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亲属拒证制度的法治路径研究

亲属拒证制度不应局限于庭审阶段的近亲属免于强制出庭作证。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的亲属免证制度既是对法治文化传统所蕴含的“容隐”观念的扬弃,也是对当下社会治理需要的回应。然而,不论是古代亲属拒证权从民间观念到法律权利的法律规制进程,还是曾经片面追究实体真实等思维藩篱下废除亲属拒证制度,既不符合限制自由以实现自由的形式法治,也不符合法律给予人行为指引的实质法治。当前局限于庭审阶段的亲属免证制度并未充分达成法治应有之义,依赖司法矫治而孤立社会自我规训,导致社会治理成本不断上升等问题。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修订背景下系统设计中国式亲属拒证制度,须建立在权属主体为亲属—被告人“双主体”的基础上,明确亲属拒证权适用案件范围的四种例外与内容范围的适度扩大,并通过修订《刑法》妨碍司法类犯罪中关于亲属的规定,以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法秩序的统一。

刑法应增设拒证罪

拒证行为从理论上讲是违背法律义务的行为 ,从实践上讲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义务与责任相统一的法学原理说明设立拒证罪是适法的 ,犯罪的本质特征表明设立拒证罪是合理的 ,适法性与合理性构成设立拒证罪的法理依据 ;拒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说明设立拒证罪是必要的 ,外国拒证犯罪的立法例及我国相关证据犯罪的立法 ,说明增设拒证罪是可能的 ,必要性与可能性构成设立拒证罪的现实依据。刑法应增设拒证罪 ,但增设该罪的主要目的是发挥刑法的评价功能 :为证人提供一个绕行于因拒证可能承受刑罚的行为规范。

证人拒证行为的刑事立法及对策探讨

作者为拒证行为的刑事立法提供了参考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了拒证罪应具备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

刑事证人拒证的三大立法根源评析

在刑事审判中,证人拒证现象的普遍存在,对庭审制度的改革与司法公正的实现构成极大的威胁。证人拒证的根本原因在于刑事立法存在三大缺陷:证人作证的立法数量匮乏;证人作证的立法属性矛盾;证人作证的立法内容违背法理。在立法中补强证人作证的有关制度是解决拒证的关键,为此,必须强化证据学理论的研究,树立科学的诉讼理念。

民事诉讼证人拒证问题探究

借鉴国外证人制度中关于证人作证的规则、强制证人作证的有效措施及证人拒证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结合我国的民事审判实践活动 ,从证人的权利保障、证人出庭的程序及规范证人的权利义务等方面 。

被追诉者近亲属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完善

我国被追诉者近亲属权利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实际上,被追诉者近亲属权利保护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应当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认真对待。新刑事诉讼法在被追诉者近亲属保护上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仍然存在明显不足。未来应当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围绕被追诉者近亲属的探视权、拒证特权等关键权利进行改革和完善。

论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

人证制度是清末民初时期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同传统的人证制度相比 ,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出现这样一些变化 :证人不再是依法可以拷讯的对象 ;证人若具备特殊情形 ,其拒绝作证完全是一种权利 ,而非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证人若具备特殊职业身份亦可以免予作证 ;证人依法享有一定的物质补偿权 ;对证人伪证行为的打击不再限于众证定罪案件中的作伪行为 ,并且应以证人被告知伪证的后果为前提。

税收领域违法犯罪研究

本文在透视分析当前税收领域违法犯罪的现状、特征和成因的基础上。

博弈视野下的刑事证人证言拒绝权

通过分析,将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归结为由证人和控、辩、审四者共同参与的群体博弈,并指明证人在该模式中所处的困境。运用博弈矩阵研究了基于亲属、职业、公务等关系和基于"不自我归罪"两种情况下的博弈结果,指出,只有赋予证人证言拒绝权才能使四者利益得到均衡,才是诉讼博弈的最优策略。

“亲亲相隐”与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由于证人与被证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如夫妻关系、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等’等,使其作证不仅损害天伦或职业道德,而且其证言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对此,中国古代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亲亲相隐”为核心的亲属之间的举证制度。欧美一些国家在证据制度中也确立了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保护公民人权,捍卫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

重建法治信用:解决证人拒证的理论视角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证人拒证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严重妨碍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从法治信用缺失的角度分析证人拒证的原因,提出通过重建法治信用解决证人拒证问题的基本思路。

论我国拒证推定规则的完善——还其推定之本来面目

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所规定的拒证推定规则没能够充分体现推定之基本特征,给予法官自由心证的空间过大,阻碍了拒证推定规则本身所具有的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等优势的发挥。《证据规定》第75条所规定的拒证推定规则应被还以推定之本来面目,并且其本身的运用不应使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责任发生转移。

证人拒绝出庭作证不应犯罪化

在解决证人出庭率低下的种种改革方案中,将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行为犯罪化的立法思路极其有害。这不但不能有效促使证人出庭,而且还会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种种恶果。应提倡一种以“激励”而非“强迫”为指导思想的促使证人出庭作证的整体思路。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人证言制度的完善

证人证言历来是重要的诉讼证据种类之一,在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的证据形式之一。但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中,证人证言制度暴露出了若干的问题,影响了证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作用的发挥。究其原因,既有理念上的落后,也有立法和司法上的不足,还有社会环境的原因。如何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证言制度,使其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当前需要思考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论民事诉讼中证人的主体适格性

证人证言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中的七种证据形式之一,其可靠性与真实性是由证人来保证的。证人的主体适格是保证证人证言可采性的前提,也是判断证人证言证据力的重要依据。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关证人主体适格性的立法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之思考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确立了亲属间的拒证权制度,而我国作为一个有二千年"亲亲相隐"法制渊源的国家,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却长期没有这一制度的任何规定。亲属拒证权制度在世界及我国历史中逐渐演进和发展,从基本的伦理道德理念着眼,亲属拒证权在我国现代法律意识中存在一定的空间,这项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亲属拒绝作证问题浅析

新《刑事诉讼法》赋予部分近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的权利,但是对于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却没有规定。近亲属拒绝作证权不仅具有"亲亲相隐"历史传统的文化支撑,而且为域外法治发达国家普遍规定;不仅有利于家庭伦理关系的维护,更有利于彰显"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因此,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现行立法规定及域外立法经验,科学地构建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探讨

本文从维护廉政制度角度,提出“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侵害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廉政制度双重客体;表现为行为人拒不履行保持公正廉洁的特定义务;其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主观方面是由故意构成。据上设“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成立。

从缓刑适用角度反思我国亲属证人拒证权——基于562个样本案件的实证分析

完善我国亲属证人的拒证权利不仅是对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史海钩沉,更是我国人权保障融入现代法治的一条必经之路。我国虽然没有明确专门关于刑事案件中亲属证人拒证权的法律规定,但在强制证人出庭的规定中排除了父母、配偶及子女的出庭作证义务,为亲属证人拒证权的完善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分析亲属证人的刑事程序权利和亲属证人拒证权存在的法理基础可以快速找到该制度在证据法上的定位,而探索妨害司法类犯罪中如何对亲属证人进行量刑和是否适用缓刑可以了解到我国司法实践中亲属证人因缺乏拒证权易被追诉和缺乏救济的问题。因此,应从实体和程序着手,完善权利主体范围和例外情形,来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亲属证人拒证权制度。

浅析证人拒证权问题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诉讼制度的要求,但是在特定条件下也赋予了证人可以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一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对证人作证义务的一种法定免除。两大法系国家普遍规定了证人在特定情形下享有拒证权,但我国目前没有一部法律承认证人有拒证的权利。如何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证人拒证权制度,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