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析论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的确在增长,但增长状况并不平衡,节度使行使权力受到中央的有力约束。唐中央通过频繁调动和限制兼统,有效防止绝大多数节度使专擅一方。安禄山的权力状况属于特例,其形成过程及发动叛乱有复杂的原因,不宜简单归结为当时节度使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

也说王维开元天宝间的行迹——《开元天宝间王维行迹考》一文评析

《中州学刊》2010年1期发表的常法亮《开元天宝间王维行迹考》一文,由于作者不谙唐代的有关典章制度,以及存在着文献学功底欠缺、想当然下结论、没有读懂原诗等多方面的弊端,因而所"分析"的王维"入蜀游"、"知南选"、"受制出使"南阳等"开元天宝间的行迹",全为错误。文章就该文的这些错误及产生错误的原因进行了评析,有利于参考。

开元及天宝初诗坛的主流诗歌创作

《河岳英灵集》入选诗人以下层文人为主体,是弱势群体的组合。与之相对应的开元及天宝初诗坛的主流诗人活动则是以上层文士为主,是强势群体的组合:首先,以帝王为中心的创作,表现为追求政治协调、平衡的赏赐诗和出行诗以及为宏扬文化、宠幸文臣的学士赐宴诗;其次,文士为朝廷礼仪之需的乐章写作,显示出以官品取诗的政治倾向;最后,以重臣为中心的文士写作活动,包括了重大送行活动和同僚官吏之间的诗歌创作。强弱势文人群体的分布和描述,对理解开元、天宝诗风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论杜甫开元天宝时期诗歌中的时空意识

杜甫开元天宝时期的诗歌以天宝六载为界呈现出不同风格,可通过时空意识观察此阶段其诗歌技法及精神上的成长。杜甫诗歌技法的成长首先体现在空间意识的转变:从较为简单地追求背景的开阔到自觉追求华美空间、神境空间及终极家园的阔大;其次则体现为时间意识的转变,后期对个体岁月流逝更为敏感,且通过用典更多关照历史时间,组诗中时间安排更为精巧。此外,前后期诗歌中时空意识不同的融合方式,也可见杜甫诗歌技法之精进。杜甫的精神成长主要有三,一是在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失意中,始终保持着开阔的精神追求;二是以个体生命贴近历史生命,使二者达到完全的融合;三是将关注点从个体转向群体。

唐五代开元天宝题材笔记小说述论

产生于唐五代的以唐玄宗开元天宝政治军事与社会生活为题材的笔记小说,较真实地反映了唐玄宗时期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思唐王朝由盛入衰的原因,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与独特的文体特征,是古代文言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

边地大曲对开元天宝诗歌风格的影响

开元、天宝年间,大量诗歌谱入边地大曲传唱。边地大曲的传辞受乐曲特质影响和制约,多选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这些诗作择韵响亮,选题刚健壮阔,情调苍凉悲慨,均体现出鲜明的边地大曲特色。边地大曲的诸多音乐要素共同作用,对盛唐诗风产生了影响。

开元初期玄宗对唐前期政治的反思

认为"开元之治"的形成与唐玄宗注重政治思想与制度建设,善于总结唐前期政治思想与执政实践的经验教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开元初期,玄宗对唐王朝开国以来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扬弃"则天故事",继承"贞观故事",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并重新确立了新的秩序。

相李林甫是唐治乱之分吗

有些学者认为以李林甫为相是唐治乱转化的分水岭。从开元、天宝间唐王朝政治经济环境、边境形势来看 ,开元天宝间唐王朝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李林甫上台并专断朝政 ;边境形势及战争特殊性又使唐最高统治集团作出了用胡帅镇边的抉择 ;而河北地区的特殊性和东北、西北边疆防卫的互动形势又导致了重用安禄山 ,称雄东北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客观形势的产物 ,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并不是一两个人的意志就可以转移的。因此 。

浅论高力士在沟通君相关系中的作用

君相关系的和谐和合作在开元天宝政治中至关重要。高力士作为唐玄宗最信赖的得力助手,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在君相的沟通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能从大局出发,积极协调唐玄宗与朝臣尤其是与宰相的关系,促进了宰相与皇帝之间的通力合作,对开元天宝盛世局面有着积极的影响。

兴庆宫与唐玄宗李隆基

兴庆宫是唐玄宗李隆基处理朝政和供皇家游宴的宫宛 ,李隆基的一生基本上是在这里度过的。本文通过兴庆宫的兴衰演变 ,对唐玄宗一生的是非功过做了简要的论述 。

《开元天宝遗事》雷同故事之分析

王仁裕所著《开元天宝遗事》中存在为数不少的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相似记载,我们称之为"雷同故事"。通过梳理全书,发现共有10组24条故事。这些雷同故事的产生,从故事本身说,为民间故事层积所致;从编纂角度说,系因王仁裕此书仅为民言汇编而无意于剪裁。这种故事的雷同具有文学溯源与史学"一般真实"的双重价值。

唐玄宗消费观念的转变及其影响——从开元天宝年间宫廷物资供给谈起

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是国家权力的主宰,在宫廷物资供给和消费中起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开元初、中期宫廷物资供给相对不足,玄宗非常强调节俭。开元末、天宝时,宫廷供给物资丰足,玄宗的消费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玄宗消费观念由俭入奢,与开天时期宫廷物资供给由不足到充裕的转变大致吻合。其后期的奢侈性消费造成聚敛之臣产生、政治逐渐腐败、世风消费奢靡、社会矛盾加剧,促使大唐国运由盛转衰。

封常清之死与天宝末年政局研究——以P.3620《封常清谢死表闻》为中心

封常清,蒲州猗氏(今山西省临猗县)人,唐朝蕃将。他和高仙芝的死一直以来被史学家认为是唐王朝自毁长城之举,这一事件严重地助长了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以致于京师长安迅速陷落,玄宗被迫无奈撤出京师,驾幸蜀地。敦煌文书P.3620《封常清谢死表闻》是封常清临死前向玄宗的一份奏表,充分描述了自己在安史之乱前线的所见所闻。结合相关史料和敦煌文书进行分析,可以对封常清个人的生平及其他的死因做出具体解释,并且借此阐明唐朝天宝末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历史的真相。

唐高力士大事记——为高力士平反之总结

对盛唐的研究,高力士是绕不开的人物,为方便大家研究高力士,搜集了相关史料,主要是来自正史和高力士家族的六块墓碑,罗列高力士大事。方志的史料,只收正史没有的,史料排列按时间顺序。

岑参入仕年月及生年考

目前文学界都认为岑参天宝三载进士及第,当年就释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时年三十岁,并据以推其生年为开元三年或四年。本文根据唐铨选制,认为进士及第,必守选三年,才能释褐授官,岑参乃天宝七载授官的,时年三十岁。其生年当为开元七年。

许昌天宝宫及其前期兴衰的宗教政治背景

河南省许昌天宝宫,是一处始建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具有明清风格的古建筑群。宫内所保存元代以来的碑刻、石刻、砖雕、木雕等大量珍贵文物,为我们研究元明两代该宫的兴衰及其宗教、政治指导和艺术特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佛教政治文化的迁移、熔铸与嬗变——唐代官寺观体系的非线性溯源

唐代的大云、龙兴、开元、紫极官寺(观)体系,经数朝发展、完善而成一代之定制,具有明显的同时性和均质性特点,成为其政权合法性在宗教层面的重要表征,亦为安史之乱中兴立大燕政权的史思明所效法。其同时性与均质性自隋文帝立大兴国寺、分舍利建塔便已初露端倪,更可追溯到《阿育王传》《阿育王经》所记阿育王分舍利建塔时的若干特征。唐代官寺观体系、隋文帝分舍利建塔之制度逻辑背后的思想和政治文化资源库,既包含了从印度和中亚迁移而来的佛教政治文化,又关涉到汉晋以来中国本土所固有和生发出来的郡县制度,与北朝隋唐时期形成的全国性“庙学体制”遵循相似的分置逻辑。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既是观念旅行、概念迁移的产物,又包含了诸种思想和政治文化资源间碰撞、融合、嬗变和重铸的过程,非线性溯源所能涵括,具有多重嫁接和多元复合的色彩。从隋文帝建塔到史思明改寺,以阿育王均分舍利为代表的外来佛教政治文化因素,经历数百年的脉延与嬗变,逐渐由“梵”入“华”,增入道教之部分,内化为隋唐时代政治文化主流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