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风险视阈下上市公司高管合规义务新探

ESG运动背景下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气候诉讼使得气候侵权责任救济及上市公司信披合规与监管问题愈加凸显。为此,通过聚焦气候变化引发的治理风险及高管气候合规义务扩展的困局分析,提出如下解决之道:(1)基于私法分配正义理论,合理切分“牺牲责任的边界”,将公司法信义义务一般条款适当延伸,形成“忠实+勤勉+ESG合规”义务三元化的制度框架。(2)气候信息披露规范化方面不宜“一刀切”,披露主体方面可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市值规模企业予以差异化配置,即针对碳排放达到一定域值和达到一定市值的上市公司予以强制性规范配置,为高管合规经营提供刚性标尺;针对中小型上市企业气候信披仍以倡导性、自愿性规范配置为主;披露内容上应从注重企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转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影响,可借鉴财务披露的重大性标准完善非财务性信息披露规则,完善双重重要性原则;披露实施机制方面注重发挥软法“遵守与解释”模式的优势(完善市场声誉惩戒机制)。(3)为加强“漂绿”行为监管,应完善“漂绿”行为的定义和问责标准,现阶段仍以配置适度的行政责任和高管职业保险机制为应对气候风险之上策。(4)为激励公司治理绿色转型,应在公司法绿色条款的硬法体系建设基础上加强ESG合规之规的软法供给,譬如可设立本土化的“安全港规则”,以为司法豁免/减免高管责任裁判提供参佐。

破产法修改中的重整制度

破产法规定的重整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挽救重要企业作用的同时,也逐步显现出其存在的制度不足与缺陷,需进行修订。法院受理债权人提出的清算申请后,应允许其他债权人申请转换重整程序。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后,仍有权申请转换重整程序。法院对重整申请应进行识别审查,对明显不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者应不予受理。重整计划提交期限应适当延长,以应对投资人招聘难等困境。要强化管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建立争议解决、责任追究等制度。因无法列示穷尽法律上和实践中的不同权益组别,法律对重整计划表决分组的规定应为指导性。权益不因重整计划受到不利影响的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不参与表决。法院对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或强制批准,都必须审查并保障反对组别及同意组别中反对者个人享有的法定清偿权利。至少应有一个债权人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法院方可强制批准。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应设有听证及异议救济程序。立法应限制重整计划二次表决的间隔期间。二次表决前,可以协商调整原表决通过组别的清偿权利,但应保障受不利影响组别均享有表决权。破产法应对于未及时申报债权之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依同类债权清偿条件向债务人行使权利,予以严格限制。立法应在因法律政策调整、市场情况变化等导致重整计划无法执行时,设置计划变更制度。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息披露机制构建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信息内容治理构成严重挑战。现行以显著标识附随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息披露模式信息承载能力有限,忽略服务提供者以外的其他主体信息披露义务,不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基于对“模型训练—内容生成—信息传播”各阶段信息披露目的与目标受众的考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息披露要素应包括技术性信息、权利描述信息、人工智能贡献度信息以及警示性信息。在信息披露的程序设定与配套举措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息披露应根据不同场景需求设置查询式与类权利管理信息式披露模式,明确使用者承担未准确披露的瑕疵责任以及传播平台负有主动标识义务,并加强参与主体间技术互操作性建设,实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披露信息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目标。

浅析我国团体标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本文阐述了团体标准作为我国标准化工作改革一项重要产物,对助推和引领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论述了国家管理层面对其发展提供的相关政策、制度保障措施,深度分析了团体标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在团体标准实施应用、标准文本质量提升、标准信息公开方面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应因分析及建议

本文在明确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义务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矛盾问题、总结披露无效及无因的观点,提出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义务进行分信息讨论,并建议区分环境描述性、环境评价性信息与环境预测性信息。将具有可定量、可定性特点的描述性、评价性环境信息纳入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并通过法律规定不同利益衡量结果的价值判断,实现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目的。

我国高碳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路径

高碳行业上市公司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碳信息进行有效披露,这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然而,在制度上将企业的碳信息披露作为法律义务,则面临着在企业商业信息或商业秘密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问题。因此,从法治的角度而言,不仅要在制度层面厘清企业碳信息披露义务的范围以及法律责任的限度,还应当以监管、税收等合理的制度有效激励或约束企业积极履行碳信息披露义务。

董事在信息披露中“不保证”的法律问题探析

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确认了董监高“不保证”制度。随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定期报告出具“不保证”声明的情形不断出现,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和质疑。关于董事在信息披露中不保证,理论上存在性质不明确,与信息披露的法定要求相背离,其与虚假陈述界限不明等;实践中存在适用范围不明确,对公司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如何,董事主动申请披露“不保证”的操作流程不明确等问题。所以,需要明确其法律性质,强化董事勤勉尽职义务,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引,明确内外董事的区分责任,实现不保证制度与保证制度的良性互动,促进董事履行其应尽法律义务,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

我国资本市场引入“做空攻击模式”法律制度研究

“做空攻击模式”能有效平衡资本市场交易量,并将对上市公司形成强大的市场化自我约束力,该模式在境外资本市场已被广泛适用。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存在引入“做空攻击模式”的必要性,同时,国内相关做空工具的启用及相关案例也为该模式的推广积累了较强的实践经验。当前,我国应充分借鉴美国等资本市场的制度经验,在合理的制度设计理念基础上,通过改进融券业务规则、设立做空熔断规则、增加做空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及确立监管机构正式调查标准等制度措施,积极培育我国“做空攻击模式”的良好市场环境,并为该模式在我国的长远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制度供给。

大数据时代公共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义务探究

大数据时代,为充分维护读者的个人信息权益,应当确立公共图书馆对读者个人信息的安全保障义务。文章认为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要厘定公共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义务所指向的对象,要制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应落实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公共图书馆违反读者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构成和责任分担机制。借此,才可以确保公共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的落地生根,进而为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提供有力的信息安全保障。

文书公布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风险及其对策——以358份文书为例

数字法治时代,裁判文书网上公布过程中不合规披露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传播迅速、影响深远,研究文书公布中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风险,可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对策。通过研究文书公布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制度的构成,检视现行文书公布中不合规现象,分析裁判文书公布主体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困境,发现当前文书公布中存在信息脱敏不到位、信息公开不合规的风险。基于对不合规原因的分析和总结,文章回应文书公布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与保护的需求,提出完善文书公布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制度、落实文书公布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义务等对策。

平台企业用工信息披露义务的理论证成与制度构建

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下,平台劳务提供者的劳动法保护陷入困境,应当立足于平台用工主体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探索平台劳务提供者保护的其他路径。民事交易视角下,平台用工关系主体信息不对称是平台劳务提供者权益受损的根源。要求平台企业履行用工信息披露义务,具有现实必要和法理基础。应当借鉴特殊合同信息披露制度,明确平台企业履行用工信息披露义务的基本原则、具体内容、义务豁免及保障机制,保障平台企业用工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

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良好治理的前提和重要标志,而财政信息公开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核心内容。近年来,中国在财政公开透明上的进步令人瞩目,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对我国31个省级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状况连续多年的调查和评估,我们发现我国财政信息公开中仍然存在公开信息不全面、不详细、不规范、不便利等问题,由此导致我国财政透明度较低,公开的信息占所调查信息的比重不到40%,有多达60%的财政信息没有公开。那些详细地反映公共资金如何花费的经济分类信息、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信息以及具体的项目、基金和国有企业预决算信息几乎都没有公开。虽然影响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因素多且复杂,但调查显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方面的不足与缺陷是阻碍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升的主要原因。明确我国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目标及内容,并分步实施,从制度建设入手,近期通过新《预算法》实施条例的制定,远期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法》的立法,完善、细化财政信息公开的内容,是推动我国政府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高的有效途径。

网络服务提供者(ISP)信息披露制度——以著作权法领域为中心

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背景下,网络侵权数量呈现直线飙升。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建立使权利人确认直接侵权人陷入困境。著作权领域的司法和实践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立足我国的具体实际和网络现状,信息披露制度应当规定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在内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均负有一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严格信息披露的条件,采用"通知与反通知"的履行方式,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披露制度下的责任分配,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行业规定。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涉疫人员信息披露的正当性问题研究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后,为防控重大疫情的迅速扩散,安抚公众的恐慌情绪,政府部门披露涉疫人员信息的举措陆续在全国各地普遍实施,取得了较好的群防群治效果。披露涉疫人员信息具有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来源于理论支撑、现实需要和社会认同。但是,重大疫情防控不能因公共安全保障而全面放弃公民隐私保护,仍然需要遵循正当性标准要求的必要性、合法性、实效性三个维度进行评判,确保涉疫人员信息披露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并能控制在最小范围。为防范涉疫人员信息被过度披露,就必须正视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等制度的不足,优化立法规制、行政规制、司法规制,促进公共安全保障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平衡。

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公民知情权

目前,我国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建设初见成效。在快速开展这一惠民利民工程的同时,公民知情权的保障缺失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现阶段的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严重落后于民众的知情需求,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性特征也"相应减损"了公民知情权的内容。知情权的权利基础渗透于包括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在内的关涉公民切身利益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法律制度的改进举措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完善政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信息公开制度;将医方的告知义务统一化,实现知情权之权利内容与法律效力的等同;加快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医疗资源透明、医疗人员技能水准公开的服务体制。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的保障机制研究

自2009年开始,美国政府就不断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政府信息对社会的开放共享,从而推动开放政府的进程。在开放政府数据上,美国处于领先地位,这得益于其拥有一套完善的保障体系,主要包括:良好的信息自由保障和规制;不断完善的政府网站建设;追求合作;信息政策的有效执行;高层领导重视。这些经验对我国政府信息的开放共享给予了重要借鉴意义和启示。

虚假陈述的监管与信息披露担保——基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若干思考

信息披露制度是现代证券市场的重要基石,而虚假陈述则是发行人对信息披露义务的严重违反。为能有效地将 虚假陈述拒于证券市场之外,除了由证券监管机关在各个环节层层把关,要求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之 外,更应引入虚假陈述担保制度,由虚假陈述担保人就信息披露文件的虚假陈述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 时引入推定过错和推定因果关系理论,实现投资者追究信息披露担保人虚假陈述赔偿责任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专利法不正当行为原则的功效及正当性研究

作为一种司法创制原则,美国专利法不正当行为原则在规制不正当专利申请、提升专利申请授权质量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对该制度进行本土化的前提是需要充分论证该制度下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专利不可执行性的正当性。专利契约论下的对价和正义原则能够对这两方面给予充分证实:专利契约论下的实质对价要求专利申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应延伸至专利申请人所知悉的与专利申请的可专利性相关的所有信息;在正义原则之下,专利权人对其通过不正当行为而获取的专利权的主张行为使其不正当行为延伸至司法程序,法院拒绝向其提供司法救济是正义原则的应有之义。

论开放银行数据共享中的信息披露义务

开放银行模式下,数据共享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存在对象和内容两方面的特殊性,个人客户的知情权保障面临信息不对称与信息过载的双重困境。我国有关开放银行的规范将视线聚焦于技术标准,涉及信息披露之核心操作环节的规则处于空白状态。在我国,实践中,各家银行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必要对开放银行数据共享中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系统构建,这需要结合银行和第三方机构在数据共享不同阶段承担的不同角色,对信息披露义务的具体内容及形式予以明确,并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角度对各类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分别加以规制。

协作义务视角下商业特许经营合同订立中的信息披露义务

附随义务和缔约过失责任理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理论基础,受此影响,商业特许经营合同订立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也一直被定义为附随义务。但是这种定义方法忽视了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独特的构造以及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特殊的结合关系,不仅损害了受许人的权益,更有悖于合同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应当以协作义务为视角重新对商业特许经营合同订立中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考察,进一步明确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具体内容,规范特许人的信息披露行为。特别是对于特许人的收益保证和推销辞令这两种颇具争议的信息披露行为,都可以从协作义务的角度赋予特许人特殊的披露规则,强化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的程度。同时,协作义务理论更为沉默性欺诈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的适用提供了更为合理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