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国内外高校线上虚拟展厅的设计探索

受特殊时期社会环境的催化,虚拟展厅呈现出多态化加速发展的趋势。出于了解数字化、新媒介背景下虚拟展厅设计发展现状的需要,文章以疫情影响下国内外设计类高校毕业设计展作为主要剖析对象,将虚拟展厅归纳为两种设计类型:即实景还原型和虚实结合型,并对两种模式的设计范式、基本形式予以分析、梳理和评价。基于上述研究回顾,归纳出新媒介时代虚拟设计的特点,并由此对虚拟展厅未来的研究动向予以把握和展望。

城中村语言景观与三峡移民身份认同调查研究——以后移民时期湖南衡阳地区三峡移民为例

前移民时期早已达成迁得进的目标,业已完成移民迁建使命。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正成为新时代后移民时期达成目标的关键。基于此,文章以湖南省衡阳市武广新区城中村三峡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两个观察维度,考察了城中村语言景观,寻找语言景观的使用特点、使用规律和语码选择背后透视出来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城中村语言景观与三峡移民对迁入地的语码身份认同以及对迁出地的地域身份认同具有同构关系;三峡移民对迁入地及武广新区城中村的地域身份认同感处于中等稍弱层级。这表明:三峡移民的需求层次正处于由谋生型向发展型转变的关键节点。文章分析了其动因,提出了其对策。这对有效解决三峡移民需求层次转变关键节点中出现相关新问题,以及对有效解决三峡移民社区社会经济文化和谐发展问题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后疫情时代县级电网内涝灾害应对策略优化

县级电网属于电网的薄弱环节,然而关于县级电网内涝应对策略的研究却常常被忽视。根据县级电力企业特点以及县级电网内涝后的应急管理现状,分析并提出了针对后疫情时代内涝灾害后电网应对策略的优化建议。

后疫情时期重构教育新常态

一场疫情,既是灾难,又是机遇,它改变了教育的常态。后疫情时期,我们需要在反思疫情之前的“常态”和疫情中的“非常态”基础上,全面地重构后疫情时期教育的“新常态”。在教育目标上,改变过去只注重知识、只关注认知的学习,不仅要学会认知,而且要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在教育内容上,从只关注学科知识,转变为关注生活知识,尤其是关注直接和间接保全自己生命的生活知识;在教育形态上,改变单一的学校教育,重视非学校教育的因素,从学校化社会逐步走向学习化社会;在学校组织形式上,改变学校间封闭的、孤立的状态,建立学校间的虚拟联合体,共同开发、汇聚、享用教育资源,共同探讨、交流和研究教育教学问题;在教学方式上,既要看到线上教学的便利,又要看到线下教学的不可替代性,逐步推进建立线下线上混合、融合的教学模式。

“基因电脑克隆”软件SiClone的并行优化研究与实现

生物信息学中,发现、鉴别新基因是承上启下的一步,它既承接了过往如“基因组测序”的工作,又是未来“后基因时代”研究的基石．“基因电脑克隆”是利用计算手段发现、鉴别新基因的方法,SiClone软件实现了“基因电脑克隆”功能．本文对SiClone软件操作的数据库提出并行处理方案,并详述了基于MPI(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平台实现的并行优化版本PSiClone．根据已得到的EST数据库,展示了软件并行版PSiClone的运行性能,试验数据库EST序列条数仅仅是NCBI(The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dbEST庞大数据库的很小部分,这也暗示我们软件的并行工作对于大数据库的比较和运算将更有应用前景．

后危机时期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与冲击

后危机时期,国际贸易市场复杂化与利益集团化趋势更为显著,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贸易大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贸易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将持续存在,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及实施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国际商品与服务出口市场规模扩大从需要方面为我国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国际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与便利化发展则为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创造了技术与制度条件。新兴贸易方式、新兴贸易商品的出现对我国现有贸易方式、传统商品贸易与传统服务贸易造成冲击,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相互融合演化。我国仍然需要大力推动"引进来、走出去"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高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是“老石头”,还是“大师”?——论“后新时期”文化语境中的鲁迅

在“后新时期”文化语境中,鲁迅大致遭到三种文化思潮的颠覆消解,其一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其二是极端自由主义思潮,其三是世俗主义思潮。但是鲁迅终究是无法消解的,区别于其他传统意义上的20世纪中国作家如沈从文、曹禺等,鲁迅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更重要的是他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独异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神资源主体”,永远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论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的转型及其原因

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与历史上相比已经发生重要转型,逐渐走向一种"新型联合",即回归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适应后冷战时期国际共运面临的形势与要求,从在传统的"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思想下极力强调组织联合,变为新型的坚持从独立自主要求出发的多样化团结方式,从思想、方式和行动等方面自由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合作与联合。究其原因,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理性回归,也有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共运转型与变化的调适,同时中国共产党为其转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高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制度改革的困惑与对策

高校深化岗位设置与聘用制度改革工作,不仅是高校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创新的内在需要,也是高校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紧迫要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困惑,需要引起重视并着手解决。

“后新时期”与日常生活的结构性位置

"后新时期"这一概念,是1990年代初学界对新时期之后中国文学的命名。本文通过对这一概念的话语考古指出:与其说这一概念是基于对文学事实的描述,不如说是某种价值预期的表达。正是在这种专注于文学主体地位及其自律性的想象性话语中,"后新时期"理论悖离了当代社会文化的基本面,体现出历史意识的缺失。如果说,1990年代之后的当代文学实践的确显示出迥异于新时期文学的某些特征,但这并非人文精神的断裂或文学内在规律的中断所能解释的,而是缘于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在文化格局中的兴起。作为1990年代以来不同文化意图争相接合的要素,更作为平民文化诉求的主阵地,日常生活及其文化兴起或可作为对"后新时期"文学加以整体性描述的关键要素。

风雨60年: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

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战后的抗日文学才是真正的抗日文学。前30年的抗日文学虽涌现出一批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整体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新时期的抗日文学不仅完成了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的历史性转变,也开创了中国抗日文学的新时代。变化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学走出了以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单一立场的国家化叙事模式,也走出了战后30年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立场的集体言说方式,开始了立足于民间视野和个人话语基础之上的抗日历史的文学重构与叙述。

新时期文学中的“后现代”思潮

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 ,“后现代”思潮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领域都有所表现 ,中国当代的“后现代”思潮具有相当鲜明的“中国性” ,它滥觞于“文革” ,植根于中国民间的世俗化心态和相对主义智慧之中 。

后新时期的商业大众类知青小说分析

商业大众类知青小说在后新时期知青小说中占据着压倒性的数量优势,池莉、叶辛、晓剑等许多作家都是这类小说的创作者。它主要重视性、寻宝、谋杀、侦破、奇风异俗等常规性猎奇要素,偶尔也会运用狂欢要素和三角恋等古老原型,表现出了强烈的娱乐性和刺激性。这种特征也渗透到政治权威类和纯文学类知青小说中,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此类小说的后果是将历史娱乐化、肤浅化,使历史真实被享乐性需求所覆盖,也造就了主体的自欺态度,它同时使作家被物质欲望所俘获而无法超越时代,使文学成为刺激品,进而也使读者失去精神的深度而碎片化。

后金融危机时期滨海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比较分析

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作为我国三大"增长极",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也正在继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深圳、浦东和滨海新区的发展速度和态势如何,它们各自的产业发展状况如何,本文结合不同的经济指标作具体的比较分析,并对三大"增长极"目前各自面临的发展机遇进行剖析。

知青小说研究综述

本文分别从文革时期、新时期、后新时期三个阶段考察了学界关于知青小说研究的状况。文革时期的相关研究大多模式单一,基本上是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带有浓厚的文革意识形态色彩。新时期知青小说研究走入繁荣期,虽然话语体系没有完全摆脱政治一艺术的模式,但情感意蕴、哲理性、文学形式、现代性等多种层面的研究已经初步展开。后新时期的知青小说研究虽较少形成焦点和热潮,但研究方法更加多元,一些大规模的跨时代整体性研究也涌现出来,展现了一种静悄悄的繁荣。尽管文革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本研究相对薄弱,但半个世纪以来的知青小说研究可以说成果斐然,是同期文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文化语境的转型与“新时期后”文学

新时期后文学 ,不同于后新时期文学 ,不是新时期文学的不同阶段 ,而是一个新的文学时期 ,它诞生于新时期文学的终结之处。当社会文化语境由政治文化向商业文化转型时 ,文学必然有所反映。中国新文学自“五四”到新时期虽经多次转型 ,可作家的使命意识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却始终未变 ,新时期后文学却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发生了变化。作家使命意识的缺乏 ,无害文学的提出与合法化 ,文学意识形态性的商业化运作以及作家主体地位的失落构成了新时期后文学重要的美学前提。这种意识形态市场化的最具意义特征的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实施“五个一工程”。由意识形态部门出巨资悬奖符合要求与规范的作品 ,而对于一般作品的最低限定是它的“无害化”。让其在市场中爬摸滚打 ,脱颖而出也好 ,自生自灭也好 ,让消费者决定其“生存 ,还是毁灭”。新时期后文学正是存在于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 ,并以其商业性、民间性、无害性、多元性和非意识形态强制性为特点而确立与新时期文学的不同之处。

反思后疫情时期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实危机——兼论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中技术要素的重要性

市场的开放性或者说贸易的自由性是新结构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当前经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后疫情时期的一些特征变化将会给科学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带来一定的困惑,也可能使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科学性和实践指导性建构遭受质疑。在此背景下,以要素禀赋的技术黏性视角,证明了技术要素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从要素禀赋的技术黏性出发,阐释了一个可贸易的技术条件对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逻辑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审视新冠疫情对可贸易技术条件的影响后,本文认为后疫情时期面对的必然是可贸易的技术条件改变,其给后发国家依托要素禀赋和技术结构的快速升级实现经济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进而也给新结构经济学指导现实经济发展带来危机。

艺术的颠覆——中国“后新时期”小说的后现代反情节策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后新时期文学时代”;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相交汇,受到其深刻的影响。这种东西方的碰撞使得中国小说的形式发生嬗变,进而借助有效的策略,使小说呈现出较鲜明的“反情节”特征。

叙事的耗散与主体的困境——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叙事的自我建构与认同危机

19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日趋占据社会文化系统的主流位置,并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合流,引发了当代文学叙事美学范式的剧变。在"现代性"价值重新整合的困境中,如何确立自身的文化批判价值体系,克服严峻的认同危机和现代性焦虑,建立起关于历史和个体的历史连续性,是中国作家面临的一个历史性难题。

后革命时代的民间政治——评金宇澄的小说《繁花》

革命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命题,而上海是这个命题的重要来源。茅盾、王安忆、金宇澄以上海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概括了革命时代、延续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城市中不同群体的生活。不同于茅盾和王安忆的宏大历史观,金宇澄以市井人物写后革命时代的民间政治,通过结局式的讲述展现了人们在后革命时代的生活,通过小说人物,他也兼及回答了革命的阶段性结果如何展现为普通百姓的日常伦理问题。以历史为资源,同时又选择性地延续历史、回答历史与革命的目的是后革命时代的文学所可能具备的特征。这种特征将成为新世纪文学特征之一而流传下去。这也是鲁迅所预言过的平民文学所可能呈现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