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Plaintiff's Subject Qualific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stituted by People's Procuratorates

Although it is not the main duty for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to institut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roceedings, the existence of "reserve" prosecution right of plaintiff not only is beneficial to timely prevention and cure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but also contributes indispensable judicial supervision force to the environmental legality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safeguard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s, many local prosecutorial organizations have practiced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s litigation. Since Chinese law has not made explicit stipulation on the function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nstituting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plaintiff's subject qualific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stituted by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s still in question. In order to propel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to completely and fully exercise their power of supervision and prosecution, there shall be corresponding legislation that provides powerful guarantee for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nstituting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原告资格的法理澄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之受害人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但因其悖离学界期待而备受批评。针对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之利害关系的判断,宜采推定利害关系说,即符合“警察行政领域”要件和“加害人/受害人”要件,就可认定存在“利害关系”。推定利害关系说可从心理利害关系和经济利害关系的视角加以证立,亦可通过保护规范理论加以验证。更进一步,应对受害人条款加以限缩解释,将其适用范围限缩于警察行政领域,以实现受害人条款与投诉举报人条款的合理衔接。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保组织原告主体资格探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环保组织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各级各地人民法院基本持否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法院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三部法律有关条款的解读适用所致。确定环保组织能否获得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需要对海洋环境利益属性、海洋环境公共利益判定标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原理、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等,进行综合分析,以厘清环保组织与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角色、诉权依据与起诉顺位问题。

日本行政诉讼中的保护规范理论之适用——“小田急案”判决

在日本法上,撤销诉讼只能由对请求该处分的撤销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提起,至于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益,需要借助保护规范理论进行判断。2004年修改之后的《行政事件诉讼法》增设了第9条第2款,规定法院在判断第三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时应当考虑根据法令的宗旨、目的以及该处分中行政机关应当考虑的利益的内容和性质。“小田急案”判决作为日本最高法院首次适用第9条第2款作出判决的案件,全面展示了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方式:首先,根据法令及相关法令的宗旨、目的判断被侵害的利益是不是处于该法令的保护范围之内;其次,根据被侵害利益的内容和性质来判断法令对这种利益的保护是不是个别保护;最后,借助距离标准等来确定损害的盖然性和程度大小,具体划定需要保护的原告范围。该案判决确立了撤销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原告主体资格的优化路径

社会组织作为保护环境的社会力量,对于环境治理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和司法现状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启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是十分顺畅。主要原因是:社会组织在原告主体资格决定上较为严格,如登记层级过高、要求从事时间过长、较高资金门槛以及无违法记录等限制。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以克服现实障碍。建议放宽登记限制、适当降低年限要求、政府建立援助机制解决资金问题、出台规范文件明确违法记录的标准以及建立相应监督机制等建议,从而使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探微

《民法典》对合同相对性及其突破规则予以了明确规定,而目前对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既缺乏制度支撑,也缺乏理论探讨。行政协议具有协商性、合意性特质,其缔结、履行及违约处理需要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相对性原则具有维护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自治、保护第三人的行为自由及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的功能。基于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职权调整的需要、行政主体行政优益权行使的需要和行政协议追求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协议相对性例外规则具有特殊生成机理。行政协议相对性原则在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主体资格判断方面具有典型运用价值,需要在区分履行利益与固有利益、支配权与债权、代位权与撤销权等基础上考量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之运用。

论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人民检察院虽不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为其主要职责,但是,依其法律监督职能,这一"后备"原告行使起诉权,不仅有利于及时防止、救治环境损害,还将为环境法治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司法监督力量。为维护环境公益,已有不少地方检察机关开展了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但由于我国法律尚未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职能做出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受到质疑。通过司法调研,可知当前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难度不小。有鉴于此,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保障予以探讨。

公益性投诉举报类行政案件的诉讼救济问题探究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参与行政活动的积极性不断高涨,由公民投诉举报引发的诸多问题开始不断困扰着行政复议工作者和司法裁判者。公益性投诉举报人能否以其投诉举报权或公共利益受侵害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是目前最具争议的问题。公民是否享有投诉举报权及所诉行政行为的种类差异直接影响此类案件可否纳入司法监督体系。对行政机关不予答复等不作为不服的,公益性投诉举报人须享有法律规范明确赋予的投诉举报权才具备原告资格,此种情形下的行政不作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行政机关答复内容不服的,无论是否享有明确的投诉举报权,都因与处理结果不具有利害关系而不具备原告资格,除非答复内容侵害了其享有的法定获得奖励权。

刍议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开启了我国公益诉讼的大门。民、行诉讼制度下分饰两角的行政机关在伴随社会发展而逐年增加的公益诉讼案件中占据重要位置。修改《行政诉讼法》迫在眉睫,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司法实践,可以考虑加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能性。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现行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范围不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应锁定为公民和社会团体,符合公益需求,但赋予检察机关主体资格却有待商榷。

行政诉讼原告利害关系人诉讼主体资格探究

现有的行政诉讼法在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行政诉讼中原告死亡时将有权提起诉讼或有权决定是否参加诉讼的诉讼主体限为其近亲属 ,对与该公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律主体的利益缺乏应有的保护。因而有必要从法律上确立此类利害关系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分析——以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理论为视角

当代中国,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上,尽管立法上还没有引进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理论,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理论。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是行政相对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的关键,是其合法权益能否获得司法保护的关键。

和谐社会呼唤拓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任何诉讼都有自身的原告和被告,行政诉讼也不例外。在当今社会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非常迅速,呈现逐步放宽的趋势,而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资格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不符合国际行政诉讼法制现代化的潮流,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拓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势在必行。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拓展与抑制

环境权理论、公共信托理论和私人总检察长理论指引着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拓展的方向。国外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制度演变呈现出拓展与抑制共存的基本方略。我国现行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制度存在公民资格缺位、环保组织资格缺乏活力、行政机关资格模糊、检察机关资格明确但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制度实效难以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亟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予以拓展,并最终建立环保组织、生态环境行政机关为主,检察机关为辅,公民直接起诉为补充的多元协调共治的原告主体资格制度,同时亦需设置必要的配套措施,以抑制主体资格范围过宽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环保民间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研究

中国环保民间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成为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力量,而且成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力军。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日益深化,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思考成为了学术界探讨的焦点,其中,对环保民间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更是不断进行着深入的探索。通过对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环保民间组织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探讨,为环保民间组织在未来环境公益诉讼中路径的选择指明方向。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之规则探析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行政诉讼,它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落实和完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信息公开权利人申请行政主体公开有关信息遭拒绝或部分拒绝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较之传统的行政诉讼,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原告的主体资格、审查方式、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有特殊的规则。

保护规范理论在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中的适用

举报投诉人的原告资格判定是近期中国行政审判实务中的热点问题。新司法解释尝试通过区分私益举报人和公益举报人来划定原告资格的有无。但从主观公权和保护规范理论出发,公民并不拥有普遍的、概括的要求行政执行法律的请求权,"举报权条款"也并未赋予举报投诉人可要求行政机关在个案中予以介入并作出具体处理的主观公权。因此不仅为公益而举报的举报人不具备原告资格,即使是为了个人利益维护而举报投诉的举报人,也并不必然具备原告资格。举报人欲通过诉讼维护的"私益"是否属于主观公权,在保护规范理论的视角下,需诉诸行政机关作出举报处理行为所依据的实体法规范,并通过对规范是否纯为或兼为保护举报人的某项私益而予以判定。实践中,举报投诉人又可大致区分为公平竞争权人、民事侵权行为中的消费者、警察行政中的被侵害人、相邻权人、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人等类型,他们欲维护的私益是否属于主观公权也因此需要借助保护规范理论分别予以讨论。

原告资格从“不利影响”到“主观公权利”的转向与影响——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评析

2017年的"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再审裁定中,法院首次使用德国法上的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释解作为我国行政原告资格基准的"利害关系"。从此前的"不利影响"到"主观公权利",刘案对域外学理的吸收,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定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除引发我们重新认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外,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对于重新考量行政实体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关联、原告资格与诉讼的整体定位关联,以及如何寻获权衡"诉权保障/防堵滥诉"的教义学基础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刘案裁定对上述理论的适用仍旧存在值得商榷的不当之处,案件未尽问题也不在少数。

试析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设计

近年来,涉及公益诉讼的案件在不断增多,行政公益诉讼成为当前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鉴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和我国现状。

保护规范理论反思与本土化修正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不仅关乎原告资格的确定,因为与实体法上的公权利相勾连,其如何适用直接关涉个人权利在公法中的析出路径与范围。就保护规范理论本身而言,其将权益基础限定为公法,使得主观公权利难以识别;其意在行政法内部建立独立的权利义务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公私法交织融合的现实;反射利益理论对解决滥诉有益,但也为将权利解释为利益提供了理由。出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于经济政治改革之下的权力监督背景、基本权利条款司法辐射功能缺失等原因,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适用中产生公权利析出范围过窄等现象。批判本土标准不确定性的论者,实际上是没有对本土实践展开充分的理论塑造。我们应该在借鉴保护规范理论权益实定化路径的同时,结合本土已有的要件化判断实践,将原告资格的实定法基础拓展至私法,并增加因果关系要件作为判断辅助。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与问题——基于最高法院裁判的观察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符合我国主观诉讼为主的行政诉讼法制构造和拓宽原告资格的修法宗旨,为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判断标准提供了分析框架。然而最高法院对该理论的理解和适用仍存在不足:忽视了该理论的适用前提和作用范围,在具体操作上尚未形成清晰稳定的思路;作为解释对象的法规范围尚不明确,规范目的的解释过于依赖特别条款的明确规定和笼统的立法目的。为充分发挥保护规范理论扩大权益救济的功能,应明确该理论旨在解决的问题是查明主观公权利,诉请保护之利益的法律属性不明是该理论适用的前提,在具体操作中合理确定保护规范的范围,对规范目的作体系化解释及合宪性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