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elf-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self-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is a great project to adapt Marxist legal science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in the new era, a profound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legal science, a precursor and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a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urgent need to train high-quality legal talents with both virtues and talents,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Chinese path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o carry out such a systematic project, it is imperative to focus on the seven basic principles and scientific methods that include adhering to the ideological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The theory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elf-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has provided a necessary and much-needed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el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has led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eg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it.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法学理论创新

旨在解决发展问题、促进全面发展的发展法学学科,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存在高度耦合,提供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视角。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与发展法学的理论创新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构造了发展法学的新背景,要求从系统主义维度进一步创新发展法学理论;另一方面,系统主义发展法学理论在方法论、制度体系、理论体系三个维度的递进式创新,有助于促进与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具体而言,在方法论创新方面,发展法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应融入系统论方法以及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进行以中国发展问题为中心的新综合研究,指导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在制度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促进全面发展出发,通过合理配置发展权利、义务与责任,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型制度体系;在理论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发生论、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方面进一步创新,在发展研究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为世界法学理论之进步与世界共同发展之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司法推进

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意味着必须推进公正司法,二者间是目标与方法的关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司法推进是指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以公正司法和人民司法为价值坚守,通过司法政策、司法制度、司法理念和司法实践的革新,全面作用于立法、执法与守法,最终“四力合一”形成“四驱动力”推动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其基本特征是:在领导制度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引领;在推进方略上实行司法政策、司法制度、司法实践和司法理念的“四维联动”;在价值目标上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司法推进以期改革成本、实践性能和制度供给上的实践优越性,深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理论适洽性,彰显了中国的司法智慧,演绎了司法文明的新形态。未来的司法推进应始终将“以党为舵”“以民为本”“公正为魂”及“科技为用”融贯司法活动的全过程全领域,谱写法治文明的新篇章。

科技立法基本原则、监管趋势与未来展望

因问题意识而兴起的科技法存在体系化不足的问题。通过系统的文献综述,可以归纳科技立法的基本原则、监管趋势,进而为科技法的体系化指明道路,并对未来的重要议题作出展望。研究发现:人本主义是贯穿科技立法与科技法研究的主线,其可具体化为“科研自由”“创新激励”“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4项基本原则。人本主义与治理现代化理念的结合,对科技监管提出了监管理念平衡化、监管对象全面化、监管节点前置化、监管手段精细化的要求。以“人本主义”这一主线为指引,串联、补足科技法律规范,明晰监管手段的现代化路径,不失为实现科技法体系化、凸显其独立学科属性的良方。最后提出,未来科技立法应在进一步挖掘政府与市场、安全与人权、国际竞争与合作、技术与人性的基础上展开。

何以千差万别:关于行政执法权下放的观察与反思

行政执法权下放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呈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在下放清单的制定主体方面,就有省级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地级市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和县级人民政府制定下放清单这三种模式。在下放事项的范围方面,经济发达地区下放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管综合执法事项的多少、执法事项的专业程度、街乡的承接能力和职能部门的执法能力都会对执法权下放的范围产生影响。授权、委托和派驻是执法权下放的主要方式。这三种下放方式各有其最佳适用场景,执法权下放改革应当因地制宜,不宜一刀切地将某种方式作为标杆。在人财物配套方面,少有地方能做到人随事转,执法经费欠缺、执法物资保障不足均是相当突出的问题。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的千差万别是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下一步改革应充分尊重地区差异,尽可能地给予地方政府较为充分的自主空间。

扩张与瓶颈:行政拘留扩张视域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趋势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依法治国理念推动下,大量涉及网络安全、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等民生领域的行政法律文件陆续出台,持续推动了“行政拘留扩张”基层治理法治化发展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总要求。基于行政拘留扩张视域观察困扰基层治理多元化难点,聚焦“行政拘留扩张”与“基层治理瓶颈”的相互关联,研究提出了在共建共治、多元协商、信息共享、权责定量及提升执法公信力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论数字政府治理中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复议制度

数字政府治理实践中,行政复议程序需遵循相应数字法治逻辑。行政复议程序具有实体公正、程序效率、民主管理的价值取向。为契合其应然价值,数字政府治理中的行政复议程序应有防范数字政府权力扩张、弥合数字转型规范迟滞、探索协同治理实践方案三重功能。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使得人工智能辅助复议可以促进合法行政、推进高效行政、保障民主行政。为构建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复议制度,必须保证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复议在技术上能够实现,必须厘清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复议的规范体系,必须完善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复议的救济路径。

轻罪治理中行刑反向衔接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轻罪治理实质化不可忽视。轻罪治理不仅关联到司法机关,同样涉及到行政机关,因为轻罪治理并非一味地从宽处罚,罚当其罪是轻罪治理实现刑事司法现代化的根基。因此,行刑反向衔接属于联通行为人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桥梁。然而,行刑反向衔接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行政机关该罚不罚、检察机关对行刑反向衔接的动力不足、检察意见精准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有必要以体系化视角实现轻罪治理、深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以及定期开展联席会议等方式化解以行刑反向衔接实现轻罪治理实质化的堵点与难点。

民法典时代的政府治理现代化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行政法治的时代命题,《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标尺。政府治理与《民法典》实施的关系本质上是行政与民法的关系的表征,而政府治理现代化必然要顺应二者深度融合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民法典》内部存在大量行政法规范,它们设定了行政任务、规定了行政职责、划定了行政边界,发挥着重要的行政调控功能。行政机关应当以《民法典》的有效实施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并抓住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契机。具体来说,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充分运用《民法典》规定的平等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绿色原则等;需要注重援引《民法典》规定的法人制度、产权制度、合同制度等;需要强化保障民法典规定的消极的自由类权利和积极的社会类权利等。

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通过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范式下进行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引领下,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高度彰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推进历程及其显著特色,鲜明地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创新和拓展着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空间。

集成型组织:基层政府治理新结构的生成逻辑与调适机制

现代基层政府治理结构优化需要逻辑转换,以更好满足基层整体性服务与治理需求。从条条对应的条线逻辑转向流程化综合集成逻辑,是基层政府治理结构创新的新趋势。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设立行政审批局)让部门化审批权走向相对集中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让部门化行政处罚权走向相对集中化。前端审批和末端执法“两头相对集中”、事中事后分类监管,基层政府治理从条线型结构走向集成型结构,集成型组织和集成型政府由此而生。以L市为案例,分析集成型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成效、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调适机制,更好实现条线职能型组织结构与基层集成型政府治理结构的高效协同,有效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中缅警务合作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缅警务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提升打击跨国犯罪实效,造福两国人民,推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然而,疫情防控常态化对中缅警务合作的意愿和基础、警情处理、资金和技术投入、警务人员培训和执法能力建设等带来消极影响。为破解这种困局,今后的努力方向和着力点是:以推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增强警务合作意愿并筑牢合作基础;挖掘新亮点和新潜力,打造紧密的警务合作共同体;增加资金和现代科技投入,为警务合作提供支撑;加强警务人员培训和执法能力建设,提升警务合作实效。

应急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的法治逻辑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区域应急合作的法治化。应急背景下,区域合作呈现出有别于常态“发展型区域合作”模式的“防御型区域合作”模式新图景。在信息化时代,以数据技术主导、多方主体参与为特征的新区域主义的应急结构成为跨区域应急的主导治理框架,展现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新理路。在应急法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应急防御型区域合作的实施并不规范,尤其体现为区域间应急决策标准的不统一,削弱了区域在实现国家安全中的基础作用。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检视下,应急行政中的应急指挥机构及其发布的应急行政命令均应受到法秩序统一性框架的约束。为规范应急背景下区域之间的一体化实践,缓和风险系统性与区域分割管理体制之间的张力,通过区域合作助推国家安全,央地政府以及相关主体必须在科学与法治价值的引领下统筹共进。这需要事前在规范层面完善区域合作立法保障机制,在合作之中通过多样化的激励机制增进区域合作动力,以及在事后通过监督与行政自制抑制应急权力的扩张。

加快推进中国式药品监管现代化——第六届中国药品监管科学大会观点综述

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党中央关于药品监管工作的部署,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导和有关单位大力支持下,2023年4月1日,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在北京举办第六届中国药品监管科学大会。大会主题为“新征程、新任务、新机遇——监管科学助力监管能力建设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国家药监局有关司局、直属单位和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医药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制药企业和相关学会协会的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围绕全面提升药品监管能力、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监管科学助力医药强国建设、服务保障疫情防控的重大成果、构建国际交流合作新格局等主题开展了广泛的交流。

数字赋能: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创新面临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数字赋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为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数字赋能海洋综合执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有效突破地域、科层、部门相对分化障碍,聚焦智慧化、科学化海洋综合执法决策,助力海洋综合执法迈向高层次协同阶段。2018年以来,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在体制、机制和数字赋能方面进行创新实验。但总体而言,上述体制机制创新仍是传统意义上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综合,具有一定的物理空间局限性。海洋综合执法的理想化效能遭遇阻滞,亟需借助数字赋能超越当前局限。然而,数字时代的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创新仍面临传统路径依赖、数字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数据壁垒、数据安全等挑战,尚需数字赋能的体制机制路径优化。

德国“新行政法学”“新”在何处

德国行政法传统上受到“法学方法”(Juristische Methode)的影响。这种方法是由系统法律秩序(a systemic legal order)的概念和立法(法政治学)与法律适用(法律教义学)之间的区别所塑造的。它集中于法律保护视角和“法律行为”(Rechtsakt),这一概念代表着行政机关正式的、有约束力的和干预性的决定。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诸多更进步的德国学者正在研究一个改革概念,以便用一种被称为“新行政法学”(Neue Verw altungsrechtsw issenschaft)的新方法取代片面的法学方法。新行政法学以更开放的、跨学科的方法和侧重于决策制定和结果(“产品”)的调控方法(Steuerungsw issenschaft)为基础。这篇文章阐述了这一行政法学新流派最重要的假设和思想,并作出了不同的评价。

行政知识嵌入行政法学的路径选择——以2005~2021年CLSCI文献引用数据引入

面对行政法学日益孤立封闭的发展困境,行政法学界主动尝试引入行政知识来改良行政法学知识体系。然而,行政学的基础性功能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却一直未能得到厘清和证实。鉴于文献引用具有作为考察学科间关系的重要指标价值,本文以CLSCI中的15种期刊为样本,统计2005~2021年行政法学文章中的行政学文献引用情况,发现并证实行政学对于行政法学的三重功能:背景上的描述解释功能、概念上的前置整合功能以及研究视角上的平衡功能。在澄清法教义学与学科属性差异非嵌入困境之主因的基础上,反思行政过程论和政府规制论的局限性。相较而言,政策导向之行政法学由于具有整体嵌套性的优势,能够调和与法教义学的矛盾,实现行政知识的体系化嵌入,因此成为行政知识嵌入行政法学的最佳路径。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的行政法透视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是一个在逻辑上不存在、在现实中缺乏依据的"假问题"。大学内部的权力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如果说提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我国大学办学自主权及保护学者的合法权益问题,那么这种划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分析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学与政府权力关系的层面,一是大学内部权力关系层面。前者实际上是大学自治的问题,后者实际上就是权力在大学内部各组群之间的分配问题。组群大学的出现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标志。

加强高校教务管理工作探析

做好高校教务管理工作对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教务管理工作必须从提高管理人员素质、抓好常规管理五个环节、完善激励机制和实现教务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等方面入手,提高教学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益。

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合同的私法属性及制度构建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合同是国家科技管理部门与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之间,为实现国家科技计划、完成特定科研项目,确立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它是一种特殊的科研合同,属于私法契约范畴。目前我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制度存在着计划项目任务书与合同相混淆、合同性质不清、合同主体不清晰、权利义务不对等、具体合同条款内容设计不科学、责任性质不明确、纠纷救济机制和途径不清晰等缺陷和问题。在明确该合同为民事合同的前提下,有必要对其进行相应的制度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