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的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表现的是叙述者与叙述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叙述者实现叙述行为,表现自我形态的重要手段。任何叙述行为的发生都存在视角关系,通过视角,我们可以感受到叙述者如何讲述故事,感受到他和故事的距离,他切入故事的方式和程度。可以说没有叙述视角就没有叙述。

“混沌乾坤”是如何造成的?——《水浒传》气候、地理描写错误问题新探

《水浒传》在描写长江以北的时令气候、地理方位时出现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当与《水浒传》脱胎于民间说书有一定关系。受口头文学叙事惯例的影响,说《水浒传》的艺人习惯于采用程式化的韵文套语来描写气候风物,这样就难免会出现文不对题的现象。至于其地理描写的错误,则与《水浒传》"聚合式"的成书方式有关。《水浒传》的集撰者为了将各地流传的宋江故事聚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有意选择了以山东梁山的水浒故事为核心来吸聚其他地区流行的好汉故事的做法,这样就难免要做一些地理方位上的腾挪或改变,而不管其是否符合实际的地理状况。因此,对于这样一部基于口头传统、累积聚合而成的英雄传奇,似乎不宜以考证的眼光审视其气候与地理描写存在的错误,也不宜以此作为实证的材料来证明其作者是一个不懂江北气候、地理状况的南方人。

小说叙述者的层次及功能

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充满了艺术品质的行为主体,他不但可以使用不同的叙述方式讲述故事,他还从事着小说文本的编排和组织工作。正是这种不同职能的存在,使小说的叙述者可以具有不同的层次之分。一般来说,一部小说的叙述者可以分成文本层面的叙述者与故事层面的叙述者,他们都具有各自的存在形态,表现着不同的意义和功能。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家族小说(中)

家族小说是一种有特殊规范的小说类型,它的题材内容具有特指性,常描写一个或几个家族的生活及家族成员间的关系;所叙故事,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其形式主要是长篇小说;叙事模式,有叙写家族由有序—无序—衰败的主流模式和叙写家族的“兴旺”史的非主流模式;情节母题主要包括“家族与性”两个方面;人物形象主要包括作为家族支柱的男性形象与作为家族附庸的女性形象。家族小说往往蕴涵了伦理文化、制度文化、风俗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叙述艺术比较

话本小说叙事主要靠讲述,文言小说主要靠展示。从叙事角度看,话本小说采用全知视角,不少文言小说采用了限知视角;从叙事时间看,话本小说按自然时序连贯叙事,不少文言小说运用了倒装叙事;从叙事结构看,话本小说主要以情节为结构中心,文言小说主要以人物为结构中心。

媒介形态与故事叙述者的多重互动

故事叙述者与其所赖以存在的媒介形态,共同形成了多样化的叙述方式和叙述效果,同时,也决定了故事叙述者在叙事媒介上的某种倾向性。故事叙述者与媒介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融合、对话到被操控的历史过程,融合是人类的原生态,对话是人类的历史延伸,被操控则成为人的媒介化现实。

三国故事的传播方式及与《三国演义》之关系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是各类传播方式共同参与的结果,经历代文人撰述与长期的民间记忆,相关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姿彩和状貌,也因此出现差异和演化。此多元并存的特征,也影响到《三国演义》的成书。《三国演义》的完成是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一个环节和支脉,它并不是三国故事传播的最后定本。

地域文化的视角:博山孝妇故事文本叙事形式探究

博山孝妇故事源远流长,传播广泛,在鲁中及周边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总体把握故事文本状况的基础上,从地域文化视角深入考察博山孝妇故事的文本叙事形式,发现其外在表现形式为虚幻的谶纬式的神异建构,是齐文化的反映,而其实质则为儒家传统的仁孝理念,是鲁文化的反映。叙事形式的二重性反映了地域文化的融合,这与两汉以来的官方主流哲学高度契合。故事文本具有正统的内容与新奇的形式,具有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使社会各阶层皆能从中获得文化价值认同并加以适当地运用,借以表达自身的政治、文化诉求,这是孝妇故事及其文本强大生命力的真正源泉。

通俗小说的文本形态及本质属性

对通俗小说进行理论研究,不可忽视其文本形态和本质属性。前者是有形的,一眼便可望穿;后者是无形的,只有读后才能知晓。通俗小说具有标识性的文体形态,表现为以白话为其语言标识;以章回体为其文体标识和以类型化为其题材标识。通俗小说同时具备自己的本质属性,即本源性、通俗性、商品性。对通俗小说的文本形态和本质属性进行探讨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小说的雅与俗作出准确的判断。

文学文本中梦境描写的叙事分析

梦境描写具有典型性的叙事特征,在文本中对梦的叙述编排是作者有意识行为。其中,梦境文本的所指和能指,即梦境文本的概念和形象,实际上指的是梦境文本的图像和隐喻。梦的解读可以说是对图像的解读,或者说梦的叙事即文本中的梦境描写,就是图像叙事。在叙事理论中,故事时间是情节推进的线性时间,而叙事时间是情节的表述时间。梦境文本的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存在多种类型,且需要对差异类型进行分析。从语式来看,梦境文本具有的是显示特征,而不是讲述特征;若是从语态来看,梦境文本的特征,则具有叙事主体和故事主体重合的特点。

从叙事视角看《左传》与《史记》对“重耳之亡”记述的差异

"晋公子重耳之亡"在《左传》和《史记》均有详细记载,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历史经过的叙述,两部史书存在着不少差异。最直观的差异是在文本层面,以往多从记叙内容、语言方式、谋篇布局乃至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等方面进行文本的比较研究,这些都建立在已有作品效果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化的研究。现代叙事学重视对叙事过程的研究,叙事视角反映了叙事者和叙事材料之间的关系,对同一叙事对象甚至是同一叙事材料,叙事者采取的角度、方式不同,导致了叙事作品的风格差异。具体来讲,《左传》采用的是典型的纯客观叙事,史家严格遵从实录的原则,"言事兼行"的方式造成了叙事上片段化、戏剧化的效果,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隐含着道德教化的大义。《史记》采用的是全知叙事,重在对整个史实始末经过的完整展现,讲究叙事上的连贯性、逻辑性,反映了史家自我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及对历史更强的解释能力。当然,对两者之间的分析比较,也不能忽略史书体例的因素,前者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后者为纪传体通史的开创者,编年体以记事为主,在处理以人为中心的题材上难以摆脱记事的窠臼,"随事见人""以事昭义"的方式使"重耳之亡"只可能成为"大事记"。而纪传体采取的"以人系事""事附于人"的方式,以人物为中心,将各个时期牵涉的人和事聚拢于一起,通过对传主人生历程的完整展现,尽显人物性格、命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试论日本小说《厨房》的叙事策略

在日本女作家吉本芭娜娜的小说《厨房》中,作为变性人存在的惠理子不仅具有主题思想等内容方面的意义,还担当着一定的叙事使命:她的出现有效地促成了小说结构点的形成,使"隐含作者"得以完满实现,并以其行动与小说叙事节奏之间达成了巧妙的共振。

双重视角烛照下的心灵之痛与人性之悲——对S·茨威格《家庭女教师》的一种解读

文章从西方叙事学视角理论出发,对奥地利作家S.茨威格的经典短篇小说《家庭女教师》进行了文本分析,指出该文本采用了文本外的叙事者加文本内的儿童视角的双重视角叙事策略,紧接着论述了这篇作品在儿童视角叙事方面的典型性和成功之处,最后从文本的独特的叙事策略自然推及至作家隐喻其中的人文关怀。

叙述者的陷阱——谈《尘埃落定》叙述者的介入

从叙事学的理论出发,主要分析《尘埃落定》中的叙述者功能,看到了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在一种主观全知全能支配下,对整个故事情节的推动作用;同时,透过叙述者的功能,发现了隐藏在后面更深的文本叙述者的中心力量,从而确定了叙述者在小说中的核心作用。

试论李渔小说叙事模式的文化机制

任何小说(文学)叙事都是民族文化心理和文人心态的反映,李渔小说鲜明的叙事模式主要具有以下特征:"因果叙事"的结构框架,"大团圆"的结构方式,以及强烈的叙事干预和对故事的操纵等叙事策略。李渔的这种叙事模式的成因,大抵有四:首先,是史传文学对李渔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李渔对历史文化的接受表现在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历史文学重大事件真实性的消解,另一方面,是对史传叙事中议论和叙事人称的认同,其小说中大量的议论笔墨显示出史学意识对作家的渗透和影响。其次,李渔的短篇小说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也和源远流长的史学叙事在总体上所采取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有着同样的心理认同与主体态势。这种全知的视角,正与以说教为旨归的拟话本小说创作心态相契合,同时也是李渔身上优越的文人地位的潜意识的体现。复次,李渔的小说叙事也深受说话、戏曲、园林等艺术及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表现为李渔叙事模式中那种空间化的叙事结构趋向,使小说的形象构成呈现于共时态的不同空间环境之中,从而使小说的空间布局突破了线性的简单发展脉络,而出现了更为多重的网式结构,这在传统小说的发展史上,是极为重要的理论转向。尤其是在叙述体式上,它的多层次叙事拉开了作家与叙事人的距离,造成叙事角色的变化,对于近现代叙事文学体制生成有着重要的引发与启示意义。仅就这一点而言,李渔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

革命历史叙事范式的转换——兼论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口》

新历史小说的出现表明革命历史叙述出现了危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通过叙事范式的转换试图化解这场危机。这种范式的转换主要体现在:视觉的转换,摒弃利己原则而秉持公共叙述立场;在此基础上,对"革命"进行反思,质疑"革命"作为信念伦理的意义,强调其责任伦理的承担;确立伦理底线与精神标高,在此框架中召唤人性的复归。这种历史叙事范式的转换之意图在于表达"革命"对于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难以兼得的困惑,同时试图探寻解决困惑的有效路径,以此表明"革命"价值的双重诉求。

《金瓶梅词话》“一事多说”言说方式发微

《金瓶梅词话》的言说方式多种多样,“一事多说”即其中的一种。这主要体现在李瓶儿要嫁西门庆和李瓶儿招赘蒋竹山这两件事的言说上。前者经过十四次言说,后者经过四次言说。两件事情的多次言说在李瓶儿、西门庆、潘金莲、吴月娘、叙述者、玳安、冯妈妈之间反复进行。李瓶儿和西门庆及其众妻妾的关系、西门庆和李瓶儿及其众妻妾的关系、西门府众妻妾的关系、人物感情、西门府的稳定与风雨,都在和李瓶儿相关的两个事件的多种言说中得到呈现和揭示。小说关于李瓶儿两个事件的“一事多说”意在表明李瓶儿的重要性。这种看似琐碎平淡的笔法实际上蕴藏着形式创造的千钧之力,小说言说的历史高度也因此得到确立。

同核与异体:陶瓷绘事与文本叙事的关系研究

陶瓷叙事性图像一直与文学故事互文见义,它的直观形象性对于传播意蕴闳深的文本叙事大有裨益,它对文学传统起到了模仿、影响和传承的作用,却总是被叙事研究所忽视。本文通过对同一个故事题材在图文两种媒介上的表现进行对比分析,揭示陶瓷图像的三种叙事功能,即赓续口传文学、锚定印刷文本和复现佚失的文本,说明图像化文本与文字文本一致的能指内核。通过对比图文的叙事效果,故事在图文中的呈现存在着三种特性差异:强化戏剧性、弱化文本权威性和有意味的虚化。本文取材于希腊瓶画和中国瓷绘的所有释例,都旨在说明:陶瓷绘事与文本叙事是在互为映射的基础上形成的开放的互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