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入诗与汉代诗、赋创作

乐器作为一种题材,自汉代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古琴在汉代成为楚声楚歌的主导乐器,“援琴而歌”成为汉代诗赋中的固定意象。古琴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汉代文学中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对汉代诗体、诗歌抒情方式及乐器赋与“七体”赋叙写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杜诗“细柳新蒲”意象创造对古代诗歌的影响

杜甫在至德二载春写的著名诗歌《哀江头》中,用“细柳新蒲”这一意象表达对国家的兴亡之感,抒发哀伤愁苦之情,这一意象的使用及内涵表达是杜甫首创,影响了后世的诸多诗人。宋人在杜诗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意象内涵,在描写自然景观、抒发兴亡之感方面,使其成为典故使用流传下来;而明诗人在描写自然景观与表达个人哀伤内涵方面使用这一意象较为集中。至集大成的清代,清诗人开拓了这一意象在咏史怀古方面的运用,且在国家兴亡、个人哀伤、自然景观内涵方面,都对这一意象的使用有所延伸和拓展。

杜甫诗歌与巴蜀文化

杜甫,被尊为“诗圣”,给世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作品被誉为“诗史”,其中蕴含了巴蜀文化的诸多特质,彰显了巴蜀文化之美;其草堂文化不仅唤起了城市的记忆,而且传承了历史文脉;杜甫与巴蜀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人们从杜甫诗歌中了解、赞美、品味成都和巴蜀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发展、弘扬和传承影响深远。现如今,人们大力推崇弘扬巴蜀文化,作为诗歌文化代表的杜甫诗歌、其精神及草堂文化无不得以传承和传播,从而不断地推动着巴蜀文化的发展与现代文化的创新。

再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是全面的。遗山的那些描写登山临水、表现隐逸之趣的词作,疏快超旷,清丽淡雅,颇得杜诗高旷清婉之致;遗山词还有缠绵悱恻、婉曲深挚的一面,既体现了他重言外意、倡韵外致的词学观念,又可与杜诗婉厚深远之神韵相颉颃。遗山词之学杜,可谓渊源有自,堪称"词中老杜"。其词之学杜,与宋代周邦彦词的学杜又有所不同。

魏晋南朝诗歌的赋化

魏晋南朝时期诗赋互相影响与作用,徐公持先生在《两汉魏晋诗赋关系之寻踪》一文中将其概括为"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魏晋南朝时期诗赋两大文体相对于前代诗赋关注伦理与实用向重主观抒情与艺术审美方向转化,呈现异彩。魏晋南朝诗在"写物图貌"的艺术手法、句式排偶化、以空间铺排结构诗歌、"卒章显志"的艺术构思等方面都沾染上赋化的痕迹。魏晋南朝诗歌"赋化"特征也是这一时期诗歌发展演变的重要轨迹。

词中的“杜陵嫡派”——析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与其诗歌创作一样,遗山的词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尊崇和追摹。独特系统的杜诗学理论,相近相仿的人生经历,是遗山词学杜甫的根本原因。而诸种杜诗风格的融入,是遗山词学杜的具体表现。杜诗对宋金词人如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元遗山等影响很大,其中以元遗山最为显著和独特。因此,称遗山词为词中的"杜陵嫡派"是毫不为过的。

一部史学、诗性兼备的厚重之作——简评陈贻焮《杜甫评传》并论当代杜甫研究之格局

杜甫其人其诗是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伟大的存在,特点鲜明,影响巨大。20世纪以来的杜甫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陈先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娴熟地运用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深刻而全面地厘清杜甫的经历及其与时代的互动。他高度关注杜诗,并致力还原杜诗的创作情境、分析杜诗的思想艺术等工作。这部评传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诗学品质和诗性精神,从而实现了古今贯通,具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杜甫研究仍有大量遗留的复杂问题亟待解决,尤其要加强文本细读并开阔研究视野。

汉赋中的天文元素论析

中国古代天文学至汉代渐至成熟,天文元素开始大量进入文学作品当中。通过汉代赋家借用天文星象对天命的宣扬、对帝王宫室和圣德的盛赞及对游猎场面的烘托等方面的论析,重点阐述其对汉赋创作的渗透和影响,并从中窥视出天文星占学与汉代社会政治之间的神秘联系。

试论佛经转读对中国传统诗歌吟诵方式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佛经吟唱随着佛教的流入与传布而兴起,其诵唱方式,除去自我修行的诵经外,还有三种是以声来传教的,其中,转读,当属吟诵;梵呗,当属歌诗;唱导,则近于说白。这些以声通神、以音传教的吟唱方式,所具有的高妙的发音技巧、富美的声韵特点、多样的声腔方式,以及以吟诵为修行的艺术特质,无不对中国传统的诗歌吟诵方式产生着或潜或显影响。而为这些影响提供可能性的,则是当时文人与僧人的密切交往,以及他们对于声辞音韵美的共同追求。

论杜甫山水诗的情感体验范式

杜甫的山水诗创作是他一生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固然也有快适愉悦的成分,但更多的则表现了诗人拯济苍生的人生理想,表达了怀抱不能实现的幽愤与感伤,意蕴丰厚。杜甫的山水诗展示出全新的情感体验范式,对后世的山水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郭子仪诗歌组看杜甫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杜甫有多篇诗作直接描写唐朝著名军事家郭子仪。这些诗篇虽然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但将其以适当的方式缀合起来,则可以构成郭子仪诗歌组,或简称诗组。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有传记文学的性质,并可与正史之记载相互补充。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与诗经《小雅·六月》具有较强的对应性。这种文本间的契合绝非偶然,它说明杜甫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所开创的中国诗学传统。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体诠释了六义中的赋之本质特征:纪事传人。由杜诗的传记文学性质而上溯六义中的赋,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六义的本体论认识。

论杜甫对范当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范当世(1854-1905)是晚清同光体的重要代表,由于社会政治、家族环境、人生命运等因素的高度契合,杜甫的文学成就和人格精神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范当世诗集中直接提及杜甫共计25处,引用、化用杜诗近百处,频繁、密集地使用杜典。此外,还表现为忧国忧民、壮志难酬的思想主题,锻炼字句、以议论为诗、沉郁悲慨的艺术特点,从具体视角显示了杜甫诗歌在晚清的传播和影响。

论王粲《登楼赋》对唐代登楼诗的影响

王粲《登楼赋》对唐代登楼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其所开创的登楼望乡情结在唐代登楼诗中表现为“客”——“楼”(望)——“故乡”的心理图示,且多内涵着抒情主体不遇之感与家国之思;其次是《登楼赋》文本的影响,唐代诗人们在登楼时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王粲与登楼赋,他们或将王粲登楼作为典故用于诗中,或化用赋文语句;最后,《登楼赋》“信美而非吾土”模式与“登楼——望远——抒怀”结构在唐代登楼诗中亦有较多沿用。《登楼赋》之所以对唐诗影响深远,是因为登楼望乡情结契合唐代诗人的普遍心理,而《登楼赋》艺术成就较高,在唐代具有经典地位。

沈约的赋学理论及其在创作中的实践意义

南朝齐梁时期在中国赋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体现于这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赋作,更为关键的是赋学理论和批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沈约、刘勰、萧统等人为代表的赋论家从不同角度对齐梁以前的辞赋创作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概述。首开其先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以"情"为核心的"文以情变"、"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赋学观,并且与谢朓等人极力倡导"声律论"学说,提高了辞赋创作的韵律化和唯美化,推进了"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倾向,使形式上趋于骈丽的辞赋进一步律化,因而对于唐代律赋的形成来说又具有开创意义。

论杜甫的哀悼诗及文学史意义

杜甫现存32首哀悼诗均为交际应酬类哀悼诗,哀悼对象大多为建有大功的重相名臣和卓有建树的诗人、画家。其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的史实,抒发了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炽热情感。在艺术上,以体裁较多、在五古上有重大突破为最大成绩,且多用肯定性、赞扬性典故和死亡哀悼性典故。杜甫是中国哀悼诗史上的一流作家。

中岩圆月汉诗对杜甫诗的继承

被称为"五山第一学僧"的中岩圆月是日本五山文学早期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杜甫诗的影响,对杜甫其人其诗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岩圆月的汉诗存世丰富,造诣很高,其诗继承了杜甫诗的体裁形式,吸收了杜甫的"沉郁"诗风,认同杜甫"经世治民"的思想价值观。

论吴梯和李黼平对杜诗的解读及其影响

杜甫诗歌的“经典性”是通过后人的阅读、阐释与传播建构起来的。相同的杜诗文本经由不同读者的解读,会产生相同或相异的结果。清代中期岭南人吴梯和李黼平对杜诗进行了解读,并撰写了“读杜笔记”。这些笔记的写作时间、写作动机、写作体例和写作内容均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吴梯的解读视野要比李黼平更加宽广。二人不仅对前人的杜诗解读提出了商榷意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杜诗;还传承了人所公认的“经典”杜诗,并对某些原本没有被人熟知的杜诗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剖析。

论郑善夫对杜诗的接受

郑善夫是明代前七子复古派的重要成员,也是闽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极力推崇杜诗,对杜诗多有论评,认识清醒,并在创作中予以积极实践,获得了较大的成就。郑善夫对杜诗的接受成为明代杜诗学中的重要一环,对当时的诗坛尤其是闽中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

杜甫亲情诗的日常化书写及其对宋诗的影响

杜甫一生之中创作了大量诗篇,而亲情诗在其整体诗歌创作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诗歌中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诗经》早已有之,至杜甫则将诗歌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亲情诗中尤为突出,主要以日常语的运用与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来展现。随着宋代诗人对杜甫的推崇,使得这种写法对有宋一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加注重日常生活题材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