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俄关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苏、中俄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建立同盟到武装敌对、实现关系正常化、逐步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六十年的坎坷促使中俄关系由情绪化而走向务实和理性化。两国紧密围绕相互间的主要矛盾,优先关注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为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两国政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成效显著。在国际政治中,中俄加强协作的动力是合作应对美国单极霸权。展望未来,中俄两国将探索提高战略协作水平的新方式;以经济合作为重点,不断充实伙伴关系的内容;加强文化交流,克服不利因素,深化长远合作的各项基础。

政治与专业:多源流理论视域下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起源研究

研究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的起源有助于理解该政策在当代的影响因素与实施逻辑。运用多源流理论研究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的起源发现,国家对高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形成问题源流,为政策形成提供必要性基础;科学家群体的政策建议及其软化活动构成政策源流,为政策形成提供可行性依据;政治源流中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变化又为政策形成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古巴导弹危机”打开了政策之窗,并在科学家群体的主导下实现三大源流的交汇,英才教育政策最终诞生。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的起源过程表明,国内外局势与苏共高层持续的权力博弈为科学家群体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空间。国家领导人政治目的的实现需要科学家群体专业权威的支持,科学家群体也凭借由此获得的专业自主权得以实践其专业化、现代化的科技人才培养理念。政治与专业的矛盾贯彻该政策发展的始终。

试论中苏同盟建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1949—1950年)

文章着重研究分析冷战背景下中苏同盟建立过程中美国的反应及其应对,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直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美国一直致力于阻止中苏过于接近以防止新中国成为苏联扩张的工具,但是美国军方与援华集团则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仇视和偏见。随着中苏同盟的建立和1950年上半年中苏同盟关系的顺利发展,美国决策层内再次掀起了对中美关系的争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争论双方达成一致并形成在中国大陆周边构建战略防御圈的对策。文章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在中关关系史和冷战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华政策的演变与之紧密相关,美国国内决策层对华政策的争论也与之有关,因此很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20年代初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对华政策

20世纪 2 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期间 ,苏俄从其自身国家安全利益出发 ,采取强行出兵外蒙追剿白匪和坚持长期驻军库伦的作法 ,来占有当时主权属于中国的外蒙古地区 ,在外蒙古问题上对华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

列宁推动新经济政策的策略及其启示

列宁在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行新经济政策时,采取了承认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等一系列重大策略,让当时幻想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达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明白这是行不通的。同时,列宁运用民主说服的方式,从理论和现实上让人们认识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价值,最终取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和同意。列宁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领袖认错、纠错的历史先河,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楷模。

后苏联空间一体化前景暗淡

长期以来,俄罗斯始终以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为己任。然而,由于当年国内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外部又面临着北约、欧盟不断东扩的巨大压力,完全无暇、无力来制定和实施相关计划。如今,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为俄罗斯创造了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宽松的外部环境,从而使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成为可能。同时,持续增长的国民经济也使俄罗斯有了底气和自信。但是,鉴于后苏联空间的长期分化和俄罗斯有限的财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极其渺茫。

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对华政策演变(1917—1924年)

1917— 192 4年苏俄对华政策演变是从世界革命理想向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转变。在中东铁路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当时的国际形势、苏俄国内形势、北京政府的阶级立场和中国混乱的政局 ,都影响着中东铁路问题的解决。

联邦制选择与旧俄国解体

苏联的民族联邦制是历史的产物,旧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实际上已经解体,列宁用民族联邦制将其重新统一起来。苏联是一战后三大多民族帝国解体后唯一重新聚集起来的国家。俄国少数民族地区大都是殖民地,民族联邦制的形式设计也是解决俄罗斯殖民地问题的制度设计,"苏维埃国家联盟"的形式实现了从殖民帝国向平等的多民族国家联盟的转变。20世纪里,俄罗斯民族国家实际上经历了两次解体。第一次是旧俄国的解体,第二次是苏联解体。两次解体都是历史合力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丧失了凝聚力,直接原因则是陷入了自我制造的政治危机又无力自拔。

1917—1924年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对华政策探析

191 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至 1 92 4年中苏建交 ,苏俄从其国家利益出发 ,采取了武力夺取和外交谈判两手策略 ,坚持保留沙俄对中东铁路的旧有权益 ,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对华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

俄罗斯(苏联)与叙利亚联盟关系新论

本文以俄罗斯(苏联)与叙利亚联盟关系的演进为研究对象,探究大国与小国交往关系的新模式。自冷战以来,基于在地区和全球环境中强烈的不安全感,两国形成一致性联盟,这种联盟关系不同于现实主义观念所演绎的大国—小国关系模式。正是由于这种一致性联盟的存在,历经苏联解体、政权变迁以及国家危机的两国盟友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而随着西方威胁的增加而更为紧密。然而,这种关系模式的驱动力也较为脆弱,共同存在的不安全感是其发展的核心动力,任何一方对周边环境和全球环境安全感的上升都会削弱这种一致性,从而影响两国联盟关系的发展。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美国对华政策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我国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也引起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不利于我国多边外交的开展，有碍于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中国为自己的外交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威尔逊政府对苏俄政策的演变

苏俄是与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对立的新生国家。威尔逊领导的美国政府对苏俄的政策先后经历了不干涉、反对日本独自从东方干涉、联合干涉、单独撤出干涉四个阶段。通过分析威尔逊政府对苏俄政策演变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由某个历史人物的意志决定的,而是根源于不同时期美国国家利益的需求。

苏俄建国初期的对华政策分析

苏俄建国初期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清除帝俄侵略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也不能超越一般国家关系的准则。特别是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支援其他民族革命同俄罗斯民族利益相矛盾时,为了自己民族利益,不惜牺牲他国主权。“推进世界革命与维护俄国利益”的矛盾始终存在于苏俄建国初期的对华政策之中。

苏俄时期英国对中亚的干涉外交及其影响

苏俄时期,英国向中亚推行干涉外交,即军事上采用入侵、收买、策反,颠覆中亚苏维埃政权;双边关系上通过向中亚派遣官方使团,培植亲英势力;经济上通过对中亚棉花的专控和经济渗透,扰乱苏俄国内经济,以谋取在中亚更大的经济实惠;宗教上鼓吹泛伊斯兰教思想,并通过建立“泛伊斯兰同盟”,企图将中亚据为己有;当然,英国的干涉外交是难以得逞的,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俄罗斯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至今仍有上百个民族生活在俄罗斯联邦的土地上。因此,事关民族关系与民族生存发展的民族问题在俄罗斯尤为突出。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源于帝国时期的殖民扩张,后经苏联时期的“发展”,为今天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埋下隐患。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有助于我们厘清俄罗斯民族问题的历史由来,总结俄罗斯在民族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处理民族问题提供借鉴意义。

雅各宾派与苏俄政府的战时政策比较

革命力量在推翻旧势力统治的同时,客观上也会引起反动力量的反扑、报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雅各宾派和苏俄政府都采取了一些"战时政策",即雅各宾派的经济恐怖、政治恐怖和全民皆兵政策,苏俄的义务兵役制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些"战时政策"在对革命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热月政变和克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兵变的负面影响。二者进行比较,对我们今天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坚持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方针,制定和执行符合阶级主体利益的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孙俄”互动对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的影响

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形成,不单纯是苏俄帮助孙中山和孙中山单方面转变的结果,而是双方互动、共同努力的结果。苏俄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是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苏俄对内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对华方面采取灵活务实的方针,转变对吴佩孚、张作霖的态度等政策调整,对孙中山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孙中山对外政策的转变和联俄政策确立。

试议苏俄的远东政策(1917-1923年)

1917- 192 3年这一时期是苏维埃俄国由立国未稳到日趋巩固并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时期。由于苏俄远东政策服从服务于苏俄的欧洲政策 ,所以随着苏俄国内情况和外部形势的变化 ,苏俄远东政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很大的摇摆性和暂时性。它体现了“推进世界革命与维护俄国利益”

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另一面

192 1年春季以后 ,苏俄逐步实施了主要由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 ,国家的经济、思想、文化及其它社会生活都呈现一种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景象 ,但以列宁为首的俄共 (布 )党在当时却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充满危险和屈辱的无奈退却和短暂过渡 ,因而在党和政权的建设上实行了一种与新经济政策不相适应的强硬过激政策 ,导致了高度集权政治的产生及由此形成的极权官僚体制的僵化与腐败 ,从而也导致了新经济政策的夭折和后来“斯大林模式”的全面又强制性的推行。苏俄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第一次伟大改革 ,对其同时具有的政治上相反一面的探讨 。

是“联俄抗日”还是“共同防共”:1933—1937年蒋介石关于选边站的纠结

是联俄抗日,还是“共同防共”,是1933年至1937年间蒋介石纠结的问题。日本反复引诱“共同防共”,他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敢断然拒绝。担心两面受敌的苏联竭力争取蒋介石,先是提出由中国召开太平洋和平会议以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不果之后提出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一方面提出中苏德三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不愿因选边站而得罪德国;一方面提出签署中苏互助协定,希望苏联能武力参加对日作战。只有在日军发起攻占平津地区的作战后,蒋介石才不再纠结是联俄抗日还是“共同防共”,决定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联俄抗日的特殊形式,蒋介石一方面强调苏联终将参加对日作战,一方面强调联俄抗日并不等于放弃反共政策。这样,他竭力表明联俄抗日是寻求苏联的援助抗日,并非选边站,《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将他是联俄抗日还是“共同防共”的纠结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