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etary Policy and Unemployment:The Case of Romania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odel between the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labor market variable of unemployment.The results of the data show that,the external shock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especially on the Romanian interest rates but also on the domestic production;however,the impact is not significant on unemployment,which proves the resilience of the domestic labor market.The central bank policy rate has a stabilizing effect on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 case of an increase in the euro area policy rate.

劳动力老化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作为社会经济基本要素,劳动力老化使得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与新机遇。为探索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于2000—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在借鉴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长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考察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劳动力老化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作用于劳动生产率;此外,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公共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最后,本研究认为,若想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就要加强对生育问题的关注,要从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方面制定专门且有效的公共政策,并在具体实施时,注重相关政策向中西部地区、二线及以下城市等特定地区倾斜。上述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劳动力老化视角解释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差异,对于推动人口发展新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稳定就业如何影响技能形成——基于我国企业雇佣制度的历史考察

技能,尤其是专有技能的形成,需要个体扎根某一岗位长时间的耕耘和摸索,这就需要为劳动者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就业保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执行统包统配的计划式就业,企业采取劳动竞赛、厂内师徒制、技术协作等方法促进个体的技能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公有制企业以编制制度,为部分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就业稳定的制度保障,同时进一步延续和创新了技能竞赛、基于专家工作室的师徒制、职称评定等制度促进员工的技能形成,而非公有制企业则通过签订长期合同、竞业禁止等给予雇员稳定雇佣的可信承诺,并通过强化员工忠诚教育、建立内部人才上升和流动通道、建立内部人才培养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等措施,提升员工专有技能的形成效率。本质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内劳动力商品化和去商品化之间的一次再平衡。企业以稳定的雇佣承诺尊重和保护劳动者作为人的特质和需求,并通过师徒传承、生涯发展、锦标赛和内培内招四大机制,发挥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这一机制还受到国家经济体制以及规范有序的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宏观影响。未来我国的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应重点促进社会群体的稳定就业,通过积极创设稳定就业的制度环境、提升中小微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技能形成能力、提升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结构性与合规性,协助企业构筑健康稳定、可预期的劳资合作关系。

企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市场就业风险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微观形态,对劳动力市场将产生深刻影响。在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探讨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就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劳动力需求弹性衡量劳动力市场就业风险,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就业风险的影响,发现企业数字化能够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风险,总体上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从作用机制来看,企业数字化通过生产力机制与资源机制对劳动力市场就业风险产生影响,前者表现为替代效应与规模效应,后者表现为融资效应,其中替代效应深化就业风险,而规模效应与融资效应缓解就业风险。实证结果表明,生产力机制的规模效应与资源机制的融资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这两个效应均显著存在。在数字经济所催生的企业数字化过程中,借助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发展,进而改善经营状况,对化解劳动者就业风险,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具有积极意义。

数字化背景下的欧盟劳动力市场变革

数字经济为欧盟各国劳动力市场带来诸多新的挑战,如高、低技能人才需求增加,中等常规技能人才需求减少的极化问题,空间就业不平等加剧,劳动力市场人才技能错配,数字鸿沟与性别工资差距加大。欧盟各国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包括支持数字教育和技能培训投资,推动职业过渡和职业道路多样化,加强社会保障,应对新型劳动关系。这对我国制定劳动力市场相关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提升产业链韧性是适应世界形势变化、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基础的必然举措。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出产业链韧性,然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韧性,但区域间存在差异,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链韧性提升,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市场化进程和提升劳动力就业规模对产业链韧性产生促进作用。另外,在市场化水平高和劳动力就业规模大的条件下,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韧性边际效应递增。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应加大各类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增强产业基础能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

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通过采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验证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市场化水平在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在西部地区最为明显。通过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显著;由调节机制分析发现,农业市场化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持续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建设,强化政策引导和扶持等着力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注重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加强农业市场化发展,推动农业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城市群政策如何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机制分析

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城市群战略是其重要政策安排。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视角,构建城市群政策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11个国家级城市群政策数据与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评估。结果发现,中国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具体而言:在发挥有效市场作用机制方面,城市群政策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增强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在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环境方面,城市群政策通过促进政府决策行动协同、产业分工空间布局、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和交通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该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城市群政策提供了启示。

“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二孩政策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

研究生育政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于理解和应对性别不平等和低生育率困境均有重要意义。通过以2014年与2016年中国二孩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可以论证生育政策产生“母职惩罚”还是“父职溢价”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男性并不产生“父职溢价”效应,而对女性产生“母职惩罚”效应,主要表现为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下降、收入水平降低与职业晋升受阻。同时,“母职惩罚”效应在“体制外”、教育程度低与中青年群体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工作-家庭平衡与夫妻相对收入地位是“母职惩罚”效应存在的作用机制。最后,拓展性分析发现,隔代照料能够调节生育二孩产生的“母职惩罚”效应。因此,中国理应优化就业与托育服务政策,在保障女性就业福利的基础上,助益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和高质量发展。

就业还是升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科生毕业意向的影响

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及财经文本大数据基础数据库,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科生毕业意向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本科生的就业意向,促进其升学意向,并且该影响对创业意向的抑制作用更强,对国内升学的促进作用更强。从家庭资本和个体资本维度讨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本科生群体毕业意向的影响差异。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缓解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科生毕业意向的影响。进一步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等学历群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发现其虽然不至于抑制较高学历群体的就业,但是显著抑制他们的工资水平。研究拓展了宏观经济因素影响本科生毕业意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内容,有助于启示政府、学校和个体应该如何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

河北省就业市场现状分析及优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发展之要。当前,河北省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就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重点群体就业难度仍然压力较大,就业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劳动力整体素质和劳动报酬水平与其他省份相比偏低。受京津“虹吸效应”影响,人才流失严重。因此,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增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能力,全力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促进劳动者素质和岗位需求相匹配,健全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机制。

政策工具视角下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的文本量化研究

如何在实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多年来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选取2000-2022年89份有关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文本作为样本,采用“政策演进阶段-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群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其进行文本编码与频数统计,以多维度的量化分析深入剖析了政策的变迁特征及现存问题。研究发现,目前有关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就业促进政策多散布于扶贫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生态移民政策中,尚缺乏针对该区域农村劳动力就业特殊困境系统的精准施策。同时,已有的政策工具结构不均衡,聚焦于就业能力提升和就业环境改善的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相对不足。在“十四五”期间有必要强化针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挑战的精准施策,并将政策工具的着力点放在供给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以促进该区域农村劳动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识别影响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是实现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前提条件。使用2011-2020年间我国26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影响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水平能够促进我国共同富裕;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受到地理、文化、政策等方面的约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劳动力市场化配置能够通过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我国共同富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能够为新时代我国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事实依据和政策参考。

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三个阶段与累积的不平等——基于社会政策的视角

根据劳动力市场机制运行中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三个阶段的划分,从其“累积”收入不平等的角度,对2016—2022年的实证文献进行综述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尽管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处于持续改善中,但是近些年改善的速度趋缓,暗示我国在缩减不平等方面,正面临更大的风险和压力。此外,收入不平等也是多维度累积的结果。首先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三个阶段的不平等的累积,其中,教育的代际固化起基础性作用;其次是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各自均造成不平等的累积,且两者的作用在此消彼长中。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理解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历史判断,以及未来相关领域的社会政策改革重点。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背景下丹麦教育改革的实践及启示

丹麦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其灵活保障模式而闻名,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历经探索尝试、运用完善、重新审视、整顿深化四个阶段,呈现提供多样化服务、强化个性化定制服务、坚持开放性与灵活性并存等特征。教育改革作为丹麦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振兴劳动力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丹麦从形成职业教育体系多元化结构、突出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联动性、将中小学创新创业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普及“责任大学”范式以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进行教育改革实践,其教育目标积极反映社会需求、教育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教育治理结构有助于教育内容落地、教育体制机制灵活且高效。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水平应用型人才严重短缺的当下,丹麦教育改革的实践经验可为我国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促进中小学创新创业教育、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等方面提供有益参考。

市场势力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偏离效应视角的分析

劳动报酬偏离劳动贡献是当前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劳动收入份额取决于企业的市场势力。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企业产品与劳动力市场势力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框架。研究发现,产品市场势力会使企业实际产量低于市场最优产量,进而通过劳动要素的需求偏离效应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劳动力市场势力会使员工工资水平低于其边际产出收益,进而通过工资偏离效应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更重要的是,在双边市场势力关联的环境中,意在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产品市场规制政策反而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意味着同时推动消除产品与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政策改革可以达到最优的政策效果。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市场要素错配与出口企业创新

出口企业创新关乎国家自主创新、全球价值链攀升,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要素配置,进而作用于出口企业创新。以2010—2020年沪深非金融类A股出口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市场要素配置出现偏离,造成市场要素错配,继而对出口企业创新产生负向影响;政府补贴、社会信任可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将市场要素错配区分为资本要素错配与劳动力要素错配后分析发现,资本要素错配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主要影响,且这种市场要素错配问题会进一步降低出口企业创新能力。

劳动力市场化何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数量和价格的双重视角

劳动力市场化不仅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核心内容,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03—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劳动力数量和价格市场化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化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化能显著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且伴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呈逐渐增强的变化趋势;劳动力数量和价格市场化配置均能显著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劳动力价格市场化配置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略大于劳动力数量市场化配置;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市场化能够通过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加速技术创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基本呈现“西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的分布特征。本研究为促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

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外籍农业劳动力的政策特点及启示——以欧盟、美国和韩国为例

欧盟、美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缓解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多年来实行引进外籍农业劳动力政策。基于本区域发展现状和特点,这三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制定政策方面各有侧重。欧盟对于外籍农业劳动力工作许可的有效期限较短,注重外籍农业劳动力的权益保障和职业培训。美国赋予外籍农业劳动力弹性入境期限,引进过程体现雇主主导、政府监督配合的自下而上型特征。韩国向外籍农业劳动力提供的签证种类多样且具有互补性,且因农业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引进过程呈现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型特征。此外,相较于欧盟和美国,韩国在引进外籍农业劳动力数量方面配额特征明显,对申请条件规定得更为具体且明确。鉴于此,本文建议在农业“用工荒”警报拉响前做好引进外籍农业劳动力的政策制度设计,同时构建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统计监测体系有效辅助相关政策制定和落实,并充分利用人文及地理优势条件实现农业劳动力优化配置,以缓解中国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实现农业劳动力有效供给。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双重市场均衡与扩张

本文利用统计信息和微观数据探究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市场的特征,并基于这些特征构建了包含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两个市场的搜寻匹配模型。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的结果展示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双重市场均衡状况,并为非农就业市场的扩张提供了机制解释。在两个非农就业市场上,不同的市场环境变量影响着岗位创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成本降低共同促进了非农就业规模的扩大;当前,生产率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而农业专业化在未来可能推动非农就业向单一市场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