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本色”到“妙悟”:两宋诗学发展的逻辑进程——以“焕发真识”诗人论为中心

与两宋政治文化由“外王”向“内圣”转换、思想焦点由“道统”向“道学”转换相呼应,两宋诗学发展也经历了由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尚“本色”向以艺术家气质为中心的重“妙悟”的转换。转换引发了两宋诗学星转斗移式的重新建构。重新建构起来的诗学,由“焕发真识”的诗人论、“忘我忘象”的艺术观、“进技于道”的创作论三大理论支柱支撑。以“焕发真识”诗人论为中心的两宋诗学史上这次转换的灵感源泉、知识基础、理论取向、逻辑进程,对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北宋诗人崇尚唐人唐诗,以盛、中、晚三唐的诗人诗作为主。其形式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即"别集整理"、"选集编选"、"唐集校注"、"诗话评说"、"序跋品评";而于诗歌创作方面的具体表现,则重在相互唱和而成风气、汲取各种创作技法以为己用、继续乐府诗的创作等方面。因此,以崇尚唐诗为主流的诗歌创作,历史地成为了推动北宋诗歌繁荣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从一个侧面谈时代生活文化的相互联系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有感

文章力图从宏观的角度,将发轫与本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进程中震惊海内外的"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新音乐"萌发的"时代发展"、"社会生活"、"文艺思潮"和"音乐变革"的多方面的相互联系,作一个概略回顾和史学分析。"辛亥革命"前后引发中国"学堂乐歌"产生的重要社会条件和它所包含的一系列中心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中西融合";以及在"辛亥革命"影响下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才得以全面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历史经验。

巴蜀思想家宋育仁研究述评

巴蜀思想家宋育仁是一位晚清维新派的著名人物,四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民国成立后,其政治立场和相关思想较为落后,尤其在退隐之后,他逐步被世人遗忘。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传奇人生和学术思想以及其维新思想中的政治、经济、法律、新闻等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因宋育仁著作尚未得到很好整理,限于材料使用,致使难以反映宋氏思想全貌。为此,加大宋氏著作整理力度,编撰翔实的年谱、阐述其经学成就等将是深化相关研究的新方向。

宋代中央官学的教法改革活动

宋代中央官学是全国士子向往的最高学府,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所需人才的重任。为了培养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人才,宋代统治者在教育上积极推行各项改革,自上而下地推行了以教法改革活动为重点的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推动了宋代教育的快速发展。庆历兴学中的苏湖教法和分斋教学改革,拉开了大规模兴学运动的序幕,熙宁兴学的太学"三舍法"引导宋代中央官学的教学改革走向深入,崇宁兴学恢复和发展了熙宁兴学的某些措施,促进了宋朝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教法改革活动是宋代中央官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兴学的基础,虽然受到政治因素的诸多影响,但是在推动宋代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上的价值还是应该称道的。

简论北宋前期诗歌对词的影响

诗歌与词同作为韵文学,二者的关系从词的发生起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北宋前期词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受到此前以及当时诗歌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文人创作中对诗与词体性、功能的认识上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诗词的娱乐功能都受到重视和开发;“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出现,词人以诗的题材、内容、手法作为构思歌词的手段;词风与诗风、词境与诗境的相似或相近则表明他们的词学与诗学审美追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赵尊岳词作批评观探论

赵尊岳对不同历史时期词作都有总体性观照与评价。他对南北宋词之争予以深刻反思,对明词"衰微"与"承衍"予以多元思考,对清词中兴之论予以具体分析。他提出"无两宋之别"的观点,指出明词衰微的显像背后蕴含着承衍的实质,道出清词中兴亦须细致辨析把握。赵尊岳的词作批评观,体现出时代性、辩证性与融通性的特征,在传统词学史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及意义。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中:第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对唐诗传统选择接受;第二,在"诗文复古"运动中,唐诗范式逐渐转换;第三,伴随杜甫"诗圣"观念的变化,杜诗作为经典范式得以确立并开始被片面张扬。上述这几个步骤与方面,最终促成了宋诗的成型。

宋初僧人对北宋文学革新的认识与回应——以释智圆和释契嵩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中叶的文学革新是我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北宋中期以来,古文运动继中唐之后在学术界再次掀起高潮。倡导古文、复兴儒学成为学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从韩愈到宋代诸儒,古文运动事实上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文”与“道”的关系问题,宋代学术界不同群体,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立场阐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宋学形成前,以释智圆、释契嵩为中心的一大批“儒化”的僧人,从佛学的角度对这场日益兴起的文学革新运动给予了关注。他们对晚唐体、西崑体、太学体的批评,对“文”与“道”关系的认识与思考,基本上使古文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后来的文学复古革新和散文正宗地位的确立初步扫清了道路。

试论北宋真宗朝翰林学士白体诗歌创作

宋初白体诗首兴,白体诗人范围甚广,有"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之说。时至真宗朝,随着白体名家李昉、李至、王禹偁等人的去世,新朝文士纷纷进入文坛,使得昆体代替白体渐次成为诗坛中心。但不少诗人尤其是真宗朝的翰林词臣们的应制唱和诗作,无论是内容体制上还是语言风格上仍然具有白体诗的特征,甚至不少"典型"昆体诗人也由白体"脱胎"而来。宋初诗风更替具有渐次性与复杂性,西昆体与白体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的联系。总之,白体诗作在真宗朝没有消失,转入更深的层次的融合之中,并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渊源之一。

张方平的社会革新思想与实践再探

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家形势,张方平积极寻求救世之方,提出了"因时损益,乃建治之理"的变革理念。其深刻的"民本思想"和"中庸思想"哲学思想背景,使张方平的社会革新思想和实践明显地体现出"务实"、"善变"的特点。

论石介的诗及其在宋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石介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极斥佛老,扫荡西昆文风,掀起了北宋儒学复兴和文风改革的浪潮。在文学史上,石介以文名世,其诗不显。石介的诗歌现存一百余首,内容多书写其道德情怀,诗风质朴劲实,表现了和西昆体华丽典雅诗风迥然相异的价值取向。石介的诗歌创作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同声相应,是对当时西昆诗风的一种反动,开启了宋诗新的审美取向,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诬陷的文学阐释——北宋怀古诗祸评议

北宋怀古诗祸常起于政治对手之间的相互构陷。这种构陷的特征多缘于私人的恩怨,而这种私怨又卷入文人政治的特殊环境和中期党争的斗争漩涡中。怀古诗祸的发生形成了一个阐释运动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陷害者对文本的曲解成为怀古诗阐释中的他释,他释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政治影射的契合点。被陷害者的辩解又成为一种独特的自释。他释和自释构成了怀古诗特有的一种文学解释现象。它的价值意义在于通过这个交替的话语释放,既联结了政治的影射习惯,也实现了文本意义的全面敞开。

颂圣文化与士大夫精神的交织呈现——北宋牡丹诗的文化观照

基于北宋牡丹审美玩赏活动的新特点,与唐五代牡丹诗相比,北宋牡丹诗的创作情况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中,基于颂圣心理而创作的牡丹诗大规模涌现,使作为题咏对象的牡丹被赋予深厚的政治意涵。与此同时,基于士大夫文人个体化情感、经历或精神的牡丹诗词,在继承中晚唐文人牡丹诗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北朝歌诗的传播

北朝歌诗不论是"虏音"歌还是汉语歌,在民间主要以徒歌的方式传播,在庙堂则披之以管弦,以乐歌的形式传播。除徒歌或配乐传唱外,口头诵读也是北朝歌诗传播的途径之一。徒歌比之乐歌简单方便,更适应于底层大众;诵读比徒歌又简化了音乐的程序,更简便、直接,适宜于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口耳传承。尤其像北朝这样文化欠发达的时代,直接的口耳传诵方便又快速,无需借助其他媒介便及时收效。另外,北朝歌诗还有纸质文本的传播,其传播情形大体有两种:一是官方音乐机构整理的各种歌辞集,这是记录乐辞的标准演唱脚本;一是文人编辑整理的总集、别集中对歌诗的收录和传播。

梁鼓角横吹曲多为北方民歌原因探微

《乐府诗集》收"梁鼓角横吹曲辞",六十六曲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民歌,但这些民歌"何以进入南朝乐府"、"为何只见于梁而非东晋、宋、齐三朝乐府"则是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结合文献钩沉,从释名、曲辞存佚新造情形、东晋南北朝时南北政权及民间交往、萧梁时期南朝的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分析,并认为南北持续的民族交流、萧梁一代特有的人文条件、礼乐文化的政治需要,最终成就了梁乐府在"鼓角横吹曲"中大量收入北方民歌。

北宋时期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文革新,均以韩愈为标榜,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是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客观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代与北宋边塞诗比较

唐代的边塞诗代表着唐人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 ,宋代也有边塞诗 ,但其风格与唐代迥然不同。就唐和北宋两代的边塞诗从内容、风格上加以比较 。

略论初期白话诗的“直言”形式和“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

由于从西方传入的“直言”方法与“五四”新诗人以思想解放为特色的文化心理相吻合,因此“直言其理”、“直言其事”、“直言其情”被大量地运用于初期白话诗的创作之中;胡适的《尝试集》中的诗歌十分突出地采用了这种“直言”形式。另外,以“五四”时代思潮为精神底蕴的初期白话诗,也在自宋以来的“以文为诗”的线索中找到了新诗“直言”形式与传统的内在联系;“以文为诗”一方面为初期白话诗建立了一种更适合于表现新诗人精神世界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初期白话诗试图通过“以文为诗”达到“借历史以正名”的目的,这一事实本身,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体现了新诗对传统诗学“话语原型”的“重温”,反映了新诗与传统诗学必然的“血缘”联系。

论欧阳修以理性包容为特色的文化性格

欧阳修以理性包容为特色的文化性格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1)坦然面对现实,承认并尊重既有事实;(2)有坚定的信念和高度自觉、独立的理性思考与批判反思能力;(3)跳出了二元对立的两极思维模式;(4)不唯我独尊,平等对待他人,理解并尊重他人的人生选择;(5)意识到自我的局限性,勇于承认错误,勇于自我否定。欧阳修的文化性格,不仅使他自己取得了辉煌成就,更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走向及其最后的伟大胜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兼具理想性、实践性、批判性、周遍性、涵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性格,在当今社会依然是一份值得学习和继承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