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主导模式”、“控审合作模式”、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与被追诉人自身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差别性法律帮助权是引发辩护冲突的主要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处理辩护冲突应当以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出发点,坚持有限的独立辩护原则,强化辩护律师的协商义务,并在特定情形下履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认罪”协商与“认罚”协商之辩护冲突分别处理,并确立审查起诉阶段控辩争议问题待处理的程序机制。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定性”与“定量”存在争议的案件分别处理,并构建审判阶段辩方否定认罪认罚的程序规则。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困境与纾解

2018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然而,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缺位、值班律师作用发挥不明显和被追诉人上诉权受到限制等。上述问题共同导致认罪认罚案件中“自愿性”保障的缺位,被追诉人无法基于内心“自愿”放弃权利。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通过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程序、落实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被追诉人的上诉权等方式确保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服判,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正当性建构。

轻罪治理背景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面向与程序供给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日益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逻辑在权力制衡、持续审查、比例原则等三个方面得以展现,所具备的程序功能有利于释放轻罪治理效能、缓解轻罪治理末端压力、控制轻罪审前羁押溢出效应。在当前“捕诉一体”办案模式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面临着审查主体的追诉倾向客观存在、审查程序启动困难、审查方式行政化、审查标准把握不规范等问题。随着“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深入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协商性司法等新特征。协商性司法在客观上可以减少审前羁押,非必要的审前羁押会对协商性司法的正当性产生不利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本身是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协商性司法为进一步发挥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提供了制度空间和理念指引。通过强化依职权主动审查、构建审查闭环,适度简化审查标准、明确“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把握参与协商的本质、纠正听证程序的异化倾向,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将更加贴近轻罪治理需求,为构建现代化犯罪治理体系提供必要支撑。

轻罪治理背景下协商性辩护机制的完善路径

随着轻罪治理体系在我国逐步构建,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正当权益,应当构建协商性辩护机制。协商性辩护机制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质效、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重要价值。但在运行中,却呈现出辩护进程追诉机关主导、“辩护”形式化的现状,为化解适用规则阙如、程序设计原则、信息掌握不平衡的运行阻碍,应探求通过提升协商性辩护质效、健全协商性辩护程序规则、完善协商性辩护细则、建立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制度等路径,完善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协商性辩护机制,丰富轻罪治理的中国实践。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调整机制研究

通过对量刑建议调整机制的实证研究,发现机制有检察院和法院均可调整、检察院和法院均基本因案情变化调整等实践特点。结合实践考察结果以及法律规定,该机制在运行中存在检察院的调整权限不明确、“明显不当”的认定标准不清晰、被追诉人与检察院的协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要明确检察院可以自行调整量刑建议,“以案件事实和量刑情节变化为主,调整幅度10%以上为辅”作为判断“明显不当”的标准以及健全控辩双方在调整过程中的协商机制,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之探讨

逐步扩大简易程序和其他速决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之一。随着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初步确立,对抗性审判的程度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但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却日益突出,在此情形下,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这种非审判式案件处理方式,就成为我们可供考虑的选择。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自2012年我国法律确立附条件不起诉以来,该制度在实践中扩大了适用对象,逐渐成为一种有助于轻罪治理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形成过程与欧美国家的相关制度发展保持了大体一致的态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体现了协商性司法的基本理念,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可以预防轻罪嫌疑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发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活力。未来,有必要将这一制度扩大适用到所有轻罪案件,完善其适用条件,确立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监督考察项目,建立较为完善的教育矫治体系,健全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程序,将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内容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使其发挥普遍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论控辩平等的功能

控辩平等是现代诉讼法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念。我国的司法制度正在面临着百年一遇的变革,在诸多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控辩平等原则的导入是一条必须贯通其中的理念主线。控辩平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不可或缺及不可替代的功能。无论在侦查程序、起诉程序中,还是在审判程序、救济程序中,均如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 ——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

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以“审判阴影模型”为视角的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辩诉交易是"审判阴影模型"下的一种讨价还价,辩诉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来就会在庭审中出现的实质性结果。在以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为对象加以研究后,我们发现除"审判阴影"外,还有不确定性、成本的压力、被告人的风险与利益偏好等因素影响了这一决策过程。为了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美国刑事司法发展出一系列制度,旨在保障控辩协商在"审判阴影模型"下进行,这些制度对于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程序正义视野中的控诉与辩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严重失衡,因为它是建立在控辩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基础上的。实践证明,这种关系背离了控辩平等的诉讼原则,既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在坚持控辩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能够实现充分对抗的控辩平衡机制,并在诉讼观念和诉讼制度上为这种平衡机制的建构提供保障。

对抗与协作: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关系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 ,控诉和辩护之间的关系不应当仅仅定位于对抗 ,实体公正和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 ,需要控辩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彼此协作。由此 ,在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框架内 ,一方面 ,应当在立法上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确立审前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原则 ,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另一方面 ,除了应当建立证据开示制度 ,还应当借鉴有罪答辩机制 ,完善我国的自首和坦白制度。

起诉书一本主义与公诉方式改革

起诉书一本主义是英、美、日等国所采用的公诉模式，它有助于排除法官的庭前 预断，实现控辩平衡，并有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现行的公诉方式存在诸多弊端： 没有完全排除法官的庭前预审；容易造成“伏击审判”；难以从根本上避免庭审的形式化倾 向，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不符合诉讼的经济原则。因此，在我国确立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公诉模式、相配套的证据及展示制度，重新规范起诉 书的内容，乃司法改革之迫切需要。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制度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流行的证据展示制度应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确定 ,它能使辩护制度摆脱困境 ,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对我国证据展示的原则、范围、程序设计以及制约因素提出见解。

证据开示问题初探

证据开示制度是对抗式庭审机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控辩双方证据开示应当是不平衡的,只有证据开示的主体、时间、地点、方式适合我国庭审实践,才能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建立辩诉协商制度可行性研究

加强司法民主与人权保障,简化诉讼程序和追求诉讼效率已是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改革的主流。面对逐年上升的犯罪率、有限的司法资源和堆积如山的案件,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提高办案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在立足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设立我国的辩诉协商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浅议刑事审判原则

审判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被追诉者的刑事责任问题要得到最终确定,法院要对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是否处以刑罚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裁决。因此,必须规范中国刑事审判中具体的审判原则,确立并完善审判独立、控辩平衡、直接言词、集中审理、证据裁判一系列审判原则,以实现审判公正。

论罪名变更的制度建构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在相关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缺陷,导致了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问题上的检法冲突和辩审矛盾。文章从完善立法、司法实践与理论发展、与国际接轨三方面分析了制度建构的必要性,按照控审分离原则、维护被告人辩护权、兼顾公正与效率等诉讼理念,对罪名变更的制度建构进一步探讨,提出了包括条件和范围、方式和适用以及协商变更的程序等内容的具体构想。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立法的理解适用及完善

修正后的新刑事诉讼法采用专章的方式,正式从立法上确认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首先明确了适用条件,其次赋予了办案机关审查权,最后指明了成功和解的法律效果。但立法尚存诸多未决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就制度本身而言,应拓宽适用范围,加强与民事实体法的衔接;强化对当事人主观意愿的审查,对当事人的反悔权进行限制;消除"等"字歧义,摆脱对物质赔偿的片面依赖;理顺与"其他相关人员"的关系;对和解成功的案件进行"再分流"。在配套制度方面,将刑事和解的审查工作列为办案期限的中止或延长计算事由,科学界定"以上"、"以下"概念,防止逻辑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