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2023年度发掘简报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遗址东北部。2023年5月至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区域内外郭城北城墙、十王宅北坊墙、北坊墙外的排水沟、北坊墙与外郭城北城墙之间的唐代地面、十王宅内院落院墙墙基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清理了坊墙、院墙、路面、排水沟等遗迹,并解剖了外郭城北城墙、十王宅北坊墙、北坊墙外排水沟、十王宅院墙墙基。本文即是对2023年度发掘工作主要收获的简报。

宋词中的长安书写

作为都城记忆的文化影像,长安书写从唐到宋大为减弱,且内涵和功能都发生很大变化。宋词中的长安书写,不仅作为地理名词出现,更是含义丰富的语码,还体现出词人对有关长安意象的刻意选用,不同的长安意象,包蕴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唐诗比较,宋词中的长安书写,发生了由"地方"到"空间"的变化,其意味自然有从价值、认同和归属向距离、冷静和理性的转移。

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

唐长安外郭城主干街道具有流动性、延伸性、开放性、公共性、公众性等特点,以及宣示、警示、炫示、舆论与信息传播多项政治与社会功能,是当时城市生活的重要舞台。在坊市制向街市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街以其独具的特性,在城市社会变迁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北宋东京外城的结构与形制

北宋东京外城是在五代城墙的基础上,多次进行维修、加固,从而形成了墙体的内外结构.北宋外城平面呈菱形,应是当时"人盘"定位的结果.城墙上建有马面、敌楼、战棚等防御设施,城门分为直门两重和三层瓮城,又以拐子城围护汴河与蔡河水门,并且在外城垣与护城河之间还筑以羊马城.北宋东京外城俨然是一座军事城垒,是宋廷"守内"国策的重要方面.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何以为城:唐宋时期川渝地区筑城活动与城墙形态考察

由唐至宋,在不同阶段,王朝对川渝地区州县治所城市兴筑、维护城墙的政策和态度历有变化:唐代前、中期,不重视城池修筑,多沿用旧城;唐末五代,开始大规模建造、补葺城池;北宋初至南宋中期,除徽宗时较重视西、南边地城池的修筑外,其余时间均对城墙修补采取消极态度,任其倾颓,直到宁宗以后才有所改观。对城墙的修筑因时、因事、因地甚至因人而存在差异,以"城墙内的城市"来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形态特征并不确切。

唐长安1:2.5万复原图

根据考古发掘证实遗留在地上和地下的唐长安城城门、城墙等遗迹,并结合历史文献编绘成1:2.5万复原图。太极宫和皇城由于尚未发掘,故其各宫殿位置与布局、皇城内百官僚署的位置及渠道流线,系依据历史文献绘制而成。

唐宋时期长江三峡地区军政地位之演变——以夔州治所及其刺史人选为中心的考察

汉唐时期,险峻的白帝城一带乃是三峡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其战守利害关系到长江上、中游的政局,于总体政治地理格局亦有重要影响。至唐中后期,夔州刺史多由中央官员贬谪而来,乃是峡区地位下降的前兆。而北宋景德以后,峡区中心转移到"瀼西",则标志着白帝城的最终衰落及地区政治、军事功能的大幅度降低。白帝城与"瀼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治所城市模式:军政要塞式与经济、行政功能兼具式,峡区治所在两者间的迁移可以说是"唐宋变革"在中国腹地的具体表现。

古咸阳城考

秦咸阳城遗址在汉长安城西北五里渭河北岸,不在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牛羊村一带;唐宋咸阳城遗址在今咸阳市东郊任家嘴东南二三里的渭河滩中,不在市东北咸阳原下的摆旗寨一带。古代咸阳城两次西迁,都与渭水北移、驿道改变有关。

唐宋都市民俗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

唐宋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发展的高峰,这为唐宋都市民俗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由于民俗体育具有农耕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功能与特点,因此唐宋都市民俗体育除有农耕节气文化的印记,更具有唐宋城市高度繁荣、豪华,市民普遍追求生活享乐的时代特点。

论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向城市保护神的转化

唐宋时期,佛教神灵毗沙门天王护城保民的特性鲜明地表现出来,在其流行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保护城池的重要神灵。随着它在民众中盛行程度的增强,其所具有的功能不断拓展,从掌控生死、消灾去病到驱除鬼魅、送子迎福无所不能。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佛教在唐宋时期的中国化、世俗化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与毗沙门天王的原始身份以及当时北方城市战乱频仍密不可分。

唐宋广州的兴起及其城市饮食文化特征

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使广州成为中国最繁华的港口,广州经济得到重大发展,城市建设初具规模。市内街道纵横,商业繁荣,人口众多,街市饮食品种丰富,饮食场所林立,夜市热闹非凡,各地风味盛行,再加上广州人精湛的烹饪技艺和精致的点心食品,造就了广州城市饮食行业的兴旺。

唐宋时期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纠葛探析

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祭祀制度的发展完善,朝廷努力将社稷祭祀礼仪推行于地方,但是在地方层面中州县社稷却遭遇窘境,其祭祀"多不如礼",呈现颓废之状,城隍神明显凌侵社稷尊位而备受地方重视。然州县社稷的现实窘境并不意味着其祭祀衰落,进入地方祭祀体制中的城隍神未能真正取代社稷的地位,而是被收编置于社稷位次之下。由唐至宋,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的纠葛,不仅反映了国家祭祀体制在地方社会中的推行和影响,更透视出唐宋国家对地方社会日趋强化的统治和掌控。

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下的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

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城池营建和重要建筑的坐向和形制布局是中国古代堪舆学、易学、天文学及定向、定方位、测绘等科学技术的完美结合。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三衡和七衡六间的缩影。唐宋泉州城及其外围山水可分为“寺”“城”“山水”三部分,泉州开元寺、清源山、六胜塔分别位于以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中心为圆心的三个同心圆周上而构成泉州城的“三衡”,城池主体包含“内衡”而未至“中衡”,城池外围的“山水”在“中衡”“外衡”之间,并有更细分为“七衡六间”的意向。泉州罗城七座城门逐步完善而形成的“释六俗一”格局,与中国古代历法中的夏历相关。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取正”和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测绘系统、罗城门“释六俗一”相关的使用极星定向、通过日影观测来测定方向或测算时间等科学技术以及泉州府文庙、清源山巅三清之源、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建筑使用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正针测向、二十四山定方位等方法,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在上述相关框架理论的支撑下,文章结合文献记载,就泉州南外宗正司和泉州市舶司的选址、既有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建筑遗存的等级、坐向、沿革及出土遗物等与相关遗址的关联性略作探讨,认为与水陆院、“取正”和天盘缝针方向相关的建筑遗存与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相关,而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地盘壬子正针乾亥缝线为坐向的相关建筑遗存与泉州市舶司遗址相关。

唐都社会的边缘性群体——对“街肆恶少”的重新审视

唐宋都市社会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从地域空间到社会空间逐渐形成了日益加大的缝隙,都市社会各阶层的升沉起伏及频繁的流动(包括地域空间的流动和社会空间的流动),形成了一批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成为城市继续发展的瓶颈,还是成为城市转型的催化剂,民间社会和政府都面临着新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城市边缘化群体,属于城市社会的中下阶层,是城市中流动性最强和不稳定性最大的混合群体,在京城社会,这类群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耀武扬威、寻衅滋事、斗鸡走狗、甚至坑蒙拐骗、欺行霸市、为害街市的"恶少""无赖"者,他们的来源、形成、演变、特征及其发展趋势更具典型意义。他们的构成及对城市社会的影响,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很多变化。

岑参《白雪歌》'天山路'新解

本文在分析乌鲁木齐周边地理环境的基础上,对岑参<白雪歌>中'天山路'提出新的看法.并据此提出,<白雪歌>中描述的轮台城的具体方位应在今天新疆米泉市古牧地古城.

从“临江扩城备战”到“两江四岸发展”--唐宋虔州城市格局演变

唐宋时期,虔州城市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唐末扩城临江,宋代拓展至两江四岸。该文分析其驱动原因,认为前者受区域军政格局影响;后者是社会经济繁荣的表现。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扩城备战的攻防考虑,以及唐、宋虔城的城市格局,得出两江四岸的城乡发展时序。文终总结了影响城市历史演变的两个重要因素:区域军政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

唐宋都城河渠及桥梁空间形态分析

唐长安和北宋东京都有着颇为发达的河渠水系网络,但两都城内桥梁空间形态却迥然有别。唐长安城桥梁及节点空间对城市商业经济、居民日常生活影响不大,没有形成城市景观的聚焦点,在时人的认知地图上还没有形成由桥梁作为空间构图的心理意象。宋东京河流和桥梁是城市空间形态最活跃的因素,对京城的城市空间景观塑造和商业空间形态产生巨大的影响。两都城内河渠水系主要功能不同、政治经济环境不同是造成桥梁空间形态有别的重要原因。宋东京桥梁空间形态在城市景观塑造和公共空间功能方面具有进步性。

北宋东京开封外城的历史演革

北宋东京外城来源于五代后周时期所修的罗城。北宋时期,修筑了瓮城、马面、敌楼等防御设施。城墙内外皆为夯土,十分坚固。除了加固城体之外,北宋时还对外城南墙进行外扩,以增加城市容量。城墙外围有护城河,河宽水深。

唐宋变革视域下的吴越国杭州城考

唐末五代是杭州城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历经吴越国王钱镠三次大规模扩建,其一跃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城市。从都城布局形式上看,吴越国杭州城采取了近似于北宋东京城的嵌套式三重城制,这与唐长安城外郭城、皇城、宫城的不完整相套式布局不同,为南宋临安城宫城、外城的定型打下基础。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吴越国杭州城的布局情况,为我们解读“中世纪都城”布局模式向“近世都城”布局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