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因果关系的归责功能

“归因—归责”的阶层性判断框架对因果关系从事实到规范、从客观到主观的判断模式是法学界的共识,但对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否只是单纯地适用条件公式值得研究。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在特殊体质和介入型案件中采用比较事实原因力的方法降低规范判断承载的压力,把对危险实现的规范判断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事实因果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事实因果关系都不是用形式化的“若无则不”公式判断的诸多等值条件关系。事实因果关系对法律因果关系具有判断和认知两种功能。危险创设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主要是对心理类案件和不作为案件中的因果关系提供认知功能。危险实现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可以为特殊体质案件和介入型案件提供基于事实原因力比较的判断功能;在因果关系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中,危险是如何具体实现的需要通过流行病学或其他学科的合法则的事实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事实因果关系对归责的辅助性判断功能,在非疑难案件中,事实因果关系没有必要受到特别重视;在有些疑难案件中,疑难的确只存在于规范判断上,对于这些案件,事实因果关系只需要根据条件说即可验证。

被害人自杀之介入对刑法因果关系认定的影响——基于16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针对介入被害人自杀行为的案件,我国司法实务采取了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包括偶然/必然因果关系说、间接/直接原因说、条件说、重要说及相当因果关系说等。但是,上述理论学说都存在难以修正的缺陷,不仅未能提供明确具体的判断标准,而且未能类型化地把握介入因素的性质,还使裁判者承载着一次性完成归因与归责的思想重担。相较而言,客观归属理论消除了上述因果关系理论的弊端,较为合理。客观归属理论对介入被害人自杀行为的案件进行了三个步骤的考量,即以条件说为基础,以危险增加作为危险创设的判断标准,以规范保护目的作为危险实现的认定尺度。同时,在危险实现中,该理论认为应首先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蕴含致人死亡的危险。若蕴含,则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若不蕴含,则要引入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若符合被害人自我答责的成立要件,则由被害人自我答责;若不符合,则要依据具体情况判断责任归属。具体而言,若被害人不具有自我决定能力,则由负有监护义务的第三人承担责任;若被害人不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则仍由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不可解释性”危害结果的客观归属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有限自主性源于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算法决策的不可解释性,意味着其可以独立造成法益侵害。既有理论深陷人工智能体有无责任能力的主观归责问题,却忽视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首先面临的是危害结果之客观归属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是强人工智能,其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无法归属于智能体本身,应当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暂行管理办法》等技术规范,在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分配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致法益侵害的风险,以填补刑法处罚漏洞。风险分配的依据是技术规范在科技发展与人类安全之间的价值判断立场,其规定了生产者与使用者对不可解释性算法决策可能存在“最差的情形”的注意义务。风险分配的方式是在准备、运算与生成这三个阶段,结合当前人工智能犯罪的不同类型,在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进行不对称的风险分配。为避免过度限制科技发展,应根据下位规则限制危害结果的客观归属,一是根据溯责禁止原则限制对生产者的结果归属,二是根据有限的自我答责原则限制对使用者的结果归属。

关于条件说之缺陷的反思

条件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的区别在于,条件关系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和客观归责理论的基本立场,条件说并不存在扩大原因范围的缺陷。借助实行行为理论和主观限制理论避免条件关系说扩大处罚范围,是条件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的共同主张。关于因果关系判断的争论是围绕介入因素型因果关系而展开的。“无前者即无后者”公式意指必要条件因果关系,而假定的因果关系、可替代的充分条件和二重的因果关系属于充分条件因果关系,在这些因果关系中对条件说的批评缺乏逻辑前提。重叠的因果关系与合义务的择一举动属于必要条件因果联系,根据条件公式判断因果关系并不会产生缘于学说差异的争议。

个人自治法益观下“不作为诈骗”的保证人地位分析

从只考虑法益客观侧面的传统观点来分析不作为诈骗并不全面,需要转向个人自治的法益观,考虑诈骗罪法益的主观“自治”侧面。“自治”的范围要分别受到社会效率与安全、主体相互间自由价值辩证统一的约束。为满足不作为与作为等价性评价与区分民刑诈骗的要求,可以采取危险来源控制说的立场,将内容限于能对受骗人造成损失且难以救济作为基础事实判断。

《海上交通安全法》背景下海事行政处罚对象规范化研究

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海事行政处罚对象应为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中的责任者。个案中具体处罚对象的选取,应当以行为责任和状态责任为基础进行归责。案件调查过程中应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取证,结合船舶相关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确定最终的行政处罚领受人。

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理论

客观归责理论是目前德国刑法学界研究的时尚理论。根据该理论,如果行为制造了危及行为客体而为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并且这个风险实现了构成要件的结果,那么这种由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是可归责的。客观归责理论是一个正处于发展之中的理论,其所开创的新的诠释方法对犯罪理论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研究这一理论,对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种对象完备度优先填补的决策树规则提取算法

不完备信息系统中决策规则的提取是数据挖掘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对不完备信息系统中决策规则的主要获取方法进行分析,以决策属性具有缺失值的不完备决策表为研究对象,提出一种基于数据优先填补的决策树规则提取算法。针对ROUSTIDA算法在数据填补时运算量较大且容易导致决策规则冲突这一问题,算法采用决策属性优先填补的思想,引入对象完备度概念对其进行改进,使用改进的ROUSTIDA算法对不完备决策表进行一次性数据填补预处理,并在限制容差关系下采用属性重要性为启发函数构建决策树,从而获得决策规则。实例表明该方法是有效的,生成的决策规则简单,且具有较高的精确度。

客观归责理论的引入与因果关系的功能回归

我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务领域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与迷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因果关系理论功能定位不清有关。我国现行的因果关系理论除了进行事实判断之外,还承担了规范归责的功能。因果关系应当解决的是构成要件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客观关联的问题,而结果能否归责于行为则是刑法归责理论的任务。客观归责理论的贡献在于,在承认条件因果关系的前提下,跨越自然科学性的事实审查而进入价值性、规范性审查的阶段。客观归责理论除了提供判断规则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逻辑思维方法,促使我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回归事实判断的功能定位,克服我国因果关系理论哲学色彩浓厚、判断标准不一的弊端。

刑法理论中的客观归属论

德、日刑法理论中客观归属论 ,是在解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上发展的 ,以条件说为前提 ,进而以危险联系论、规范的保护目的论 ,提出客观方面对一定行为进行责任归属的模式和标准。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 ,值得借鉴。

刑法中因果关系认定新探——兼论介入因素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判断应分为归因和归责两个部分,归因部分采用条件说,归责部分采用规范目的理论。条件说的实质标准是科学法则,是以概率体现出来的支配力标准。按照支配力标准,行为与结果存在强力支配、普通支配、忽略支配三种关系。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判断,不需要类似于条件说的事实判断,只需归责判断。因果关系的归责判断采用规范目的理论,第三人责任领域应该在整体规范目的内考虑,防止被滥用。渎职犯罪只要有渎职行为,并且产生了渎职犯罪要求避免的结果,就可以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介入因素通常不影响因果关系的判定。存在介入因素的情况下,因果关系的判断重点就是介入因素能否中断因果关系,若不能中断,介入因素是否与前行为共同成立因果关系,最后再考虑介入因素的彻底排除。将被害人自残、自杀的认定为结果加重犯违反了被害人自我答责原理、不符合规范保护目的,形成了间接处罚。

刑法应如何应对环境保护的“焦虑”——以风险刑法理念为视角

针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何形成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虽有不同路径之探索并形成诸多对策性建议,然则尚未触及制度困境的实质,因而丝毫未能减弱环境保护的"焦虑"。在环境恶化现状的背后是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风险,由此催生了风险刑法的诞生,进一步冲击了传统刑法理念,尤其在法益论领域促成其功能化转向,在责任领域瓦解了责任主义的逻辑范式,使归因与归责逐步分离。这些理念的诞生为完善污染环境罪提供了较为重要的理论视角,并且有利于进一步遏制环境恶化的现状,使刑法真正回归"保障法"的制度本性。

二阶段归因论——关于事实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

在归因和归责双阶层因果关系判断体系中,存在事实因果关系是进一步判断法律因果关系的前提。当前学界研究的重心是归责层面的相当因果关系论和客观归责论,对归因的研究相对薄弱,削弱了事实因果关系判断本身的重要性。条件说是判断事实因果关系的通说,合法则性条件说则成为有力学说。根据到达的因果关系和致害的因果关系二阶段归因论,条件说适用于对到达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合法则性条件说适用于对致害的因果关系的判断。运用二阶段归因论对传统的事实因果关系理论进行合理重构,不但可以解释既有理论无法妥当解释的疑难案例中的因果关系问题,而且可以厘清基本理论层面上的逻辑含混之处,构建更接近事实本身的精细化归因理论。

中立帮助行为出罪根据只能是客观行为本身——有关共犯司法解释的再解释

中立帮助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明知,客观上促进了他人犯罪,因此,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根据只能是客观行为本身;中立帮助行为本身不是犯罪行为,不符合帮助犯的客观不法构成要件,他人利用之实施犯罪的,根据溯责禁止原理,应属于故意的正犯的自我答责领域。我国有关共犯的司法解释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还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生产经营场所等帮助的,成立相关犯罪的共犯,这似乎说明我国司法实务在中立帮助行为处罚问题上,采取了与国外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处罚范围的趋势背道而驰的立场。其实,这类规定只是一种“注意性规定”,旨在提醒司法工作人员不要忽视对深度参与他人犯罪、原本就符合帮助犯成立条件的犯罪团伙成员的打击,而非意味着将从事具有中立性质的日常生活行为、正常业务活动的人作为共犯“一网打尽”。

客观归责理论

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刑法学上的难题之一。大陆法系多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基础。德国自1970年代开始,出现"客观归责理论",在学说与实务上渐渐受到重视。运用客观归责理论来处理因果关系,得到的结论与运用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差无几,但是对于少部分的案例,处理结果可能不同。客观归责理论有三个思考层次:第一,以"是否制造法所不许的危险"为判断的起点,如果行为的危险性是受到容许的,即使有死伤的结果,这个结果一概与行为无关;第二,继续追问,危险行为是否与结果的发生有常态上的关联性;第三,针对很少部分的案例,还要再追问,危险行为所引致的结果,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

客观归责理论与自动驾驶交通肇事刑事责任的归属

因自动驾驶导致交通肇事该如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逐渐成为新近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深入发展的智能化产品,其功能性特征与构成犯罪主体的自然人属性存在本质区别,且不具备受刑能力导致其最终无法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在我国承认自动驾驶汽车的犯罪主体资格并无实定法上的依据,因而不具有合理性。对于自动驾驶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并非均是刑法所关注的重点,在处罚依据上可以引入客观归责理论,合理区分归因与归责的同时,在判断路径中还需要层层筛选、判断风险的类别以及来源。在“驾驶辅助”以及“半自动驾驶”阶段,系统设计者以及驾驶者均有可能成为风险的制造者,而在“完全自动驾驶”阶段则排除了驾驶者的风险制造,风险的制造以及实现均落在系统的设计者身上。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就此肯定上述主体均应构成犯罪。在具体的归责之中引入客观归责理论,通过客观归责理论的阶层性判断,不仅有利于准确定性,而且还能进一步限缩处罚范围。

“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限定

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思想基础在于,谁创设法益侵害的危险,谁就应该防止该危险现实化。但如果仅以是否引发危险状态作为引起作为义务的条件,则先行行为在范围上将无所限定,这势必导致不纯正不作为刑事责任的泛滥。为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塑造教义学上的限定标准,是非常必要的。这种限定标准当从行为角度与行为和危险的关系角度着手:就前者而言,应该将合法行为排除在能够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之外;就后者而言,只有当先行行为所创设的危险能够客观归责于先行行为时,作为义务才告成立。行为的限定与行为和危险的关系限定在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判断中各有价值,不能相互取代。

客观归责理论下对统一正犯化体系的反思

统一正犯化体系能够克服正犯与共犯难以区分的问题,同时具有定罪和处罚更为科学合理等特点,这些优势逐渐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但是,在引入客观归责理论进一步分析统一正犯化体系时,因归责判断的缺少性使其不能贯彻犯罪论中法益原则和归责原则进而使自身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所以,合理的共犯体系利用客观归责理论进行归责判断不可缺少,其重要性在于利用归责判断可以解决共同犯罪中的行为归责和结果归责等问题。

故意犯与过失犯的客观归责——德国刑法中客观归责理论对我国的借鉴

故意被认为是对实现构成要件的知与欲,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客观上有实现构成要件可能的事实,即有可能侵害法益的风险。如果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不是客观上可能实现构成要件的事实,故意就不成立。否定客观构成要件,即否定了故意,客观归责理论使得故意犯认定的重心移转到客观构成要件上。针对过失责任,客观归责论提出较有体系的限制标准。违反注意义务在传统过失理论当中是和过失划上等号的概念。相对于注意义务的违反,客观归责理论有较详细的具体内容,且其提出有说服力的标准,有助于一般人清楚理解构成要件要素的内涵。注意义务这个用语在法律上不明确,如果以客观归责的内容作为判断标准,将能清楚表达过失犯的意义。

刑法中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之关系研究

客观归责理论的嬗变历程,不仅其原动力来自因果关系理论,而且与各种补充条件理论的因果关系理论同向且同步发展。客观归责与因果关系是客观构成要件中两个各自独立的构成要素。客观归责论区分了归因问题与归责问题,结果原因的判断,立足于经验的观点,采用条件说的标准,判断有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结果归责的判断,则以规范的保护目的的观点,根据客观归责理论的规则,判断可否将结果的发生归责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