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体育权利保障的价值导向

该文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对比研究等方法,从界定“体育权利”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的概念及其关系入手:一方面,体育权利保障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诠释了“人民至上”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是体育权利保障的根本原则和价值归依。该文基于新旧《体育法》文本对比的视角,分别论述了新修订《体育法》是如何在全民健身、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弱势群体以及体育产业的不同领域中开展体育权利保障,从而实现不同人民群体的体育主体性全区域、全行业、全生命周期覆盖的,并思考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助推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

论新修订《体育法》特殊主体的体育参与保障权

新修订《体育法》第5条首次提出保障公民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同时为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设立了体育参与保障权。体育参与保障权的设置有助于解决当下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体育权利保障不足,相应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缺失,体育无障碍环境设置不足等问题,体育参与保障权的设立符合国际体育发展的时代潮流与社会公平正义理论,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未来在新修订《体育法》实施的背景下,体育参与保障权的实现路径包括:继续完善体育供给服务体系,为特殊主体提供优质、无障碍、均等化的体育公共服务;制定多级联动及多部门协同的政策法规体系,形成操作性强的救济监督机制;针对不同群体制定相应的普法规划,提升全民对体育参与保障权的认知,切实保障特殊主体的体育参与保障权。

《环境保护法》的前世今生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的前身是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基础是1989年颁行的《环境保护法》。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虽然不是此次修法的直接文本,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在奠定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基础的同时,也为后来留下了一些隐患,成为此次修法的争论的起因。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是此次修改的直接文本,这部法律的存废之争一直持续了20多年;在2011年年初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修法程序后,经历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修改草案两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修正案"到"修订案",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几个"第一"。最终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建立最严格制度的要求,确立了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的地位,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机制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政治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相比于非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其进行了显著的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向外界传递了企业未来发展良好的信息。上述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①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组中更为明显;②基于企业规模的分析表明,小规模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但不同规模重污染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差异;③基于市场竞争程度的分析表明,高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低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真实盈余管理;④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倾向于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本文研究结论与西方的“政治成本假说”并不相符,为中国情境下的“政治成本理论”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证据,同时为进一步加强新《环境保护法》的环境规制效果提供了决策参考。

论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的完善及环境立法走向

近年来,在环境法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对“环境公益诉讼”、环境NGO的研究热、实践热,2005年前后中国发生的数起重大的环境侵害纠纷争议案件、2005年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颁布,2006年“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和第六次全国环境会议的召开,所有这些促成本文对现行的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立法进行新的思考。

关于修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若干思考

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已远远滞后于我国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现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文章就该法修改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方面提出中肯的建议。

论新《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

文章阐述了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旨在强化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围绕这一问题，对其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具体分析论述。

试论我国草原法律法规体系的修改与完善——以行政处罚为视角

我国草原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罚的规定纷繁复杂。本研究首先简要介绍了我国草原法律法规体系。结合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草原法中规定的行政处罚进行了系统,同时指出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吊销许可证件等行政处罚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完善我国草原法律法规体系提出具体建议,如尽量减少声誉罚的设定、增强罚款处罚的可操作性、增加“双罚制”的设定方式、普遍增设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合理设定没收非法财物、增设和规范资格罚等,以期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

关于《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的若干意见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至今将近40年,期间虽然经过若干次修订和修正,但由于形势变化和时代进步,诸多条文仍需要修改,甚至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律本身的整体结构以及调整对象。本文在回顾国际国内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章以及海洋环境保护领域执法实践的同时,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大致从七个方面提出了修法的意见和建议。

民用机场电磁环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的修订和实施

电磁环境保护是保障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的重要制度,在中国具备良好的法律基础和执法机制。然而,随着无线电干扰活动的实践发展和民航领域航行新技术的应用,现行民用机场电磁环境保护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修订和完善。在立法层面,《民用机场管理条例》应当以列举的方式明确禁止在机场及附近区域放飞无人机和使用无线电信号干扰设备,将电磁环境保护对象由“民用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扩大修订为“民用航空无线电相关频率”。在执法层面,应当充分保障民航有关部门对联合执法机制的介入程度,由无线电管理部门贯彻实施《无线电管理条例》《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航空器等公共安全相关频率的严格保护,不将责令改正作为行政罚款的前置程序,对非法无线电干扰设备的全链条活动处以高额罚款,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民用机场电磁环境安全。

完善《环境保护法》的途径探讨

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形势的发展,环境法制体系的逐步健全,作为环境保护综合性法律的《环境保护法》在某些方面逐渐显现出滞后性。《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与完善,学术界已讨论了很长时间。本文主要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对《环境保护法》的进一步完善进行了一些探讨。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制度的发展与实践路径

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是推动新常态经济"绿色化"实现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重点排污单位强制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是对该项制度的创新发展。但在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制度"落地"过程中遇到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确定的随意性大、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不规范、政府部门监管力度弱、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违法成本低、公众监督有限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环保部应制定《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确定指南》;规范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行为;完善重点排污单位环境报告抽查制度;强制实施环境信息审计制度;对违反环境信息强制公开义务的行为实行"按日计罚"和"双罚制",并降低企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实现举报法治化,并赋予公众对违反环境信息强制公开义务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