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

元祐元年,新法派与旧法派的矛盾日渐尖锐,太皇太后高氏试图采取措施调和新旧关系。在吕公著等宰辅的协助下,经过一番努力,高氏颁降了"慰反侧之诏",公开宣布不再整肃新法派。然而,这一做法却遭到了言官的反对。反复博弈之后,诏书未能发挥应有功效,宋廷也失去了实现政治和解的最佳机会。此事对北宋后期的派系关系与政局演变均有不小影响,是理解北宋后期政治的重要线索。

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大计"引发的纷争,由于导致众多东林党核心人物被罢斥而被看做明末东林党甚至万历党争的起点。包括顾宪成、高攀龙在内的众多东林派官员都认为他们所受到的处罚不是出自万历皇帝的本意,而是王锡爵内阁擅权所致。但这其实是对王锡爵内阁的误解。由于内阁的票拟权并不固定,外廷官员就不知道处罚是出自内阁的建议还是皇帝的本意。再者,由于万历皇帝几乎不见外廷官员,内阁与皇帝沟通时经常使用的密揭又不可外泄,从而导致外廷不了解内阁与皇帝沟通的实情,内阁往往因此遭到猜疑和抨击,处境为难。

“为”与“不为”——论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处境、操守与选择

元祐时期,苏轼曾"三入承明,四至九卿",进入过权力中枢,但在表面风光下他却不安于朝,饱受政敌攻击,始终处于政争旋涡中,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元祐政争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攻击者的角度看,不能完全排除私人恩怨,但更重要的是与体制的变质、与苏轼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从苏轼的角度看,则与苏轼不合时宜的政治取向、耿介的政治操守、真挚无饰的性格因素有关。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担当精神、批判精神、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的政治风范和人格风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对于我们了解苏轼的人格、志趣、追求,对于今天的人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

在唐代开国过程中,太原功臣跟随李渊起兵,并且在从晋阳至长安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李渊从军事政权首领向帝国皇帝身份的转变,其集团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原功臣逐渐被冷落,李渊通过《褒勋臣诏》对他们的身份做出了限定,使之成为一个仅享有“免死”特权的群体。然而,太原功臣们并不甘心,于是,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日益分化,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选择不同的立场。他们在政争中的命运,映射出了唐初政权性质的变化,也揭示出了唐初政权结构的某些特色。

论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凝聚力建设的基本经验

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建党思想,蕴含着党的政治凝聚力建设的丰富内涵和成功做法,主要体现在:政治信仰的坚定性、指导思想的革命性、组织建设的政治性、政治工作的人民性、纪律建设的严明性。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政治凝聚力建设的成功经验对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政治凝聚力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北宋元祐后期政局探析——以刘挚事迹为中心

北宋元祐五年,刘挚被太皇太后高氏任命为宰相。任相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巩固权位,清算异己,最终却在政争中以惨败收场。透过刘挚的进退沉浮,可以看出,元祐后期旧法派内部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力量对比日渐朝着有利于新法派的方向演进,高氏苦心经营的"更化"路线已难以维持,中枢政局的剧变正悄然临近。

井冈山行洲红军标语解读

标语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重要的政治动员工具和宣传形式,井冈山行洲红军标语,以其鲜明的价值取向、较强的针对性、浓郁的情感特色,发挥了正确的政治导向作用和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井冈山斗争时期重视利用标语做好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至今仍给我们以众多的启示。

明代政治史研究的思考

明代政治史究竟怎样进行综合研究，是近年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提出以明代社会、明代政治史分期和明代政治走势作为结构分析的基本框架，并就明代政治史研究的结构分析要点进行论述。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五代十国时期马楚内争中的三个集团及内争特征

五代十国时期 ,在马楚的内争中 ,宗室和军将这两大势力形成了三个集团。宗室内争、主将冲突和军将内争是依次出现的内争形式。马楚内争具有地域性、军事性、长期性的特征 ,三者互相关联。内争的重要影响是分裂与亡国 ,是武人政治的延续 ,体制演进的阻滞。但内争作为唐宋政治变革的重要背景 。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通过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消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虑;通过红军宗旨和任务教育,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基础;通过党的基本理论教育,贯彻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通过革命形势和政策教育,统一了思想认识和保证了政策贯彻执行;通过阶级教育,启发了无产阶级觉悟和激发了革命斗志;通过团结教育,改造了袁、王部队和克服了封建家族观念、军阀主义思想。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有效克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以及井冈山道路的开创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刘少奇党内斗争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刘少奇继承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党内斗争的思想。针对延安时期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刘少奇在正确分析错误来源的基础上,明确了党内斗争的目的、性质和方式,提出了划分问题性质进而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克服了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倾向,纠正了党内存在的机械过火和无原则的斗争错误,强调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延安时期刘少奇的党内斗争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对于党的团结与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新时代清除党内自由主义危害、严肃党内民主政治生活以及培养干部的斗争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试析陈毅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政治贡献

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在政治上很好地辅佐了毛泽东,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因此被誉为红四军的"设计师"、"政工巨匠"。他的政治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开展政治宣传、增进内部团结、实行官兵平等、改造投诚部队、严格执行纪律。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及启示

井冈山斗争时期,条件极为艰苦,战争环境极为恶劣,工农红军的构成较为复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红军队伍的具体情况,结合当时党和工农红军的主要任务,有的放矢地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成功经验,对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苏联时期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因素探析

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形态,它来也迅速,去也匆匆,给学界留下了太多的思考空间。它的终结既有俄罗斯哲学传统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和不同学派斗争的因素。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党内思想矛盾及解决途径

井冈山斗争时期,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构成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这是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来源和形成党内思想矛盾的客观原因,也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对红四军党内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认为本质上是思想路线问题。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问题;党的思想领导和保持党先进性纯洁性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从秋收起义到引兵井冈再到古田会议,毛泽东在探索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清除党和人民军队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的论断,开启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新思路,成功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环境下党的发展和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的延伸

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来源。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无不是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伟大成就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的延伸,更是其在新时期新阶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是加强党的建设内在要求与外在需要的统一。

民国初年党争与中国报刊文人论政观念的发展

民国初年报刊党争激烈,部分报刊文人提出"不党"的办报主张,体现了中国报刊文人论政观念的标志性发展。"不党"主张既有对传统文人论政的精神传承,也吸收了西方近代政治和新闻文化学养。在民初复杂的政治生态和相对落后的思想文化环境下,"不党"的文人论政实践未能取得理想效果。民初报刊文人论政提升了整个新闻界的品质,其"不党"理念与西方强调报刊独立的职业精神有所交叉,也有区别。其在民初的实践境遇凸显了其一直以来难以改变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