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虞之道》的政治哲学理路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是否被理解为必然的;等等。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唐虞之道》以及先秦禅让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是有意义的。

舜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进路及当代启示

作为一种根脉式的优秀传统文化,舜文化具有包容性、创新性特点。舜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主要有三条进路:一是庙堂与士人之路,二是民间社会与江湖之路,三是家族与家庭之路。三者事实上相互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是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二是要创新传播模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瑶医“神路”理论内涵探析

瑶医“神路”理论是瑶医药理论体系中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学术意义及临床运用十分丰富。其中既包含了瑶族瑶医自身的人文观、自然观、生命观和医学观,又与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以及道医“气生万物”的气化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结合瑶医、中医、道医三者的理论思想来诠释“神路”的具体内涵。文章通过对瑶医“神路”理论内容的实质与发展探赜索隐,追本溯源,展望其能用于促进瑶医药的理论和临床实践。

墨家与尧舜禅让古史关系辨正

顾颉刚20世纪30年代提出“禅让传说起于墨家”的观点,引起学界对墨家与尧舜禅让古史关系的争论。从《墨子》文本看,凡是关于尧舜禅让的论述,都是用来佐证打破身份血统限制、从百姓中选用贤人的尚贤主张。将尚贤与尚同思想结合起来,可以逻辑地推出权力应该禅让的结论,但尚同思想表达的实质乃是实现意见统一、上下通情和政令畅通,并非专门对权力禅让的论述。就墨家与尧舜禅让古史关系而言,墨家大量征引作为历史资源的尧舜禅让事迹,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尚贤的典范,其意义在于佐证尚贤主张的权威性。

“卫药”不断创新的启示

在天津市近200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卫药",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与打造精品的质量意识,在全国众多同质产品中脱颖而出,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卫药"作为中药剂型改革的先驱创造了很多项全国第一,"卫药"精品的方源多来自历代名医所创效方,经剂型改革,不仅增强了疗效,而且便利了患者服药。"卫药"的创新更是急国家之所急,在某些方面填补了国家空白。"卫药"的不断发展壮大还源于"天津名老中医献方运动",将一批疗效显著的名医验方创新开发成中成药,形成了天津现代中成药的骨干品牌。近10年来"卫药"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发新品的模式,给"卫药"发展增添了无穷动力。"卫药"新型企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采用高新技术促进传统产业技术的进步、建立中药产业创新能力和解决制药技术瓶颈、形成合理的发展机制并建立现代中药标准体系。

人皆可以为尧舜——评孟子理想人格思想的现实性特点

在孟子思想中,追求完善的理想人格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正是这一追求的生动体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特点。主要体现在:1.孟子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方面。在孔子的思想中,圣人这一最高层次的理想人格是一个憧憬之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具有超验的性质。孟子则认为“圣人”这一理想境界并非可望不可及,圣人不过“与我同类”而已,具有现实性的特点。2.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径方面。在孟子看来,人性本善,理想人格是通过人人心中所固有的善性的展开而实现的,是自我向善的潜能的实现,肯定了主体的存在价值及现实人生的意义。3.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方面。孟子以积极的入世情怀,追求社会生活的完善,以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为己任,把追求理想人格与追求社会的完善紧密联系在一起。

瑶鸡体尺与体重通径分析及最优回归模型的建立

本文旨在对瑶鸡体尺与体重进行通径分析并建立其最优回归模型,为通过体尺性状提高瑶鸡的选育理论提供依据。试验选取体重相近、健康的1日龄瑶鸡雏鸡200只,公母各半,饲养至18周龄,每隔两周称重一次,同时测量鸡只的体斜长(X1)、龙骨长(X2)、胫长(X3)、胫围(X4)、胸宽(X5)、胸深(X6)等体尺指标。运用SPSS 20.0软件分别对公、母鸡的体重和体尺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通径分析、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公鸡的体重显著高于母鸡的体重(P<0.05),除12周龄公鸡、母鸡的胫长、胫围无显著差异(P>0.05)外,其他各周龄两性的各项体尺差异显著(P<0.05)。瑶鸡公鸡体重与体尺性状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其中相关系数最大的是胫围(r=0.687),其次是胫长(r=0.555);母鸡体重仅与体斜长、胫围、胸深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其中相关系数最大的是胫围(r=0.425),其次是体斜长(r=0.422)。胫围、体斜长主要通过直接作用影响瑶鸡体重,胫长主要通过间接作用影响体重。公、母鸡体重与体尺的最优回归方程分别为:Y=-1206.414+45.646X4+6.058X1和Y=-651.861+27.347X4+7.046X1。综上所述,瑶鸡在选育时,公鸡应注重胫围、胫长、体斜长的选择力度,母鸡应注重胫围和体斜长的选择力度,以达到最大限度提高体重的目的。

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

尧舜时代是一个社会转折的重要时代,由于史前大洪水,处于黄河下游及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氏族部落都集中到黄河中游的豫西、晋南及陕东一带。由于公共事务的繁多,各种官员的设立便越来越多。到禹的时代,兵器的使用与战争的出现也增多了,刑法及管理刑法的官员便出现了;这样派往各方诸侯视察监督的使官也出现了,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赋税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于是早期国家的政治组织形态便形成了。同时也出现了由新石器晚期各区域文化“满天星斗”的格局向黄河中游文明中心转变的特点。

《孟子》尧舜故事与《尚书·尧典》的流变

通过对《孟子》中尧舜故事的考察,可以发现孟子时代《尧典》与西汉时代有很大不同,其文字信息要多于西汉今文本,内部结构、叙事顺序也有不同。《孟子》引述的舜故事多数与伏生本《尧典》相关,且战国、秦汉时代文献引述的舜故事,也多在伏生本《尧典》叙事时限之内,故战国时代若存在一篇《舜典》的话,它要么不为多数学者所知,要么混杂在伏生本《尧典》之中。《孟子》的引述间接指向的那个《尧典》当是一个很主流的本子。这说明,在战国中期,齐鲁地区《尧典》的主流版本与伏生本《尧典》不同。今本的顺序,从西汉司马迁的祖述及刘向的校书分析,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了,而且是邹鲁儒生的主流版本。

古籍所载尧舜年代资料辨析

古籍中有关尧、舜年代的资料虽多,但《尚书》之后所有古籍中的有关资料都是从《尚书》发展而来的,它们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而《尚书》中的有关资料也不可信。

郭店简、上博简中的禅让学说与中国古史上的禅让制

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事迹,见于春秋以前的史籍,并非出自战国的某家之言;孔子虽讲到尧舜禹禅让,但实际并未提倡实行禅让;郭店简《唐虞之道》与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篇,皆为战国儒家后学所作;尧舜禹禅让传说是三代以前存在不同于后世之世袭制的权力继承制的反映,不能视为战国诸子为了宣扬自己的社会理想编造的故事;中国古史传说与西方学者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结论的吻合,证明人类古代社会的发育是有其共同规律的。

“歷数”和“尚贤”与禅让说的兴起

尧舜禅让,古代以为信史。20世纪20年代,有学者提出异议,以为它只是一个传说,这传说是禅让思想的一部分,出自墨家的创造。揆诸史籍,可知,墨家的确传诵过尧举舜而立为天子的故事,对禅让说的传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只是出于宣传尚贤尚同主义的需要,为选官治官而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禅让说。而在儒家,孔子早就盛赞尧舜;尧舜禅让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歷数观念在今本《论语》中又有明确反映,这个观念在从周公到孔子的儒家渊源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儒家数观的实质是天命有德,儒家的天命有德思想可为禅让说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儒家的尊贤、墨家的尚贤,后世与“禅让”直接相关的新五德终始说,都可纳入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禅让说的兴起,儒家有直接的关系。

《尚书·尧典》行政和谐思想的现代阐释

社会和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和不懈的追求。这一点在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尚书.尧典》就已充分体现,从现代行政学的角度全面阐释《尚书.尧典》蕴涵的行政和谐思想,以求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对今天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仍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尧舜时期社会形态新探

尧舜时期处于氏族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所论及国家"公共权力"的标志:军队、监狱、赋税、法律等,在尧舜时期或未出现,或处于萌芽阶段。"部落联盟"、"酋邦"等学说,并不符合尧舜时期的历史实际,"方国"、"邦国"等学说仍需进一步的检验。把尧舜时期定为"前国家阶段"应是可取的做法。

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论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理想,而其形成则有特殊的语境。“致君尧舜”从早期的褒奖勋臣语,至初唐则演变为君王对臣僚的政治期许,复又由君王之政治期许,演化为官僚文人仕宦的政治理想。杜甫在尚未入仕且生计困顿之际树立起这样的理想,显示了其理想抱负之不凡。入仕之初,他以稷、契自期,以谏诤之道作为实现“致君尧舜”理想之方式与途径,而终因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了他仕宦的挫折与失败。暮年则因身份的变化,他对“致君尧舜”理想实现的途径虽稍有一些变化,但坚持理想之初衷未渝。杜甫因其政治理想而导致的仕宦挫折与人生遭际,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中国古代士人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经筵讲读:经筵讲官与帝王互动中的经典传承--以《五经》《四书》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为经筵讲官向帝王传授以《五经》《四书》为中心的儒家经典提供了合法性的制度平台。作为经筵讲读活动中扮演传道者角色的讲官,寄希望通过教化帝王、涵养君德来造就尧舜圣王之君。经筵讲官将经典文本从书面语变成口头语的讲学活动中,形成了自为阶段的口头讲义和自觉阶段的文本讲义。经筵讲学中通过经典诠释所形成的讲义体文本,凭借经筵讲官的学术名望及弟子们间的学术传承,并借助帝王的政治声望及舆论影响,成为引领学术风向、推动经学传承的政治力量。经筵讲官以《大学》来推衍帝王之学的过程,就是要在学理层面达成“以政为教”与“以教为政”的互融共生,从而实现内圣所以外王的理想追求与外王必以内圣的现实境遇之间的统一,进而在学术、思想、政治之间的互动中诠释和重塑学为圣王的新范式,以《五经》《四书》为中心的儒家经典传承就伴随在其中。

王阳明心学:人的主体精神的昂扬

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约略同时,王阳明大力鼓吹人的主体精神,以为"心即理",天地万物之理只是我心;以为人只须去除一切私欲,回复己心固有的良善本性,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这种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人的至尊地位、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思想,同样包含着人文主义的积极意义,同样有着激励人们冲破传统束缚、诱发新思想的积极意义。原始社会,在饥饿无奈的时候,人可能被杀死充饥。奴隶社会,奴隶可以活下来,但他不是人,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封建社会,人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人。但是,人是不平等的,只能生活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到了近代,"人生而自由平等"写入了法律条文,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和提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看到了王阳明心学中所包含的人的价值发现的积极意义,看到了心学在明清思想解放潮流中的积极作用。

杜甫诗中的“尧舜”情结与文化传统根源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追溯杜甫诗歌中的尧舜崇拜、祖先崇拜与杜氏家族意识根源,对探索杜甫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渊源,有较大的作用。杜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胸怀博大,爱民如子,其诗屡次出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君为民苦拈须,屡歌“尧舜”非无因,他是远古时期杜国杰出的远裔,诗歌王国伟大的旗手。杜甫的家族情结颇浓,他在内心深处以远古帝“尧”为祖先。一帆风顺时,他歌唱尧舜,在窘困岁月,杜甫更是把“尧舜”作为精神上的太阳与支撑,与“尧舜”进行精神交流,他心中潜存的追念杜氏先祖尧、尧裔杜国及杜甫的家族观念,显示出中华民族传统姓氏文化的特质,从心理深层而言,这是杜甫爱国情操来源之一。多年来,这为学界所忽略。

评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

作为"抹杀论"与"古史辨"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在评判尧舜禹传说的价值时,都严格区分传说与史实,重视传说的历史性、宗教性价值,将传说视为考察民族宗教历史的重要依据,且都认为时间越晚,传说的体系越丰富。然而,在对待尧舜禹传说传递出的时代性与历史性信息以及传说背后反映出的宗教性和政治性特征上,二者的观点存在明显区别。对于《禹贡》是否存在地理学价值,二者亦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

伏羲炎黄尧舜故里考

湖南是中华文明的最早发祥地,是中华龙凤文化的最早家园,根据丰富的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方志家谱等民间民俗文化资料研究证实: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太皞伏羲氏公元前5800年左右诞生于湖南怀化的洪江高庙;炎帝神农公元前5080年辛巳诞生于湖南怀化的会同连山乡;黄帝轩辕氏公元前4660年左右诞生于湖南的长沙寿丘(即今岳阳君山的轩辕之丘);帝少皞青阳氏公元前4600年前诞生于湖南怀化芷江县;颛顼公元前4491年诞生于湖南怀化会同县的若水镇(或洪江的高庙);尧帝放勋公元前2317年甲申诞生于湖南株洲市攸县皇图岭镇;舜帝重华公元前2277年甲子,诞生于湖南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此外,战神蚩尤和"霸九州""平九土""步十日四时"的江淮"水正"共工等人亦于公元前4300年以前分别诞生于湖南娄底市的新化大熊山麓和怀化洪江的高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