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评顾颉刚先生的学术研究

逻辑分析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无论研究哲学还是历史都应自觉运用这一方法。顾颉刚先生国学根底深厚,著作宏富,却不懂得将这一方法运用于自己的研究,故其倡导的古史辨运动,虽建树卓著,但其个人的一些重要考辨,却如沙中楼阁,经不起逻辑分析。如“古代士之流变考”,顾先生用的是简单枚举法,却以之作为全称归纳判断;对夏代的考辨,《论语》可作为支点,顾先生却弃而不用;“汉代今古文经学考”,顾先生追随康有为,违反逻辑论证,以偏概全,颠倒时序,从论据到结论都是错误的。顾先生自己承认不懂逻辑,不知演绎推理及大前提之为立论基础,其真伪必须严加分析检验。

经学辩论与东汉论说文的变化

汉代的经学辩论是讲学和著述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经学学术活动,它以辨明学术是非和切磋交流、倡导学术为目的。经学辩论有力地冲击了烦琐僵化的章句之学,导致了追求义理明通和崇尚理论著述的风气。受其影响,东汉论说文在形式上多问难之体,在论证方式上形成了实证求真和思辨析理的特色。经学论辩是汉代经学通向魏晋玄学以及汉代散文通向魏晋文章的桥梁。

论廖平1880年并未转向今文经学——“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辨析

廖平入读尊经书院后学思两变,自称第二变是"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学术界据此认为廖平自1880年开始,在王闿运影响下,厌弃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但细检相关史料后发现,研究者推证廖平学思二变的契机发自王闿运入主尊经讲席的证据虚空不实。廖平从1881年至1886年间一直从事文字训诂之业,并且始终强调"治经之道,不能离声音训诂"。廖平"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真正意蕴,是主张跳出琐碎的名物考订,着力推寻经书条例、解证经典大义,由勤学变为深思会悟,但他的经学立场和治经方法并无明显变化,直到经学二变后才一度转向今文经学。廖平治学在庚辰以后得入新境,既要归功于他对专治小学训诂弊端的自省,又是他不喜记诵、长于悟思的个体特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刚到尊经书院的王闿运没有直接关系。

汉代今文经学的盛衰

今文经学是西汉的显学,但到东汉开始衰落。今文经学的衰落,固然与烦琐化、神秘化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各以家法教授的博士制度有关,而最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今文经学的历史任务是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作理论论证,《白虎通义》标志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故成为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是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皮锡瑞“三礼”学的今文经学观

皮锡瑞赞同以《仪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之说;认为《周礼》当出自六国时人,非必出于周公,亦非刘歆伪作;《礼记》中如《王制》和《礼运》这样有着完整意义的篇目,当可分篇别出,《王制》为孔门弟子所作。在重视经学家法的观念下,皮氏对《周礼》、《王制》给予了很多关注,力图通过对《周礼》、《王制》的解析以明今古文之分。皮锡瑞治经重今文,并强调经学之微言大义,他对古礼多从礼之义的角度来认识。

桓谭的学术立场与政治个性

桓谭从古文经的学术立场出发,引申出对谶纬符命之学的思想批判,并以此选择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从他与王莽的合作到分裂,以至利用《新论》对王莽进行批判,他在东汉前期对光武帝"天下事以图谶决之"的公然反对,都可以看出他是从古文经立场和对谶纬符命之学的否定出发的,学术立场决定了他的政治个性。在和同时代其他经学大家刘歆、贾逵等人的比较中,桓谭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和持守,显得特别突出。在皇权专制时代,能不屈服于专制君主的淫威,始终如一地坚守学术立场,是桓谭最可宝贵的品格。

张惠言《易》学与晚清今文学

张惠言是晚清今文学兴起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学问介于朴学与晚清今文学的交界点上,他做的汉《易》学上承惠栋。然而根据现有材料,以考证的方法来复原虞翻《易》学,只能是破碎的。张氏不取考证学的方法,而是抽绎出虞翻《易》学的精义,再加入自己的体会,建构出虞翻卦象的结构体系,再凭借这个体系来笺释虞翻《易》注。这种方法富有创造性,也算是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张惠言的礼学,也非考证礼学,而是与公羊家的礼学相通。他会通《易》与礼,其实也蕴含着公羊学在其中。张惠言的方法传给刘逢禄,同时对黄以周、曹元弼等也有影响。

今文经学、书院士人群体与地方政治——以江西经训书院(1892—1898)为中心

传统教育体制在甲午战后逐渐改革,江西书院同样经历了这一变革过程。在豫章、友教等宋学型书院添课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形下,经训书院以训经育人的方式,在皮锡瑞的影响下,却在科举取士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细察这种悖离的原因,今文经学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恰恰也是以皮门弟子为首的书院士人群体在江西维新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乃至这些人在民初江西历史上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研究凸显了书院的社会史意义,这或许是近代书院研究的新维度意义。

文本: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先秦文言文教学启示——以《邹忌讽齐王纳谏》为例

文言文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然而多年的实践表明,现有的教育教学理论似乎对文言文教学无能为力:教师教得津津有味,学生听得昏昏欲睡,或者课堂教学沦为与语文教学毫不相干的闹剧。新历史主义侧重将历史文献纳入文学的视野,甚至视作想象与虚构的文本。这种理念的引入,将传统的文言文教学变革为通过探疑进行对文本本身的理解和剖析,注重过程与方法,从而使先秦文言文教学回归语文教学,并培养学生积累知识与合作探究,实现三维目标。

新红学问世百年之反思与研究前景展望

新红学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其对旧红学的突破主要体现在《红楼梦》作者和版本两个方面。以今日红学所取得的进展作百年学术检视,感觉新红学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证还比较粗疏,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假设”也存在着主观臆测之嫌,这是《红楼梦》作者问题探讨始终不休的主要原因。笔者曾撰文提出《红楼梦》著作权的新命题“家族累积说”,故本文侧重于探讨新红学关于《红楼梦》版本问题的讨论,考察从残钞脂本到完整程本的演变轨迹。面对具有200多年接受史并在各个社会阶层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品,我们应正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版本的整体客观存在,深入考察其折射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集体无意识”。面对百年红学所存在的“经学化”倾向,“回归文本”才是正确的研究方向选择。反思新红学问世后的百年历程,其目的在于展望新时代红学的发展前景。

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

关于刘逢禄的《春秋》学书目,历来说法各异,表面上是因为各家简单采信刘氏行述,而根源在于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刊行与成稿情况较多变化。通过清理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四种刊本,可以确定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有14种。通过搜检相关资料,排查出刘氏拟作《春秋》学书目8种,对其中《胡母生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答难》和《申何难郑》重加探究,更可窥见刘氏《春秋》学研究的变化,从而深化对刘氏《春秋》学思想的认识。

论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的形式之维

"实质研究"和"形式研究"是构成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两大范畴,中国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属于"形式研究"范畴。以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为主体的"实质研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为开展以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为个案的"形式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基础。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的选取,应以作为中国古代教育价值核心的儒家和儒学为主导,围绕"为什么要有教育?凭什么能教育?为什么而教育?用什么来教育?怎么教育?由什么人来教育?教育什么人?"七个层面的基本教育问题,以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两个高峰为中心而展开。陈元晖在《中国教育学史遗稿》之中对于《礼记》之《学记》《大学》篇章的重新解读,为开展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提供了学术案例。以范畴话语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既是对《〈礼记〉新读》研究成果的学术继承和学理发展,更是试图在突破现有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从中国古代教育学范畴发生、发展和嬗变的发生学视角,重新解读和诠释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所蕴含的范畴体系和学科价值。

陈澧今古文《五经》论

陈澧丰富、系统的今古文《五经》论,不仅弥补了此前与同期广东经学家疏于阐述《五经》的不足,为广东经今古文学研究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而且其论呈现的去广东经今古文学门户、与汉宋学相调和的特点,成为咸同年间广东儒学开始步入总结期的标志,反映了广东儒学家试图集汉宋学、经今古文学之力以应对儒学危机。

《新学伪经考》古籍辨伪平议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讨论古文经真伪的辨伪学的专著。但《新学伪经考》中的辨伪并非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是思想家手中论证自己先验思想正确性的工具和打击论敌的武器。这样的辨伪事实上背离了辨伪学应然性要求,步入了歧途。其文与学术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有损于学术品德之客观与诚信。既有伤于学术,无益于思想建设,政治亦不享其利。康有为在历史上自有其地位,然不在其《新学伪经考》。

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看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兼论刘歆的“孔子观”

汉代今文经师们守着家法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经典的微言大义进行阐释。然而随着古文经的逐步增多,尤其当刘歆在校对秘府藏书之时对古文经本《左传》的发现,并提倡将古文经立为官学。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更是拉开了汉代今古文经学斗争的序幕。刘歆既反对今文经学的烦琐学风,又反对今文经学家将孔子神化为"素王"、"神主",以及谶纬神学把孔子奉为"黑帝之子"的主张。他在校订、梳理六经的基础上,将孔子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古代文史资料的整理者和编纂者。

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

近来在研究庄存与和和珅的问题时,大家多关注《清实录》的资料。由于庄存与的和《春秋》相关的手稿是乾隆中期写成的,学者们便怀疑庄存与的《公羊学》写于和珅案子之前,《公羊学》的复兴与和珅时代无关。然而,为什么庄存与的《春秋》学直到道光时代才以《味经斋遗书》之文集出版呢?为什么至今仍未找到任何与庄存与的《春秋》学相关的手稿?这些问题颇引人思考。通过考证大量资料来丰富对和珅时代的理解,作者认为,不但道光版本的《春秋》学是重要的依据,士大夫的作品也同样值得作具体分析,比如汪喜荀的《且住庵文集》和《谭献日记》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庄存与和和珅的冲突是1780年左右(乾隆晚期)爆发的。魏源在未发表的《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文稿中也提到了这一冲突,却以庄存与的《易学》来作掩盖。同时,庄存与的经学融汇了西汉经学,尤其是《春秋》、《尚书》、《毛诗》、《易经》和《周礼》。

“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文本的遴选原则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努力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的召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迈入了"新时代"。新的时代背景下,笔者梳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研究的历史脉络,提出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应以翻译文本遴选为出发点,并详尽论述了遴选的原则。

论夏曾佑的今文经学思想

夏曾佑是晚清重要的思想家和爱国学者,他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阐述了其"历史变易观""治国经权说""托古改制"和"排荀"思想,猛烈批判专制,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提供理论基础与历史根据,以达到变法维新的目的。在外来文化冲击导致中国传统学问日趋衰落的情况下,他重新阐释了经与史的内涵与功能,并提出了见解颇深的保存国粹之方法。他的"守其经""达其权""专门教育"与"通识教育"思想,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很有启发。

近代今文经学与晚清变革思潮——以魏源、王韬、康有为为例

晚清时期,我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局面:西方列强凭借强大的军事和商业力量,对大清王朝进行残酷的掠夺,促使晚清政权转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社会充满着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封建士大夫在为挽救时局而不断地奔走呼号,他们面对西方的冲击、内部的混乱,开始又一次地从传统儒家思想里寻求着救国救民的道路,魏源、王韬、康有为的近代今文经学便是晚清变革思想的典型代表。

今文经学是否促成了层累说?——层累说提出一百周年之际的思考

层累说的现代性争议衬托出其作为转型期理论的魅力。关于层累说的最初批评并不牵连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促成说”始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之后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阶段,径直向层累说对托古改制说的借用发难。愈演愈烈的风势逐步殃及层累说的条条立论,学术史与思想史夹击下的清理式阐释似让层累说再难摆脱今文经学的烙印。但现有解释与彼时境况的多重冲突要求重新理解二者关系。以正向叙事回归顾颉刚本身,经由历时的缕述发现层累说提出时期,顾颉刚对今文经学的态度并不像如今认定的那般紧密,托古改制说亦未得其青睐,保持相当程度的疏离才是二者间的真实样态。这一情形有所变化始于层累说提出之后,托古改制说、甚至刘歆造伪说均被用作丰富层累说的借力,顾颉刚也不再吝啬对今文经学的肯定。将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影响由推动性倒置为源头性的行为即由此发生。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并不同质,它们对何为历史事实的不同判定是分离二者的最佳说明。谈论其关系若以断裂性为前提,或许更能呈现层累说作为现代史学命题的主体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