探讨了央企母公司混改对子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央企母公司混改促进了子公司创新产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母公司混改通过减少行政干预与缓解代理冲突促进了子公司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当地方政府放权意愿较高时,上述促进效应显著;当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较高时,上述促进效应更明显。基于母子公司混改差异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央企母公司混改程度低于子公司时会抑制子公司创新产出。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央企母公司混改,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促进央企混改提质增效。

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的治理效应发挥几何?——基于监管问询的证据

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路径是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与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国有资本的“资源效应”不同,本文基于监管问询制度情境,分析并检验国有资本参股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治理效应”这一重要但却被严重忽视的问题。以2015—2019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对问询函接收概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比例越高,民营企业被问询的概率越大,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制度环境好、无参政高管和家族制民营企业三种情境中,上述效应能够得到缓解。进一步探索这一效应的内在机制发现,现阶段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后,在公司治理方面更有可能带来行政干预效应,不仅会削弱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还可能降低会计信息质量,进而增加企业被监管问询的可能性。本研究基于中国制度背景拓展了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边界,同时为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法律金融学视野中金融科技的监管困境与系统治理

从法律金融学理论看,广义金融科技在信息技术驱动下历经金融信息技术、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等发展阶段,其发展质量与效率快速提升,并对应形成机构监管、功能监管与双峰监管。然而,金融科技在创新发展中面临法律、金融与技术层面的系统化监管困境:金融科技的法律监管范围与时效有限;金融科技的监管体制与模式难以适应金融科技的创新;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落后,难以应对金融科技的冲击。对金融科技实施有效治理,具有明显的必要性。通过采用法律金融学方法,对域外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典型国家的金融科技系统治理开展比较分析,我国可以积极借鉴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念,从单维度的政府监管上升至多维度的系统治理,从而全面勾勒出金融科技稳健发展的系统治理图景:加强金融科技的法律治理系统建设;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金融科技监管新模式;强化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建设,提升数字化监管的技术水平。

政府调控下民企参与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分析——基于动态演化博弈

为探讨民企深度参与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及作用效果,在政府调控和不调控情况下,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国企股权配置方式与民企参与混改意愿的互动逻辑,运用Malthusian动态方程和Friedman博弈系统的稳定性要求,探讨其中的影响因素,并应用Matlab对演化博弈过程进行数值仿真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能否趋向理想的非零和博弈受到国企一股独大时的股份比例、国企合理配置股权的成本及收益、民企混改成本等因素影响;政府调控时,更易于国企民企促进共同富裕,且主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混企效率带来的收益,以及实施财税政策实现公平的税收优惠,影响稳定均衡的趋向性。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效应研究:综述与展望

坚持以“混”促“改”为方向的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如何发挥异质性股东的治理效应,成为当下重要的议题。从混改的动因、混改与公司治理、混改的经济后果,以及影响因素4个方面,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不足,遂提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混改动机的差异,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及其效果,“反向混改”中委派高层参与治理的效果,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行业竞争程度、信息披露机制等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该研究可以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平台经济发展下政府职能的优化与企业边界重塑

平台经济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价值链,同时也改变传统的企业边界和政府职能的定义。基于企业边界理论,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传统理论中强调的成本、专用性等因素可能不再是唯一或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新因素是由于数字的重要性而产生的权力因素。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拥有执法权,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因此,基于政府职能理论,对政府的职能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并探讨平台经济在重塑企业边界和优化政府职能方面的中介作用,提出“政府利用平台影响企业边界,企业通过平台优化政府职能”的双向互动路径,为研究政企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范式。研究表明,政府利用平台,实现与企业的信息交流,提高监管规范,促进合作协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进而影响企业边界;企业通过平台实现跨界经营与异业合作,促进创新竞争,实现资产虚拟化和共享化,进行数据驱动经营和个性化服务,促进价格竞争与服务优化,进而优化政府职能。因此,政府应积极利用平台经济的优势,鼓励企业成立或加入平台,积极开展平台化转型,支持平台经济的发展和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支持创新发展,更好履行政府义务、实现政府职能。

混合所有制改革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演变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发挥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体制改革战略,对强化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该研究通过构建产量竞争博弈模型,收集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研究发现:①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表现;②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发挥民营企业的创新与效率优势,推动国有企业集约化发展与清洁生产技术革新,因此对自身环保意识较为薄弱的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改善作用较为明显;③对于所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国有企业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工具,对其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据此,该研究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环境绩效表现,进而有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各政府部门在实际中应继续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优势。但在推进过程中仍然要注意分类改革,切忌“一窝蜂”上马。具体而言,对于已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应保留其环境治理的主体地位;而对于尚未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可注重尽快推动相关的国有企业改革。该研究不仅为理解国企改革的微观环境绩效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宏观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证据。

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国有资本参股能提升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吗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的参与主体逐渐从国有企业拓展到民营企业,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能否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成为亟待检验的问题。立足于民营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现实背景,以2007—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作用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好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该结论在考虑了反向因果、样本选择等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增加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促进了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本文探讨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与情境因素,不仅有助于加深关于民营企业风险承担问题的理解与认识,还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民营企业股权结构提供了借鉴。

公权力监督视野下推动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逻辑与对策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明晰了政商交往的边界与尺度。研究发现,通过政商交往清单指引、规范监督制约机制、搭建政商交往平台,政企双向发力,强化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制约,政商关系得到显著净化。公权力监督视野下要厘清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内在机理和逻辑,明确“政”“商”两个层面的主体责任,规范公权力的运行程序,完善公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时,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培育企业家精神,强化廉洁从业的企业内控机制,是构建“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并重的防腐机制的有效路径。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重点国有林区管理体制变迁分析——以伊春重点国有林区为例

以伊春重点国有林区为例,梳理了我国林区管理体制变迁“分-合-分”的历史脉络,并结合历史制度主义范式划分为两个关键时期,以探究重点国有林区管理体制变革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其变迁机制呈现出多层次、多主体互动等特征,本质是在新发展形势下对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框架的重新调整。制度变迁萌生于宏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伊春两次管理体制变革背后是截然不同的路径和特征:在第一次转型时期,路径依赖效应弱而由基层行动者产生的行动压力较强,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第二次转型时期,路径依赖较强但国家行动者强势介入,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最后,在建立改革历史观、结构观和动态观的基础上,要正确认识“合-分”的本质、树立改革的动态意识及形成改革的行动者思维,从而推动改革再深入,助力东北再振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自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这种影响在2013年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之后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在于提高高管薪酬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股权混合制衡度和超额委派董事均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证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借鉴。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融资约束和公司治理视角的研究

文章基于融资约束和公司治理视角,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即股权主体多元和股权融合程度越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高,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对企业管理形成有效的监督,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而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能够有效弥补制度缺陷,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研究为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评价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有力证据,对实现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民营企业“反向混改”与审计意见

文章利用2008—2020年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同时以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及其是否超过10%度量反向混改,进而检验反向混改对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反向混改可以显著降低公司收到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机制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部分地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经营风险来降低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倾向。异质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审计意见的负向影响仅存在于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所在地区法治环境差及事务所的客户重要性低情况下。此外,反向混改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主要来自非金融国有机构持股。这一研究不仅可以从审计意见的角度拓展反向混改经济后果的文献,而且可以加深对所有权结构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关系的理解。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

本文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能够在缓解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同时抑制管理层私利行为,从而显著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通过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更有效地行使股东权利等方式来实现其治理效应,但是该效应受国企管理层权力的影响。最后,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

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治理参与度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小型国企混改的实证研究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调动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作用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之一。文章以中小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非实际控制人在中小型国有企业中的治理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当非实际控制人参与企业治理时,企业创新的可能性更高;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参与度与企业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非实际控制人治理参与度越高,企业创新能力越强、水平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参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独立性越强的非实际控制人参与治理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今后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引入优质且具有创新作用的非实际控制人,提高非实际控制人的话语权,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充分发挥非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国企“混改”、双重效应与企业价值:来自上市国企的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国企“混改”是提升国有经济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上市国有企业前十大股东的股权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从“质”和“量”的双重角度探究国企“混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从“治理效应”和“减负效应”两个层面考察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从影响结果来看,国企“混改”形成的股权融合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而简单的股权多元化缺乏相应的提升作用。从影响程度来看,外资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参股能够提升企业价值,且参股越多,企业价值提升越高。从机制检验来看,国企“混改”通过发挥“治理效应”和“减负效应”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以及缓解政策性负担,进而提升了企业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作用在地方所属、竞争性行业以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国企中更为突出。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国企“混改”和企业价值的相关学术文献,而且研究结果也表明,国企“混改”应注重从“量”到“质”的突破,分层分类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