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itutive Laws for Visco-plastic Porous Medium Shaped by Regularly Distributed Circular Particles

A numerical study is presented,using a homogenization technique to consider the plain strain problem of visco-plastic porous medium shaped by regularly distributed circular particles. Based on a rigid plastic material,the paper derives the macroscopic constitutive laws for homogenous equivalent medium. By changing the shape parameter of circular particles,the effect of pore shape on macroscopic constitutive laws is explored. Yield surfaces with different pore shapes are obtained. About voids,a two-scale conception is introduced,which regards main void as macroscopic scale and secondary cavities as microscopic scale. The macroscopic potential involving main and secondary voids is achieved. The proposed macroscopic constitutive law taking microscopic features as influence factors is helpful for exploring the macroscopic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orous medium when numerical simulation is required.

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的全面规范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68条为制度支点

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的全面规范化是宪法全面实施的内在要求,因而其具有显著意义。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68条特别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该适用规则成为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全面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支点。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的规范化命题蕴含三个子议题:一是规范类型上,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包含抽象规范性决定、具体规范性决定和政策性决定三种规范类型;二是效力原则上,效力分层原则、程序判断效力原则构成了全国人大决定行权方式复合效力原则的核心;三是拣选标准上,“形式与内容的合比例性”构成了全国人大拣选决定行使方式的总理据,经立法程序决定之拣选标准的本质是立法便宜主义的政策考量,非经立法程序决定的拣选标准首先要考虑法律保留原则。

我国被羁押人通信权制度困境与合宪性调控

被羁押人通信权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规避”的问题之一。当前,被羁押人通信权相关规定较为分散且缺乏制度配合,在审查主体、检查方式等方面存在制度疏漏,无法有效回应权利主体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障需求。完善被羁押人通信权保障体系,需要将被羁押人通信权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公民通信权”保护框架下,对刑事诉讼领域通信制度进行合宪性调控,以破解通信主体不明、检查权力扩张、辩护利益受损等问题。合宪性调控以“三阶层”审查逻辑展开,先明确被羁押人通信权保护范围,对特殊犯罪案件和普通犯罪案件适用“二元审查模式”,在此基础上将通信检查权拆分为“拆开信件”和“阅览文字内容”两项权力,以实现公共利益与被羁押人通信利益的并重。

法院限制公民通信秘密权的合法性补强策略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对公民通信秘密权所作的高强度保护,导致了无论是学理上的解释还是实践中的应用,法院要求电信企业配合调取公民通信秘密之举的合宪性与否一直存在争议。尽管多数学者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对条款内容进行拆分和论证从而为法院进行辩护,并形成了占居主流的“合宪说”,但法院与电信企业之间的冲突实则为基本权利限制理论领域的问题。法院限制公民通信秘密权不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立宪本意的贯彻,在限制的过程中也遵循了法律保留原则及内外界限原则,其行为并不违宪。同时,为了更好地维护公民通信秘密权,消解法院调取行为导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虚置风险,应当通过概括式和区别式进行立法,借由宪法解释界定通信秘密权的保护范围,以及在实践中遵循法益平衡原则来为法院限制公民通信秘密权作合法性补强。

论行政补偿的宪法基础

近代以来,人们的财产权利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财产权利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挑战。现代各国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基于社会公益之需,可以对公民财产进行征用或限制,但是须以公平补偿为前提。行政补偿制度的价值在于,它既充分体现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功能,也充分体现了其对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功能。我国现行宪法只有征用条款,却缺少补偿条款,应予完善。

我国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重构——以宪法第51条为中心

保护宪法权利是现代宪法的基础,而限制宪法权利又被认为是现代宪法之公理。我国现行宪法第51条是一典型的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该条款初步划定了宪法权利的基本界限,在防止宪法自由和权利的滥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了我国宪法权利保护的落空。为此,需要对该条款设置程序性限制、限制的限制、权利救济机制等内容,以防止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滥用。

“信访权”之宪法定位

我国宪法并无信访权的规定,但一般认为,信访制度的宪法依据是宪法第41条,是公民宪法赋予的建议权、申诉权的具体体现。然而从实践和宪法权利理论出发,有必要对信访权加以分解,分为政治性权利和非政治性权利,从代议机构监督和制衡行政权的高度加强信访制度建设,推进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善。

法院实施宪法路径的探索与反思

基于20多年来中国关于法院实施宪法路径的探索,初步梳理了三条实施宪法的路径即宪法司法化、合宪性解释与法院援引宪法;通过总结经验得失、反思其中蕴涵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法院实施宪法积累智识与实际经验。理论性反思对两个命题作进一步阐明:宪法上确立的宪法解释制度是否意味着立法机关垄断全部宪法解释权?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是否具有解释宪法权?实践性反思则主要针对合宪性解释与法院援引宪法的利弊得失作出评判。只要尊重并承认司法适用性宪法解释的现实与规律,就能够客观公正地对此作出中立评判。

再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权

中央出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在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通过第23条将国家安全立法权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却迟迟未完成该项立法,导致对香港社会存在的有损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言行无法进行有效惩戒。在此情况下,全国人大可以凭借宪法第31条赋予的监督权和立法权,收回《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的授权,径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专门性立法,这种立法与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不同,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无须列于附件三,而是可以直接实施。

论《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在总体上具有法益保护早期化、处罚范围扩大化与处罚程度严厉化的特点。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说,则存在帮助犯的正犯化、预备犯的既遂化与构成要件的交叉化三个特点。帮助犯的正犯化与对帮助犯单纯设置量刑规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规定;《刑法修正案(九)》所增加的第120条之一第2款以及被修正的第1款,对帮助犯实行了正犯化;对于实施上述两款行为的,应当作为正犯处理;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该两款行为的,应认定为两款犯罪的教唆犯与帮助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120条之二第1款,对预备犯实行了既遂化(独立预备罪);该款规定的行为属于实行行为,而不再是预备行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本款规定行为的,成立准备恐怖活动罪的教唆犯、帮助犯;为他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准备的行为,也可能成立准备恐怖活动罪;按独立预备罪论处导致处罚程度轻于从属预备罪时,应按从属预备罪论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存在大量交叉现象,但不能将这种交叉关系解释为法条竞合,而应认定为想象竞合,从而发挥想象竞合的明示机能,实现预防恐怖犯罪的目的。

论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中央”与“地方”——基于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考察

明确"中央"与"地方"在宪法文本中的规范内涵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意义重大。基于我国《宪法》第三章的规范结构,除肯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中央军委主席与副主席、国务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中央"属性外,仍须进一步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独立性、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属性、司法机关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属性等问题。此外,中共中央和全国政协还构成了制度实践意义上的"中央",文本与实践落差的解读应回归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核心是对该款中两个"中央"表述的差异化解释。我国《宪法》第30条的地方建置类型,以及第31条的特别行政区和序言第九段的台湾地区均属广义的"地方"内涵。规范上相对独立的人格、利益与财政为地方作为"中央"的对应项提供了制度基础。

暂时停止法律实施决定的正当性分析

对暂时停止法律实施做法正当性分析的前提,在于准确厘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性质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对其位阶的判定。该方案在性质上既不属于行政法规,也不属于规章,而属于国务院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全国人大在性质上不属于主权机关,而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该机关的性质决定了其只能依据宪法来行使权力。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授权决定缺乏宪法文本和法律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将其视为法律修改的理由不足,缺乏直观层面的正当性。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暂停实施本市地方性法规决定和国务院暂停实施行政法规决定中的相关内容在表述上不甚妥当。《立法法》(2015)第13条在宪法上没有明确的依据,该规定将造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依法治国方略之间的冲突。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授权决定不可以被视为一种良性违宪,也不可以被视为一种解决改革难题的法治路径。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根本性解决,应该从宪法层面谋求解决的路径。

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之反思

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在概念界定、文本解释和功能判断方面存在缺憾,与坚持依宪治国、全面实施宪法的时代要求不相适应。宪法适用包括直接宪法适用和间接宪法适用,合宪性审查意义上的宪法适用和非合宪性审查意义上的宪法适用;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将宪法适用限定于直接宪法适用并等同于合宪性审查,不当限缩了宪法适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综合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第62条、第67条、第131条的规定,法院享有从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限度的宪法解释和适用权,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忽视了序言第13自然段的规范内涵,误将第131条法院独立审判条款解释为司法裁判依据条款,第62条和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终局宪法解释权理解为专属宪法解释权。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忽略了裁判文书说理部分援用的宪法作为实质裁判依据的可能性,以及合宪性解释蕴含的间接宪法适用。遵循效力、形式和条件限定的宪法司法适用说是更为妥当的解释方案。

我国法院实施宪法的角色定位及作用方式

依宪治国要求法院在宪法框架下运作,不能将宪法排斥在司法审判之外。法院不能取代人大行使违宪审查权,也不能通过其他方式适用宪法,但必须遵守宪法,按照法定方式援引宪法审判案件。依据宪法第126条,法院在审判中要适用"合宪的法律",因此法院在司法审判中负有职权以保证所适用的法律合宪,必要时法院要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法院对涉嫌违宪的规范性文件应依据法定程序提起违宪审查;法院还可以援引宪法进行说理;但法院无权在法律缺位时直接援引宪法审判案件。

日本宪法第九条起源及其原因

美国占领当局、日本官僚、日本进步力量和远东委员会是影响日本宪法制定的四种政治力量,日本宪法及第九条的产生是这四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尽管宪法第九条是由币原喜重郎提出,并得到麦克阿瑟的全力支持,但日本进步力量以及世界爱好和平力量在此过程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宪法第九条的提出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但更是日本民族对战争失败及其所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反思。

自然与规范双重视角下行为个数的认定——兼谈“‘同时’构成其他犯罪”规定的理解适用

行为个数的认定是罪数论与竞合论共同的逻辑起点,但我国刑法理论与实务对行为个数的认定过于粗疏。对想象竞合中的“一个行为”,应从规范意识的突破次数进行判断。明知对象具有不同的属性(如钱和枪),应认为存在数个行为;对于人身专属法益的侵害,应以被害者人数确定行为个数;行为主要部分不重合的,应认定存在数个行为。参加恐怖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与参加者具体实施的犯罪行为存在重合,成立想象竞合而非数罪并罚;醉酒驾驶中途撞人的,成立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过程中假冒商标、非法经营的,有认定为数个行为而数罪并罚的可能。“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中的“同时”,应限于“一个行为”,既可能属于想象竞合,也可能属于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和交叉关系的法条竞合。

论我国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双重属性——以《宪法》第41条为分析基础

我国《宪法》第41条的规范结构及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运行实践表明,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具有监督权和救济权的双重属性。近年来,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逐渐成为重要的权利救济手段,与司法制度的冲突开始浮现。亟待整合权利救济渠道,建立公民审查建议的法院移送机制,以维护法制统一与司法公信力。民主监督属性则是《宪法》赋予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规范属性,不能因法院移送机制改革而削弱。为此应当放宽对建议人的主体资格限制,赋予普通公民为公益起诉并提出审查建议的权利;并在合宪性审查制度中设立听证程序,作为加强民主监督属性的措施。

论我国宪法中人权条款的直接效力

宪法人权条款具有直接效力是当代世界宪政运动的一个趋势 ,亦是宪法自身的要求。承认人权条款的直接效力是中国宪政运动的当务之急。本文认为 :宪法的法律性应予重申 ,且法院的使命在于实施宪法 ;由于宪法人权条款的“具体化”中存有诸多疑问 ,故应使宪法人权条款具有直接效力 ;

宪法第五十三条中守法义务的证成

与宪法规定的其他义务相比,第五十三条中的守法义务是更为基本的义务,但是宪法学界鲜有对守法义务的论证。从法理学进路则可证成此守法义务:首先,任一正常的社会都有正当的社会目标,这确保了社会对法律的要求是正当的;其次,法律与社会之间有基于相互性的责任,当法律回应了既定社会的正当要求时,此社会的任一成员都有回应法律的义务;最后,社会成员不证自明的理性确保了回应的必然性。所以,正常社会中的任一理性公民都有宪法上的守法义务。

宪法的人权保障机制研究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本文讨论了宪法保障人权的机制 ,认为宪法通过宏观上控制国家权力和微观上规定基本权利的内容 ,形成有机的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历史地看 ,宪法对人权的保障突出从宏观上的国家权力控制到微观上的正面规定基本权利的转变。我国宪法与现代宪法有暗合之处 ,但有需要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