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沿革探讨

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古琴入诗与汉代诗、赋创作

乐器作为一种题材,自汉代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古琴在汉代成为楚声楚歌的主导乐器,“援琴而歌”成为汉代诗赋中的固定意象。古琴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汉代文学中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对汉代诗体、诗歌抒情方式及乐器赋与“七体”赋叙写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名相韩琦相州园亭营造研究

北宋中期名相韩琦三判乡郡时营造的相州州园是宋代官造园林中贯彻“与民同乐”理念的先行之作,州园造景也在北方地区具有相当代表性。囿于后世史料记载含混,相州州园与韩琦私第园林的景观未曾得到梳理区别。本文以韩琦诗文为依据,还原其官私二园的动态营造过程,重构其中的堂亭景观,并结合北宋中期政治背景,论述韩琦三判乡郡前后的造园观念差异如何经由空间实践、景观叙事而塑造了相州州园的两个不同侧面:“同乐园池”与“吏隐仙府”。

汉代音乐职官演变及其音乐制度史意义

汉承秦制是秦汉乐官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由于秦代资料的缺失,致使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问世,为此现象的梳理提供了可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汉代不仅沿袭了秦朝主要乐官的架构,还增设了新乐官。特别是武帝之后,乐官的音乐职能更为纯粹,同时,整合左乐、外乐等机构职能归入乐府,使之与太乐成为汉代的主要音乐机构。这种改造使汉代乐官成为后世乐官的渊薮,凸显了音乐娱乐生活的作用,对后世音乐职官设置及古代音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美”的对流:汉代边疆文化风景

汉代边疆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空间,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与交融。除了物质交易、技术传播之外,精神文化层面的双向交流或许也可以称为“对流”,影响了“胡”“汉”双方的生活和艺术。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可以产生美感的文化存在的共同追求,促成了汉代不同民族文化“对流”的实现。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采缯”向西传布,西域的“采罽”东输,也满足了内地的消费需求。除“胡乐”影响中土艺术生活之外,中原“音乐”也传入胡地。一方面汉地女子以其包括美容方式的妆饰,通过“和亲”及其他跨民族情爱和婚姻关系沟通了不同民族的情感;另一方面,“胡粉”和西域“异香”也传入中原,美化了汉地社会生活。趋于共同的美学追求,使得民族关系亲近融合,成就了多彩的汉文化。

北宋音乐美学思想综论——以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为中心

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五人未被《宋史》收入《道学传》,其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宋明理学色彩”并不浓郁。五者从“本体与本源”“用途与价值”“古今与雅郑”三大方面展开其乐教思想。首先,他们以形上本体与形下本源来分别界定音乐,认为音乐的本体是气、本源来自人内在情感抒发与外在乐器的演奏;其次,他们从国家政治与社会角度,来分析音乐与人、社会及国家的关系,凸显出音乐在公共领域的社会价值属性,认为音乐的用途是国家用来进行情感教育的工具,其最大价值在于传达一种和谐中正的情感抒发范式,从而影响他人及社会,实现移风易俗;最后,由于不满乐家大多将音乐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忽视其教化作用,他们还论述了雅乐与郑声的区别及复兴上古乐教的具体方法。

基于WebGIS的传统吟诵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构建——以汉代楚歌为例

传统诗文吟诵历史悠久,诗歌作为乐文化的载体,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楚歌”是一种最具浓郁地域特征的歌诗文体,是楚汉诗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韵文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地位和作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为GIS)作为获取、存储、分析和管理地理空间数据管理、空间分析和可视化的新技术手段,可实现具有跨学科的优势及良好的研究前景。通过整合汉代楚歌资料,基于GIS技术,结合数据库技术,构建汉代楚歌WebGIS数据模型,建立集汉代楚歌资料整合与管理、数据分析与专题地图制作、可视化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数据库知识服务系统,以直观方式展示汉代楚歌地理空间变化,为传统吟诵文化新方法研究提供参考。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汉晋诗飞鸟与音乐关系的变迁

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中飞鸟和音乐这两个意象往往同时出现。自汉至晋,二者间的关系呈现从紧密至松散的变迁过程。汉代诗歌中有相似的音乐引发化鸟双飞结尾的结构;建安诗歌中音乐、人、飞鸟之间仍有情感联系;晋代除个别拟古诗外,诗中飞鸟和音乐这两个意象间的联系已不再紧密。

宋代元会礼乐仪制的新变

元日朝会历来颇受统治者及朝廷的重视,且各代的元会礼乐仪制又有所差异。宋代元会仪则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作出较大幅度的增补和改革。诸如宋代在皇帝朝贺皇太后、鸣鞭、炉烟升、帘内再拜及称贺帘外等方面予以增补,并于元会所属类别问题、元会仪次序、贺辞与寿辞的宣读者、上寿仪步骤、行礼方位、皇帝与百官着装、元会仪地点、乐舞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宋代礼乐仪制的诸多变化,既与宋代崇文抑武、崇儒尚雅的治国方略和文化政策有关,又反映出其对前代礼乐制度着力厘革的迫切要求及政治制度化的进一步加强。

唐宋立祠制度变迁与韩愈神化现象

唐宋立祠制度是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奉祀对象的选择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韩愈在宋代被神化是由多重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唐宋两代立祠制度方面的差异,是身为唐代官员的韩愈未能于本朝实现由人到神的转变,却在宋代被尊奉为神的重要原因。唐代官员立祠标准严格,宋代祀贤之风兴盛,大规模在府学旌表地方贤人。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使韩愈处在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宋真宗咸平年间,陈尧佐在潮州创建韩祠。潮州韩愈祠发挥纪念与教化作用之外,更有对地方秩序的重构功能。祭祀韩愈是地方管理的现实需要,背后更有文化秩序的考量,隐藏着权力的本质。

四川地区汉代乐舞俑形态阐释与审美意识

乐舞俑是汉代俑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以雕塑这一艺术语言表现两汉时期乐舞内容,展示出背后蕴藏的两汉乐舞文化与社会活动风貌。四川是汉代俑像出土的重要地区,其乐舞俑更是别具炉锤,彰显了蜀地丰厚灿烂的文化,为研究两汉乐舞文化提供了重要物证。本文以四川地区的汉代乐舞俑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在汉代历史大背景下,四川地区乐舞俑像之艺术形态特征及其背后所蕴含的蜀地人民审美意识。

音画流转烟雨繁花——民族管弦音画《听见江南》的视像表达

近些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的演出样式已经从音乐厅演奏的单一模式转变为更多样的舞台表达方式。“视觉包装”已经成为国乐专场演出策划者和导演们关注的重要元素,无论是演奏员的服饰造型还是舞台美术都有了丰富多彩的样式,甚至有的民乐演出有了“戏剧”情节的导入,让国乐专场表演既是一场音乐会,又是一场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综合性表演。多种艺术样式的融入,让国乐表演更丰富、更具有跨界融合的意味。这是时代发展对传统演出需求转变的结果,也是中国音乐发展变化的新阶段。民族管弦音画《听见江南》的“视像”表达研究,既是从“视觉包装”来解析舞台视像的构成要素和组合方式,更是从中华文脉中提炼美学特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宋代乐钟乐制之衍变

入宋以后,朝堂有关乐钟的争议频发。在宋代乐钟既承载着雅乐乐制,又承载着国家礼制,乐钟成为了雅乐的核心乐器。文章论述宋代乐钟发展脉络,厘清宋代青铜乐钟发展轨迹,疏证宋代乐钟乐制的不同观点。宋代有关乐钟乐制的争议,成为了音乐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当时政治纷争与时局稳固或风雨飘摇在音乐上的表现。

基于3D打印建模技术的汉代乐器复原可行性研究

3D打印技术不断成熟发展,已经能够成熟制作多种材料的各种产品,优点在于建模便捷,节省制作时间,还原度高。文章为古代乐器复原和研究汉代音乐提出了新的方法,为保护文化遗产及音乐教育领域起到了促进作用。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从海昏侯墓出土音乐资料探讨海昏侯国的用乐制度

海昏侯墓作为目前已发掘的西汉墓葬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王侯墓葬,出土音乐资料组合规范、风格明了,编钟、编磬构成了雅乐乐悬,琴、瑟、笙、箫和伎乐俑组成俗乐设,錞于、铙和建鼓则是典型的军旅出行组合。无论其形制或是组合,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昏侯国对先秦礼乐规范的继承、折射出刘贺本人复杂的身份等级,更揭示了西汉初期礼乐制度方面文献失载的某些特点。

徐州汉画像石中乐舞研究

徐州是我国较早发现汉代画像艺术的地区之一,本文对徐州汉画像石中常见的两种乐舞形式———长袖舞和建鼓舞进行了探讨,论及它们在汉代乐舞文化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