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Ethnic Minority Representatives in State Council Agenc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From the wuzu gonghe ( Five nationalities under one u n io n ) in the early R epublic of China to the current union of 56 ethnic groups, the participation of ethnic m inorities in p o litica l affairs has always been a vita l and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s. On one hand,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dedicated to the model of a “ civil iden tificatio n ” and weakeni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国家级新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数字技术和智能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发展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探究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级新区能够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检验表明,国家级新区通过人才集聚和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对新质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而政府治理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则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高水平地区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新质生产力并无显著影响,而西部和东北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则能够通过建立国家级新区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制度、技术与职业化:1930年代初期青岛警政现代化的实践及影响

1930年初期,青岛警界从组织、技侦、职业化三方面推动中国警政现代化。青岛市公安局共济会为警员提供互助平台,保障警员物质待遇,同时从心理建设角度增进警员的职业认同感。先进侦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提升治安防控效率,体现出警政现代化因地制宜的原则,另一方面推动有关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体现了警用技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职业规范明确化、标准化,直接推动警政现代化的军警分离进程,实现警察职业特性由传统国家军事力量到现代社会治安力量的跨越式变革。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生成与演变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建立,既源于完善警察制度的外部因素,也源于警察职业高危性的内在需求。晚清时期,警察抚恤制度历经“从地方至中央”的演进过程,囿于时代局限,未能摆脱恩赏型抚恤思想。袁世凯执政后重视警政,首次创设警察终身、遗族抚恤,是一次饱含近代化意义的制度尝试。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三次对警察抚恤主体条令进行修改。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将抚恤条例提升至法的高度。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演进促使抚恤形式从临时恩赏型到具有长期性保障的改变,促进抚恤法制化,取向更完善和专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权的嬗变

国民政府为了澄清吏治,建立了公务员惩戒制度。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因应时局的需要,出台并施行《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抗战期内受免职停止任用处分公务员暂缓执行办法》《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三项重要法令,使违法失职公务员的审判机关不再局限于公务员惩戒机关,其上级长官、服务机关、军法官等都可以做出“种种任意便宜处置”,每一个法令颁布的结果都使惩戒机关原有的惩戒职权被不断限缩,反而成为降低惩戒效果,加剧国民政府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的渔业政策和对南海渔权的维护

进入20世纪后,渔业制度在民国时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对维护民族权益起到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渔业条例》《渔业法》和《渔会法》,并在某些沿海省份得到初步贯彻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渔业制度正式颁布和施行。这在中国渔业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列强持续侵犯中国领海主权,不平等条约依然是中国渔业受侵扰的根本原因之一。法、日等国纷纷侵扰南海诸岛,掠夺南海渔业资源。中国渔民在捍卫南海诸岛主权、渔权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大学教育经费配置机制建设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与国立大学为提升大学教育质量,促使国立大学调整其教育经费配置思路,经费配置日渐趋于规范化、制度化和专门化。其中,规范化和制度化主要体现于教育经费配置结构与标准的确立和各种经费保管与配置委员会的成立;专门化主要体现于大学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置与专项经费的确立以及教师薪酬要素的结构调整。这些经费配置的建设与调整,一方面为提升国立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质量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国立大学构建现代大学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经费制度基础。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葬制度(1927—1949)

国葬是国家授予逝者的一种特殊荣典,具有追崇往者、激励来兹的重要功用。20世纪30年代,以“党国”政要谭延闿的逝世为契机,南京国民政府接连制订颁布了《国葬法》《国葬仪式》和《国葬先哲逝世日纪念典礼条例》,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规整的国葬制度。据统计,自1927年至1949年间,有23人及1个烈士群体被国民党政权颁令国葬。然而,由于时局政局动荡、政府力量薄弱等原因,大部分人徒具国葬之“名”而无国葬之“实”。应该说,国葬制度本身确有表彰逝者、激励国民为国贡献的潜在作用,但从社会舆论对国葬制度的评价反馈来看,宏大华丽的仪式场景大多只能显示政要们所享有的身后哀荣,实际上难以产生对国民党政权建构统治合法性及凝聚人心的政治仪式效果。

国际劳工组织首届亚洲劳工大会在中国的酝酿及其流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为保护劳工权益而生,最初将工作重心放在欧洲,对其他区域关注不足。在亚洲代表的倡议下,召开亚洲劳工大会、解决亚洲劳工特殊问题被提上国际劳工组织的议程。日本和印度较早地主导了亚洲劳工大会的相关议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方面积极参与其中,但因各国政府态度不一和中日关系紧张,相关议程进展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亚洲秩序发生深刻变革,中国开始谋求主导亚洲劳工会议,为此与印度之间曾发生短暂的举办权之争。作为妥协的结果,1947年印度顺利举办亚洲劳工预备会议,而拟于中国召开的正式会议却因国共内战而流产。亚洲劳工大会的具体筹备过程体现了亚洲劳工大会与劳工权益、亚洲秩序和国共政争的复杂关系,被赋予了超越劳工议题之外的意涵,显示了劳工权益保护背后所牵涉的国际秩序与国内政治角力。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军马补充及其困境因应

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组建马政机构、制订军马补充规定、派员赴华北采购及委托西北诸省代购等方式,补充中央各军事机关及地方驻军马匹,以充实国防军备力量。由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业凋敝,再加上因日本蚕蚀华北,蒙古产马主要区域相继陷落,以及购马经费支绌等原因,国民政府军马补充困难重重。国民政府通过改善军马饲养及推进马政建设等举措,以期解决军马补充面临的困境。然而,时值马政按计划推进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愈加困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普通城市的学校教育事业——以扬州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宏观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更新环境下,扬州各县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势头得到了延续。扬州各县教育经费在制度保障下不断增加,提升了各个学校的办学条件。课程、教材出现新的变化,教学方法也日新月异。虽然仍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其进步也很明显。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城市水灾治理(1927—1937)

1927—1937年在自然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江南地区城市水灾频发,为巩固统治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在民生与政治双重需求下开始治理。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政府在城市水灾防治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强化灾前监测预警、注重灾中抢险、重视日常防治。这种官办治理模式,在城市河道上下游跨行政区统筹治理及水灾应急治理方面效果较为突出。但是,由于经费支绌、官民冲突、交通结构变迁压缩水利发展、城市内部行政区划调整迟滞水灾治理等因素,治理效果难言乐观。这暴露出“十年建设”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专项治理能力不足。因此,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治水绩效评价不宜过高。

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民初以降,四川长期处于“防区制”下,中央政府权威无法触及地方,本省政治亦因省府瓦解而呈分裂战乱局面。1934年下半年,因川军“六路围剿”红军遭遇惨败,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川局,支持刘湘重组四川省府,废除“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为巩固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省府合署办公制”、“行政督察专员制”、“裁局改科”及“分区设署”等举措,试图通过强化省权以巩固“川政统一”,并为中央统辖四川创造有利条件。然而,中央政府与省府之间权限划分未能妥善解决,随着中央政府与刘湘集团关系恶化,双方权力关系再度陷入此消彼长的博弈困境,四川地方政制改革陷于停滞。

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秦始皇”形象演变探析

传统社会,秦始皇主要以暴君的形象流行于世,这与儒家重道德、行王道的政治取向有关。至民国时期,秦始皇形象大变,不仅与古时不同,而且不同的统治阶段也不同。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书写为例,北洋政府时期秦始皇被斥为专制魔王,国民政府时期则被颂为民族英雄。这一转变实是对彼时社会思潮嬗变的能动反映。北洋政府建立之初,因政体变迁而民主共和思想大兴,秦始皇因其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创建者的身份而遭受严厉批评;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地方自治思想的昌盛,秦始皇武力建国的方式被认为非良策,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因此他再次成为被贬斥的对象。但到了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日本入侵而致民族复兴思潮高涨,为了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意识,建立大一统之局的秦始皇广受赞誉。同时,秦始皇文化统一的做法,也为国民党坚持党化教育、思想统一的行为提供了历史依据。概言之,民国时期,在民主、民族、国家等现代思想的影响下,秦始皇的形象大异于古;而受制于不同的社会现实,主流的社会思潮亦有变迁,此反映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便呈现出秦始皇形象的阶段性差异。通过以上考察亦可见,教科书中所谓的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存疑的,其书写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并非全然为政治所绝对控制。社会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既有融合又有博弈,两者共同参与到历史知识的建构中。

从“共治”走向“共谋”: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地方治理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全面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强化基层行政网络,加大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构建地方自治系统与各级民意机关。二者共同构成了地方治理制度。作为抗战大后方,四川省的地方治理情况表明,行政机构的繁复与行政人员的良莠不齐、民意表达的有限性以及哥老会的侵蚀和扭曲,严重消解了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这个治理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政府主导、地方协助、哥老会渗透三者“共存”局面。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现代国家构建导向,但是其治理实效背离了“民主国家”的主流政治追求。

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邮政职工生活状况演变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营邮政职工被形容为“捧着镶了金边的饭碗”,名不副实。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收入越高的邮工,生活费支出越低,奉养人口数越多,教育、娱乐投入越高,反之亦然。虽比一般工人收入略高,但普通邮政职工生活仍较艰苦,故罢工较频繁。全面抗战期间,邮政职工的生活“严重褪色”;解放战争期间,绝大多数邮政职工的生活可谓“黯淡无光”。分析其原因,战争对邮政经济造成的损失巨大;通货膨胀造成邮政经济入不敷出;国营邮政职工数量增长与收入下降形成反极,恶化了国营邮政职工生活状况。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

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始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期间逐步具体化,之后全面展开。这既包括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努力,也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动员的进行,还包括为避免战争损失而实施的文物南迁及学校内迁等。其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由虚到实、由部分到整体等特点。这对激扬民族主义,增强精神国防和保证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乏政治思想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