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义利观——以朱熹对《孟子》首章的诠释为中心

义利之辨是儒家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朱熹通过对《孟子》首章的详细阐释展开了义与利关系的论述。概括而言,朱熹的义利观包括两个方面:“求利之害”和“仁义未尝不利”。具体而言,义是天理下贯至人身而成的内在固有之性理,利是万物各自当然之则的具体实现。人出于对天理的深刻领悟而发出的为“义心”,局限于个人私欲的为“利心”,循着“义心”所为便无所不利,殉溺于“利心”则害将相随。

“六个必须坚持”视域中习近平义利观的哲学意蕴

习近平义利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义利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六个必须坚持”在价值立场论、能动反映论、方法原则论、实践归宿论、科学思维论和新时代天下观等方面的具体体现。习近平义利观为当代国际交往和人类和平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地蕴含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非营利型应急机构中组织公平对员工绩效的影响——工作嵌入的调节效应

为探究中国非营利型应急组织情境下组织公平如何影响工作绩效,进而研究工作嵌入程度与组织公平的交互如何影响工作绩效,以组织公平理论为基础,各类非营利型应急组织为样本,运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均显著正向影响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在中国非营利型应急组织中,工作嵌入与分配公平的交互分别正向影响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工作嵌入与程序公平及互动公平的交互对任务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关系绩效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在中国非营利型应急组织中,3种组织公平与工作嵌入的交互对关系绩效均存在重要积极影响,其中只有分配公平与工作嵌入的交互显著影响任务绩效,研究结果对指导中国非营利型应急组织重视组织公平,进而提升工作绩效具有一定现实和理论意义。

基于数字正义视角的福利损益算法议价及向善治理研究

企业借助算法技术挖掘消费者信息数据,提高产品议价能力,结合自由推进市场实现利益最大化,但这并不代表消费者剩余也会下降。转换成本需要借助优势算法形成技术壁垒,进而锁定消费者,强化企业初期竞争。针对互联网平台价格歧视行为,由于福利效应的不确定性以及执法程序尚未明确,因此,从数字正义视角分析福利损益算法议价及向善治理,通过分析大数据价格歧视、企业定价以及社会福利效应,基于数字正义视角作为基础,研究治理问题。通过向善治理数字经济的提出,确保大数据经济时代的公平性、公正性,符合道德伦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论梁启超早期经济伦理思想

梁启超早期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在对传统奢俭观的调适基础上形成适度消费的伦理,以促进经济增长和良性发展。二是基于整体富强的义利观,提出要在汲取传统商业精神基础上发挥富人或商人阶层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观,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善的伦理价值作为依托。三是主张农商并重的本末观,摆脱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道德生活,将现代农业生产力与工商经济相结合,使之相互促进和发展,以形成良好的经济治理格局。

习近平生态治理观的环境正义意蕴

习近平在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与中国生态治理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转换和吸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从而提出了生态价值观引领、技术创新驱动、生态治理制度体系保障、参与全球治理系统整全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这种生态治理观具有鲜明的环境正义价值取向。其国内环境正义意蕴主要体现在: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绿色福祉,促进和维护人民的环境人权;落实生态治理制度体系,维护和促进国内环境正义;通过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来实现区域环境正义;采取切实举措,助力实现城乡环境正义;保护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以便实现代际正义。其国际环境正义意蕴主要体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过全球生态治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全球生态治理上践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和维护国际环境正义的最佳选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和维护国际环境正义的最佳方案。以其为基础的生态治理方案既是习近平对全球生态治理给出的中国方案,也是他对国际环境正义贡献的中国智慧。

非营利体育组织研究述评

在加强社会管理和建设体育强国的背景下,非营利体育组织作为社会系统中与政府、企业平行的"第三部门",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旨在梳理非营利体育组织与体育社团、体育协会、体育志愿者组织、体育事业单位、体育慈善基金会等在认识、概念、理论等方面的相互关系,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4个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探讨的8个重要选题。

墨子功利主义思想探析

墨子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追求义利合一，提倡利他主义，富具宗教精神，主张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内容丰富多彩。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主张“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利两有”,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坚持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对于弘扬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内涵及特点

通过采用文献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核心范畴"义"和中心论题"义利之辨",总结了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基本特征,并做出相应评价。认为:崇高道德理想,是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永恒意义;缺失制度正义,是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根本缺陷;差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正义观中值得分析的问题。

义利之间:苏州商会与慈善公益事业(1905-1930)

苏州商会是近代中国一个较有影响的工商团体,它以"保护营业、启发智识、维持公益、调息纷争"为宗旨,在秉持"在商言商"之道的同时,并不见利忘义,取利害义,也曾"在商言善"、"在商行善",常有疏财仗义,见善乐为之举。清末及民国前期,苏州商会通过救济本地贫民、协办救火龙社与济良所等慈善公益设施、救济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募捐赈济活动,扮演着"通官商之邮"的中介、桥梁作用,在义与利的角逐中尝试达到某种均衡与协调,既担当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也改善了商业的经营环境,实现了义利关系的最佳化。

事实与价值——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根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是建立在事实与价值统一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发展。进入工业文明后， 人类在机械发展观的指导下， 只关注了自身利益的满足而忽视了客观规律对人类的活动制约， 最终造成事实与价值的冲突，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这种机械发展观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 是人们割裂了暂时性和长远性、需要的正当性和非正当性、动机与效果、正价值与负价值以及手段与目的等一系列矛盾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而造成的。生态严重失衡造成的恶果使人类认识到，只有使事实与价值重新统一协调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意蕴

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浓厚的伦理意蕴,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彰显以人为本理念,这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目的地位的肯定;(二)坚持以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社会公正要求为基本价值取向,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凸显公平正义的伦理精神;(三)充分尊重个体主体价值,促进每个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尊重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四)凸显可持续发展伦理:它要求以人所特有的道德自觉态度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劳资财务公平评价研究——来自2004—2011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薪酬收入不公平诱发劳资纠纷,有损社会公平正义。以生产要素相对集中程度,按终极控股股东不同,选取我国沪、深A股2004—2011年国有与非国有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国有公司普通员工薪酬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而非国有公司普通员工薪酬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非国有公司普通员工单位薪酬创造的营业收入高于国有公司,国有与非国有公司高管薪酬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研究证实我国非国有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普通员工存在劳资财务不公平现象。

社会公益性科技项目管理的科学发展观范式

基于科学发展观思想定义了社会公益性科技项目的科学发展观范式。分析了社会公益性科技项目的特点,认为科学发展观对于社会公益性科技项目管理具有全面的指导意义。社会公益性科技项目管理科学发展观范式的内涵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全面指导,以科学主义范式、人本主义范式以及经验主义范式为基础,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依法管理、权限规范、职责明确、管理公开"为原则。

多层次外交对话中习近平对中华文化的传播

中共十八以来,习近平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外交行动和创新性思维传播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习近平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阐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华文化展开广泛的传播。梳理习近平多层次外交对话,主要向世界传播了中华仁爱思想、中华"和合"文化、中华义利观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习近平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对于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价值正义:国家社会治理的原则、原理与路径——兼论“核心价值观”规范国家社会治理的伦理路径

当前,国家社会治理的两种范式,即规制治理与价值观还未实现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原因之一是缺乏把两者统一起来的价值正义理论的支撑。亚当·斯密"抑恶扬善""报应论"的理念阐释了法治社会"处罚正义"的基本原则。黑格尔的价值正义原理,即国家伦理至善、社会法治优先、个人以义节利,阐释了国家法治伦理体系的逻辑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国家社会治理的理论定位,应是以价值正义优先原理为基础的、规范国家社会治理行为、伦理制度安排的理念系统,并内含"价值位阶"的优先次序。

儒家经典的价值挖掘与诠释转型——论《论语》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参照意义

孔子和《论语》在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当代诠释,能够在化解单极世界、消除"中国威胁论"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论语》"罕言"利,但并非不言或否定利,只是强调一切之利皆当"义之与比",追求以正当合义的行为获得财富、摆脱贫贱。《论语》"叩其两端"、重视德治教化的方法和思想,为构建当代先进的道德文化而"化成天下"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和价值观的参照。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就是以不断地对元典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展开的,当代的《论语》诠释也必须与时俱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的诠释转型,为当代社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视野下的中国商事传统——论中国现代商法构建和完善

毋庸置疑,在中国古代商事活动是广泛存在的,也必然普遍地存在着对于商事活动的思考,而这些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影响下的某些规则的存在,在事实上对商事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为工具,以中国商事传统为背景,分析探究了中国古代对于商事活动的价值追求以及商事规范本身的价值追求,从而展示了中国商事传统的特性、不足及其魅力所在。

非营利组织税法主体地位探析

非营利组织免税主体地位的确立,既是非营利组织特殊公益属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平正义和效率正义法治理念协调统一的必然结果。决定非营利组织免税主体地位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现为公益性和政策性。防范非营利组织利用其免税地位避税,是完善非营利组织税法主体地位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