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广东代表

关于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被作为正式代表并未受到质疑。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李达首次提出包惠僧是“列席代表”起,开始出现异议,先被中央领导人采信转而将包惠僧排除出中共一大代表,继而影响到除包惠僧以外其他身处国内的代表,从而衍生出党史正史和学术界的多种说法,如“串门说”“陈独秀指定代表说”和“观察员说”等。然而,这些观点都存在诸多不足和明显漏洞。梳理、比对和分析现有文献资料及多数口述史料不难发现,包惠僧不仅是中共一大正式代表,而且是广东党组织的代表,这不应存在任何争议。

协商机制与党内民主的实践——对浙江省椒江区党代会常任制的一种思考

中国民主化进程按照中国政治的现实规定性和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两大民主程式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基础上还表现出实质性的趋向,这与近来西方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存在很多耦合之处。椒江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践,就是基于三种民主相结合推动党内协商的一种尝试。运用协商机制深化党内民主实践有赖于借鉴国外协商民主理论的探索,进一步发掘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协商规律和协商资源。

中共“一大”代表特点初探

192 1年 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分析“一大”代表的基本特点 ,对于认识我党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 ,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 ,认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历史背景 ,乃至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 。

大力推进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

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大力推进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势在必行,迫在眉睫。要改变党代会和党代表"一次性"发挥功能和作用的状况,使其在任期内始终发挥作用。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后,平时的工作重点应转向执政党自身的建设。要合理规定实行常任制后各级党代会召开的次数。党代表实行任期制后,应积极参与党内事务的决策、重要干部推荐和民主评议工作,充分反映党员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党委和党员干部的工作。为此,需要建立健全党代表列席党委有关会议的制度,普遍建立党代表联络室。

从全国代表大会到全国政策论坛——英国工党决策机制的变迁及其评价

1997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决策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方式转变为全国政策论坛程序。其目的是让更多的普通党员参与到党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建立一个包容的、民主的新工党。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政治社会学的观察与分析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当代政治现象。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社会背景下,以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试点工作为资料背景,抽取党代表这个试点工作中的基本要素为研究样本,分析试点工作的经验与不足;分别从合法性、试点工作的实质、学理上存在的阻力和潜在动力等方面探讨试点工作不足的原因;从党内民主建设的实际出发,思考进一步推进这项试点工作的社会动力。

党代会常任制与党内监督机制的构建

党代会常任制是党的八大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但这一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长期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监督机制脆弱的状况尚未改变,已经严重影响了党的建设并成为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在此情况下恢复党代会常任制,建立起党代会对于各级委员会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以及相对独立的纪律检查工作体制,对扩大党内民主,理顺领导体制和权力关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强化党内监督,都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

四川雅安党代会常任制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雅安雨城、荥经党代会常任制的实地调研,梳理和总结了当前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的一些创新性做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和党代会制度改革的关系问题、试点体制与现行体制衔接问题、党内外权力运行的平衡性和有效性问题。党内民主改革需要营造一个宽松的鼓励创新的政治生态环境,雅安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对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常任制改革的双重目标--以浙江台州椒江的地方性知识为例

浙江台州椒江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地方性知识表明,中共"常任制"改革现存三种困境:中共党内权力"所有权"局部性缺位、中共党内权力"执行权"局部性弱位、中共党内监督权局部性虚位;这是新形势下执政党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把"主权"等政治哲学原理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权力运行机制中,有助于破解改革困境和合法性危机。一方面,从"人民主权"衍生出"党员主权",从"国家主权"衍生出"政党主权",探求推进"常任制"改革的学理资源;另一方面,从"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法理关系,建构"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之间结构性互动的法理框架。中共党代表大会是代议制的民主形态,实行"常任制"就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价值就是实现"党员主权"地位与"政党主权"地位的民主政治目标。

韦伯论人与社会的关系

韦伯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是理性存在与非理性存在的统一,是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载体。在此人性论基础上,韦伯诠释了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体现在:人是社会行动的主体,人通过价值观念和社会行动影响社会;社会是人存在的“场”,社会通过秩序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和自由。文章认为韦伯的观点既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

改革党内权力配置模式:基于党代会常任制的视角

党代会常任制是关于党代会本身如何实现"常任"的一系列制度与程序体系。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必然会引发党内权力配置模式的变革。因此,以党代会常任制为分析视角,科学设计常任制条件下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之间的权力配置模式以及党代会、党委、纪委之间的权力配置模式,是必须进行超前研究的问题。

党代会常任制:党内民主新的发展点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是党内民主的重要环节。在新的形势下,党内民主的发展需要党代会常任制的制度支持。党代会常任制也为党内民主提供了新的发展点,为党的建设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高度浓缩的形式体现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本特征的规定,包含着毛泽东、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因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体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对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的新概括,它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整体,体现了卓越的理论创造性,并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党在新世纪的新的理论武装。

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以党代会常任制改革试点为分析对象

从党代会常任制改革试点看,党内民主制度改革的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党组织系统内部进行改革,二是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促进人民民主制度建设,三是以人民民主制度建设促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思考

廉洁政府的关键是执政党廉洁,而造成执政党腐败的重要根源是只"对上负责"体制可能造成的以第一把手为核心的高层腐败。党代会常任制是根除第一把手腐败的一剂良药。党代会常任制的核心涵义有三:一是党代会年会制,使党代会真正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二是全委会常设制,使之真正成为党的执行机关;三是党的纪委独立制,使之成为党的最高监督机关,从而实现执政党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设与协调。

党代会常任制试点需要破解的深层难题

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正为一些试点中所反映出的突出的深层问题所困扰。常任制的定位不明和试点目标模糊,使其作为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举措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试点在总体上未能突破党内权力过于集中和监督制约不力这个要害问题,是常任制迟迟难以推广的主要症结所在;党政不分的党政关系体制及其相应的领导体制,使试点中的一些重要关系难以理顺,民主原则难以落实;常任制试点面临的一些阻力和困难,使得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常任制是党内民主的突破口的认识逻辑遇到了现实挑战。这些难题如何破解,关系到常任制的前途命运。

近年来县市党代会常任制建设研究述评

县市党代会常任制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学界重点探讨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内涵、党代会常任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党代会常任制建设的宏观思路、党代会常任制建设的关键环节等几个大的方面,呈现出"多层次复合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非均衡性发展"等特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面临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实践述评——兼论其发展基础与深化方向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举措。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得到了循序渐进地发展,在认识层面、理论研究、制度建设科学化等方面积累了一定基础,但同时也积存了一些问题,需要从制定党内规章、制度规范化建设以及党代表队伍建设等角度对其进行深化和完善。

高校离退休老同志对实行党代表任期制的评价研究

从高校离退休老同志角度探讨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运用自编问卷对419名高校离退休老同志进行调查,分析其对党代表任期制的认可度以及实行的必要性、可行性的整体评价,并比较不同类型的老同志之间的评价差异。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校离退休老同志对党代表任期制的认可度较高,实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较强;不同性别、学历、年龄的老同志对党代表任期制的评价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行党代表任期制的建议。

新党章是新世纪新阶段与时俱进的伟大纲领

新党章是新世纪新阶段与时俱进的伟大纲领。新党章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全党的指导地位,指出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明确了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等,这些新规定对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