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inting of Rahula of The Qing Period ——Collections of Tibet Museum

Among the collections of the Tibet Museum is a cloth tangka painting produced in the 51st year of the reign of Qing Dynasty Emperor Qian-long. Measuring 82.5 cm long and 53.5 cm wide, it depicts Rahula. As one of the 10 major disciples of Sakyamuni and one of the 16 Arhats, Rahula was a son of Sakyamuni before he entered Buddhism. When Sakyamuni became a Buddha, Rahula was asked to take in charge of Buddhist affairs at Qinglanyuan.

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

对正仓院文书《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进行考证研究,以解读袈裟的宗教及政治意义。运用多重证据法,结合原始文献、图像与实物资料,分析帐目中所载袈裟的服装制式得出:七条袈裟服用规格并不高;色彩遵循佛教教义着坏色;面料材质包含绢、绫、絁,工艺为刺纳,均精致考究;穿着样式可能不似汉制,为双肩披覆;作为自用爱物的袈裟,可为圣武天皇平衡其佛教徒、统治者2种身份。

动荡与回归:刘宋景平、元嘉之际政局演变探析

景平二年,以徐羡之为首的顾命大臣集团相继废弑了庐陵王刘义真和宋少帝刘义符,随后刘义隆入奉皇统,改元元嘉,是为宋文帝。元嘉三年至十三年,拥有废立之功的顾命大臣集团先后被宋文帝所杀。这些发生在景平、元嘉年间的政治事件既包含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又包含着寒门庶族与高门士族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暗示着自东晋以来的门阀政治正在向皇权专制回归。

南宋高宗朝两浙地区旱灾及官府应对探究

南宋高宗朝两浙地区旱灾多发,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南宋初期,朝廷一方面在两浙地区采取发放粮米、蠲免租赋和借贷粮种等经济措施,以缓解灾情;另一方面,通过减常膳、决囚、祈雨和加强官员考核等政治措施,以稳定灾区社会秩序。此外,朝廷还积极调动两浙地区民间力量参与救灾。以上措施对复苏两浙地区灾后经济,恢复民众正生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宋诗叙事的三个维度——以南宋高宗朝贬谪诗歌为例

南宋高宗朝贬谪诗的叙事特征表现有三:其一,诗人们通过增加单首诗题长度和组诗的方式,有效地拓展了诗题的叙事性;其二,诗人们经常从理性的视角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将其主体情感融入其中,以致涌现出大量富含叙事性因子的自传式诗作;其三,诗人们以创新用典方式、多角度用典、以小见大和跨领域融合等方式增益叙事容量,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个体启悟和多元情绪。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对促进和形成宋诗的叙事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明世宗崇道研究——以嘉靖朝道士群体的行为解读为中心

明世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君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广征道士入京,助其斋醮修炼,还给予道士群体贵极人臣的无上恩荣。然而这些道士在以道术和妖法获宠之后,却凭借着世宗的宽纵和信任,援引同类,交结朝臣,干涉朝政,最终对嘉靖朝政治造成了众多的负面影响。

《逸周书·尝麦解》研究

《逸周书·尝麦解》是记载公元前1035年四月周成王主持修订刑书和大力开展祭祀活动的西周早期文献。太史全程参加了刑书修订,对周成王开展祭祀活动也很熟悉。他将以上两件大事记载下来,作为本年度的重要文献珍藏于档案馆。周穆王二十四年(前953)以前,人们将太史记录整理成文,广为流传。战国早期,人们把它编入《逸周书》,流传至今。该篇不仅对我们研究西周职官、法律等制度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为我们研究五方帝祭祀制度的建立和炎黄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值得我们倍加重视,深入发掘。

汉武帝时期的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盛世军事活动频繁的时代。一方面,为了满足征战的需要,体育活动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如射箭、蹴鞠、武术、田径、举重、摔跤等;另一方面,此时期的军事训练也带来了体育活动的发展。这一时期,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在相互融合中得到了共同发展。

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研究

清朝乾隆年间 ,清政府对新疆实行移民实地政策 ,人口大量迁移到新疆。天山北麓东段是新疆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 ,其人口迁移分为民户迁移、商户迁移、遣户迁移、兵眷迁移和安插户迁移等几种类型 ,以民户迁移为主。移民的来源地以甘肃、陕西等邻近省份为主 ,人口迁移的方式以官府有组织的迁移为主、以民间自流的方式为辅。民户人口迁移的高峰在乾隆三十年代 ,乾隆四十五以后人口迁移规模变小 ,整个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的规模为 16 .4万人左右 ,迁移人口主要分布在以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为中心的两个地区。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古涿鹿地望与黄帝相关问题新探

依据先秦典籍资料对黄帝族居地古涿鹿地望进行探究,认定今河北涿鹿即是古涿鹿地望所在。在此基础上,分析涿鹿之战爆发的原因,除社会政治因素外,气候异常当是激化这场战争的诱因,而某些学者所持此战因争夺"卤盐"而起的论断是可以商榷的。此外,对太史公所记"合符釜山"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给予肯定。

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在1992年9月以后,对燕山南北地区文明发展较早而衰败亦较早的原因、传说的五帝时代事迹的地域与中原地区的古国、对"五胡乱华"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结合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的思考,于1993年11月形成了中国国家发展模式的三种类型(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的认识,于1994年1月写成《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标志着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其中,红山文化后期进入古国阶段、是否确认良渚文化已进入方国这两个问题尚待研究证实。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以及围绕这些学术弘论的产生而展开的各种探索与研究过程本身,是1986年以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

炎黄时代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发展形成的共识。中国古代文献记述中的炎黄时代的各种事物与事件,大都属人文肇始至中国国家形成时期。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结合文献记载,神农氏与炎帝分属两个历史时期。炎帝时期(狭义的炎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时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黄帝时代(五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时期,可以分为黄帝时期、颛顼帝喾时期、唐尧虞舜时期早中晚三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中的三个阶段。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先是小区域内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分别是中国文明形成三个过程的代表。

从人地关系的视角看“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年代

“五帝时代”是中国史前社会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然而其历史真实性却一直被质疑，其具体年代也存在较大争议。作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首先介绍了历史文献记录“五帝时代”和龙山中晚期考古证据所揭示出类似的“万邦”林立、相互竞争的政治景观及其社会含义，分析了“五帝时代”的可能年代，认为二者在地望、政治景观以及年代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一致性。基于竞争和冲突与气候变化之间可能存在的成因联系，重建了“五帝时代”的气候背景，发现4．5—4．0kaBP阶段，即龙山中晚时期为一明显的降温期，且此降温阶段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古气候记录对比，进一步证明了该降温期的存在及其广域性分布特征。最后从人地关系的视角，论证了该降温阶段气候变化与“万邦”（酋邦社会）形成之间的成因联系，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五帝时代”存在的历史真实性，同时进一步表明“五帝时代”的年代极有可能相当于龙山时代的中晚期，具体年代为4．5～4．0kaBP。

东洋文库藏雍乾两朝《镶红旗档》概述

东洋文库藏雍正、乾隆两朝《镶红旗档》日文译本于1972年、1983年出版,汉文译本于1987年出版。该档所包含的镶红旗满洲旗人的历史资料内容丰富而广泛,全面反映了雍乾两朝八旗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了解雍乾《镶红旗档》中奏折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镶红旗档》的重要价值。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学理问题

中华文明五千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历史学命题。然此命题的形成过程和计算方式,长期以来缺少合理的说明。一般认为黄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但传说中的黄帝距今不到五千年。考索文献记载,可知黄帝之前还有一个炎帝主宰当时部落联合体的时代,其时文明因素灿然大备,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当肇始于炎黄时代。炎帝时代历时500年,继之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时代历时588年,则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前的炎黄五帝时代长达一千余年,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以此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轫期,则中华文明五千年不为无据。五千年来,虽然历经艰难与曲折,但中华文明的发展始终不曾中断,始终以其伟岸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明代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兼与许苏民先生商榷

明隆庆帝继位后,在福建漳州设立海澄县,并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该地部分开放东南海禁。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海宇宴如",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国内银本位制渐得确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并开始日益侵蚀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明后期出现了以反矿监、税使为标志的"市民运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为工商业者鼓与呼的新思潮,由此可见,明代后期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春秋及其以前舜帝传说新考

考察孔子同时或以前的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春秋以前的舜帝传说情况,主要是:至迟在西周穆王时已有人谈论舜帝,而舜帝传说其实在周武王时已经兴盛,而且此前还隐约可考,它与舜裔的势力兴衰和世系的详略成正比关系;虞幕是有虞氏之祖,应是颛顼之后,舜帝后裔自认黄帝为高祖的铭文可作确证;舜帝已是明德圣君形象,受三代王朝尊崇,禅让说和逼篡说都未出现,但禅让说更符合传说的原貌;九疑山舜陵在春秋时已经存在,其形制为楚章华台所仿照,与《山海经》和马王堆地图相合。

清代乾隆时期成灾性自然灾害之特点初探

清代乾隆时期(1736-1795)是我国自然灾害史上一个重要时段。统计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成灾性自然灾害的特点主要有:灾害种类繁多,以水、旱、雹灾为主;灾害频繁,被灾州县厅次众多;各灾种的地区分布存在极大差异,并带有明显的空间上的群发性;灾害的发生呈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和集中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