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昌一品集》的编订与宣宗朝初年政治格局之关系

李德裕在唐宣宗大中元年编成《会昌一品集》,除了深具史识的因素以外,最直接的编集动机,是他对唐宣宗君臣“务反会昌之政”的不满。李德裕之所以对《会昌一品集》十分重视,并非出于文学艺术层面的考量,其实质是对文集中所收大量制诰的看重。制诰文体最能满足李德裕“润色鸿业”的创作期待心理。加之会昌制诰是李德裕以宰相身份创作的,可视为他本人相业的直接记录。因此,李德裕通过编订文集的方式来保存会昌政绩,彰显自己的相业,从而在唐宣宗初年“务反会昌之政”的氛围下,委婉地达成对唐宣宗君臣的“反抗”。

西夏的月令文本与本土时令——以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月之名义”为中心

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月之名义”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月令文本的时间结构与思维模式,同时还贯穿了应天顺时、依时寄政的政治理念。其创作思想主要源自儒家主导的月令政治模式、王道政治理想和秦汉以来的岁时文化传统,此外还受到唐宋官修类书以及《唐月令》的影响。“月之名义”对《唐月令》的绍继,除表明西夏统治者对唐代政治的钦慕效法,还融入了西夏对于自身正统地位的知识构建。“月之名义”中有关社会生活、岁时节庆、娱乐游艺的记述所勾勒出的西夏社会风俗图景,不仅体现出月令思维下西夏统治者推行王化、整齐风俗、规范民众道德精神的理想追求,还反映出西夏对于“中国”的认同以及中原时令知识在西夏的本土化与实用性功能。

耶律隆庆与辽朝中期政局

耶律隆庆是辽景宗次子、圣宗耶律隆绪之弟,是辽朝中期最重要的皇室宗亲之一。他担任南京留守19年,稳定了辽朝南部边境,为对宋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澶渊之盟”签订后,他推动辽宋之间的边境互市贸易,促进了辽宋之间的经济往来。在承天皇太后的宠爱下,他养成了桀黠的个性,对辽圣宗的皇位造成威胁。不过,辽圣宗并未激化其与耶律隆庆的矛盾,维系了辽朝中期政局的稳定。

论唐代双室砖券墓的“神龙模式”

目前已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券墓,唐中宗朝至玄宗朝初期下葬的15个墓例具备典型规律和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命名为“神龙模式”墓葬。本文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神龙模式”墓葬作以综合分析,认为其密集出现是由“后武则天时代”的特殊政治背景决定的。“神龙模式”的积极制作者是“后武则天时代”的宗室女性,其消失是缘于唐玄宗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墓葬规模和葬礼规格关乎政治秩序,当“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存在了,“神龙模式”这种利用葬礼表达政治意图的手段也就自然失去了市场和利用价值。

论金代射粮军及其与金朝时局的关系

金代射粮军是由金代诸路所募汉民组成的一支非正规军,往往兼充杂役,社会地位低下。射粮军作为金代正规军的补充和后备力量,兼具役作和军事职能,其职能的衍变与时局密切相关。当国家承平安定之时,射粮军主要承担役作职能;而在国势倾颓、时局板荡之际,其军事职能则日益凸显。射粮军职能的衍变折射出金代国家的发展历程。

清末民初政局下张謇和段祺瑞的交往

张謇和段祺瑞之间有着长达15年的交往。他们的交往与清末民初的政局变迁息息相关,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辛亥革命至护国战争,两人交往且关系平稳;第二阶段,从护国战争后至直皖战争,虽交往频繁但已生嫌隙;第三阶段,从直皖战争后至“三一八”惨案爆发,交往渐减以至断绝。张謇和段祺瑞的交往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政局的变迁,也折射出两人在清末民初之际不同的理想追求。

潜邸旧臣与宋孝宗朝政治

潜邸旧臣是宋孝宗朝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由孝宗未即位前建国公、普安郡王、建王时期的老师、属官、随从组成。作为皇帝的潜邸旧臣,孝宗即位后对这一群体十分信任并加以重用。这一群体在对金关系的处理中逐渐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守派两个派别,对孝宗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这一潜邸旧臣群体中,部分人并未真正具备政治才能,仅仗着孝宗的宠幸而得以取得高位,从而导致了孝宗朝期间佞幸政治的蔓延。

“十相留声”:唐宋流贬宰相群体对潮州的政治、文化影响

“十相留声”这个说法来自于明朝嘉靖年间潮州知府丘其仁修建的“十相留声坊”。这十位宰相,或因朝廷政争,或因抵御外敌等,被贬谪或流亡至潮州。常衮以劝农促学来促进社会稳定,具有开创性的政治、文化意义,不仅为后代来潮州治潮的官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古代潮州由落后的南荒地带向“海滨邹鲁”的转变奠定基础。陈尧佐“尊韩学孔”,通过宣扬教化来治理地方,既有利于加强潮州百姓在文化心理上与主流统治思想的一致性,又能在广泛的思想学习中开化民智,推动潮州的文明进程。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并称晚宋三杰。他们充分发挥了卓越的组织才能,以身作则,激发潮民的爱国精神,号召潮州百姓参与抗敌、拯救民族危亡。十相群体用他们特定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诠释的家国政治情怀与伦理道德实践已深深植入潮州文化的根脉,成为潮州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

会昌末宣宗之立,并非如史籍所言系宦官贪其易制之“误立”,而是双方互为援引之结果。宣宗大中年间,宦官集团凭借拥立之功,广泛参与甚至主导相关事务,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对大中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开元十三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唐代安北都护府迁徙考论

安北都护府是唐朝管理北方边疆的军政机关。安北都护府曾经三更其名、八迁治所。安北都护府对碛北地区诸羁縻府州实施管辖的历程，大致可分作前(647-688年)后(689-784年)两个时期，后期又可细分为3个阶段。而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并未设立"瀚海都护府"。也不存在所谓圣历元年(698年)安北府迁驻单于都护府故城之变化，是年，安北府仍旧驻在河西走廊的"西安城"。

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

魏博牙兵是唐后期、五代政局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此前一直未曾被学者充分注意。本文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所施制衡措施以及它对唐末五代政局变动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家·国·天下——从钟颖疑案说起

清末民初,全国各地革命起义风起云涌,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亦成多事之地。各种势力各种关系错综复杂,造成了许多历史疑点,其中钟颖疑案便是其一。其间的来龙去脉、曲曲折折、是是非非,更是扑朔迷离。文章主要依托历史文献,剖析该事件中的种种疑点,昭示乱世中国家忠良之士应负有的责任和大义。

论唐代服饰文化的政治特征

本文论述了唐代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下服饰风格的演变和服装制度的形成 ,由此可以看出服饰不仅在唐代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

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

唐王朝经营东北的目的能否实现,即东北诸族是否内附唐,取决于唐与突厥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突厥降户叛乱引起东北政局的变化,又给突厥的发展壮大造成了机会,最终导致了后突厥的崛起,并且一度主导了东北诸族;后突厥的复兴是促使幽州成为军事重镇、平卢节度使建立的直接或间接因素。因此,隋至唐前期,是由隋唐王朝与漠北游牧政权争夺东北地区统治权的时代,虽然最终以突厥的失败而告终,但唐与突厥均是东北地区的主导力量,东北诸族是否内附唐是一个决定性的外在因素。

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清朝末年,54名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确定的对外"妥协退让"的政治策略,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过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局,让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这种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分析和阐述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三杨”台阁派的诗文统系和论争特点

由于强烈的政治性和理学性,"三杨"台阁派有浓厚的"鸣盛""鸣治"意识。在古文上,主张向受到成祖、仁宗推崇的欧阳修学习,要求思想醇朴、内容正大、表述典则,具有雍容和雅、平正纡徐等特征。在诗歌上,主张向得君子性情之正的盛唐诗歌学习,反映时代的"治世"特点,要求具有"清粹典则,天趣自然"的诗美特征。而对论争,则往往采取"不激不随"的态度,体现了其时文学思想的沉闷和文学论争气氛的淡薄。

唐代商人入仕析论

秉承传统的四民分业与重本抑末思想,唐朝政策律令禁止商人入仕。然而,有唐一代商人入仕前后不断,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唐政府注重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行扶商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商人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努力寻求政治出路的结果。而唐朝官僚制度的缺失、科举制对身份限制的弱化、地方势力的增长等因素,无疑也助长了商人入仕现象。唐代商人入仕,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社会士商之间的界限,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唐代科举制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制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他们的参政议政资格,只要报名科考即可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是时人共识。在这种背景下,策试才能产生一定的匡时济俗功能。然而,由统治阶级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问题,却无力解决社会顽症;再加上残酷、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策试匡时济俗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限制。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