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苗族服饰结构造型的比较分析与解剖

通过比对改土归流政策推行前后的湖南苗族服饰的演变,揭示了其在材质、装饰手法和社会文化寓意等方面的发展。文章系统梳理了湖南苗族男女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特色、材料质地和装饰风格,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研究强调了苗族服饰在汉化趋势下如何灵活适应并融入新元素,同时保持和发展传统特质。文章通过深入分析不同地域男性和女性服饰的特点,全面展示了湖南苗族服饰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地域特色和时代变迁对服饰风格的影响,反映了苗族服饰在社会变迁与文化交流中的灵活适应性,以及其作为族群身份和文化标识的重要意义。

清前期鲁魁山地区的治策与“汉夷”关系

滇南鲁魁山地区由于其位于滇南交通扼要且环境复杂,明清之际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战略要地。清朝底定中原后为稳定全国局面、恢复发展对当地土司采取相对宽松的扶绥政策,同时也不断通过垦荒、开矿等措施鼓励中原人口向云南转移,然而鲁魁山地区土司的不断做大,劫掠客商、压榨土民,为祸一方,并最终成为阻碍清初滇南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随后清廷经过对政策与当地实际情况的不断思考与总结,抓住当地“汉夷”、官民之间的矛盾施策,将该地区改土归流进而彻底纳入王朝掌控之中,但“汉夷”双方又在围绕盐、茶等生计而不断爆发出新的冲突,在王朝与地方的力量互动中,清廷通过镇压叛乱、遍施礼教等方式,完成当地“汉夷”格局的再平衡。

从“田舜年案”看康熙朝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的原因

康熙朝发生的“田舜年案”,导因于容美土司与地方官、容美土司内部之间的矛盾,围绕“田舜年案”的处理,引发了容美等土司改土归流问题争议。康熙帝鉴于漠西蒙古的威胁、湖广苗疆形势严峻、容美土司周边局势等原因,对“田舜年案”涉案土司及官员以革职、安插内地、降级、罚俸等处置,并未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

张良皋先生西南民居双开间再探--黔东南民居双开间向三开间的演进

张良皋先生提出西南民居双开间是干栏式建筑向“一明两暗”三开间演化的中间形态,这一观点在近年黔东南民居研究中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通过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探究双开间在黔东南的分布规律、基本平面、演化路径和演化机制。双开间是干栏式建筑到地面式建筑演进中不可或缺的平面形式,承载了苗侗民居的记忆。双开间向三开间的演进是黔东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民居文化交融过程的体现。

清代改土归流后西南边疆地区文化认同变迁谫论

改土归流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对于推动国家统一、和平、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化认同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始于清代,西南地区是重要地区。通过对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前后文化认同状况进行历史比较,可以归纳出文化认同变迁具有如下三种特征:政治文化认同的“一体化”变迁从“间接”转变为“直接”;思想文化认同的“儒家化”变迁从“特权”走向了“普遍”;民族文化认同的“交融化”变迁从“有限”趋近了“全面”。深入总结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中文化认同的变迁历史经验与规律,能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中华文化认同等工作的开展提供智慧与启迪。

《土官底簿》视域下明代改土归流的时间、空间与原因探析

《土官底簿》载录有众多改土归流的事例,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土司政策和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这些改土归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看,明嘉靖中期以前改土归流的高潮集中于正统和成化时期的云南地区。究其原因,正统麓川之役和成化吏治败坏与之关系密切。这些改土归流的原因复杂多样,反映了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的完备性和灵活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官底簿》对改土归流的详细记载亦暴露出明王朝的土司政策与地方施政存在较大程度的背离。

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学术界从民族政策供给、土司制度设计和区域与民族实践等视角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呈现出成果涌现、领域拓展、方法创新的发展趋势。专家学者从长时段、“整体史”角度,力争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统一,突出比较研究和现实关怀,进一步深化了清代改土归流研究。

民国时期泸水地区设治述略

泸水地处滇西边陲,扼守祖国西南大门,在正式设治以前长期处于地方土司统治之下,中央的力量鞭长莫及,致使政府政令难以顺利下达,与其政区一体化理念相悖。片马事件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意识到泸水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计划用“改土归流”的方式逐渐加强对泸水地区的治理。经过长达37年26任行政长官的经营,国家力量在泸水边疆地区进一步强化。所谓“治国先治边”,治理边疆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研究民国时期泸水地区的设治问题对于探讨中央政府边疆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我国当今边疆地区的建设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实施情况研究——以上思州和养利州为重点

利用地方志、碑刻、文书等资料对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实施的大致情况进行梳理,并对上思州和养利州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可以发现,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的实施范围有限,推行过里甲制度并建立里甲组织的有崇善县、上思州、养利州和西林县。里甲制度在改土归流地区的推行,显示出朝廷在边疆基层社会组织上构建“大一统”局面的努力。上思州和养利州的情况分析展现了王朝制度和地方传统互动的生动方式,也彰显了地方传统的顽强生命力。研究证明,上思州和养利州都是在“田无顷亩”情况下推行里甲制度的,按照粮额摊派赋役,这堪称里甲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项创举。上思州的里甲组织彻底贯彻了地缘原则,具有按村落编制里甲的特点。这与东南地区不按村落编制里甲的倾向具有明显差异。对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实施情况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明清时期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趋势的认识,对当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鹿传霖与文海、恭寿收瞻改流关系再论

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都将军恭寿与驻藏大臣文海先后上奏反对鹿传霖在德格推行改土归流,成为鹿传霖川边改土归流失败的直接诱因,恭寿主张瞻对赏藏更是将鹿传霖意图将瞻对收归川属的计划打破。但值得注意的是,文海与恭寿的政见亦不能相提并论,而是存在重大抵牾:首先是两人在瞻对赏藏与否意见分歧,其次是文海在反对改土归流的同时提出更为平缓的改设屯员举措,这种主张实为改土归流的过渡举措。文海因惮于入藏,担忧改土归流牵涉达赖,所以反对德格改土归流;恭寿则对鹿传霖不满,亦上参反对德格改土归流,还奏请将瞻对赏还达赖。恭寿奏于前,文海和于后,导致鹿传霖改土归流和收瞻川属计划功亏一篑。

湖广“苗疆”地区“改土归流”进程考论

目前"改土归流"研究成果中,"改土归流"进程问题(即何时起始,如何发展,何时完成等)尚未得到深入剖析与一致见解。其症结在于"苗疆"区域内"土"、"流"政区设置并存问题的长期性及复杂性。自秦汉时代开始,包括"苗疆"在内的湖广地区已全面推行州县建置,并长期沿续。至元明时代,土司权益得到官方认可,与"流官"政区并存,直到清初实施"改土归流"。湖广土司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被整体"忽视"到被重新认可,直到最后全面改制的曲折过程。因此,运用"全域性"与"长时段"的视角重新审视湖广"苗疆"地区"改土归流"进程,对于南方土司沿革以及民族地区政区建置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

明清土司被“和平改流”的途径、原因及善后研究

"改土归流"是明清时期朝廷依法对土司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举措。从实现途径看,大致分为"武力改流"与"和平改流"两类。"和平改流"主要指朝廷通过非暴力手段,将自愿呈请改流以及违规、无嗣等土司废除,并在其领地内置流官府州县,派驻流官加以管理,最终实现从土司治理到流官治理的行政转型。此类转型由于是不流血的"和平改革",故有利于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因此梳理、分析这一改流途径、原因及善后举措,对于丰富和完善土司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改土归流: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扩张

改土归流不仅是明清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地方事务从间接干预到直接干预的转变过程,而且是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强烈扩张的有效途径。明清时期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扩张的特点有四:一是认识观念的差异性,二是国家决策的反复性,三是实施过程的长期性,四是具体处理的并重性。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扩张的途径是改土归流,其主要举措有五:一是武力征剿,二是众建土司,三是嗣绝改流,四是自请改流,五是裁革土司。明清时期的改土设流是中央王朝和地方土司争夺各种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在这场权力扩张的斗争中,虽然中央政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通过改土归流,极大地削弱了西南民族地区土司的势力,加速了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扩张的历史进程,维护了该地区的社会稳定。

重构·变迁:清末改土归流与川边藏族社会嬗变

在内忧外患之际,清末中央政府为"图川"以期"固藏",防止西方列强干预、分裂川边等藏族地区,于是在川边藏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以加强中央王朝对川边地区的政治控制力。清末川边藏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实施,引起川边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重构,从而促动川边藏族社会的变迁。

土司制度终结新论

民国时期,土司制度依然存在,其终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近代政治体制转型的背景下,从辛亥革命后开始,通过持续的改土归流、开发边疆土司地区和改革土司土地制度等主要方式,逐渐瓦解了土司制度的承袭、土地、土民三个核心基础,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边疆完成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等政策才彻底终结。研究土司制度终结过程,对于当下推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应正确解读雍正朝的改土归流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改流活动,成为清代土司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转折点。那种认为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为了防止西南地方势力转化倒戈、策应漠西蒙古南下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的观点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另外,从制度层面考察,雍正改流后,不仅在土司职衔的设置、承袭制度、贡赋制度、奖惩制度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还创立了土司分袭制度、安插制度,推行了土司养廉及分别流土考成等条例。因此,认为雍正朝改土归流不是针对土司制度的改革的结论也是难以成立的。

试论土司的“地方化”与“国家化”——以鄂西地区为例

土司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始终渗透、交织着"国家化"与"地方化"两种面向。鄂西地区的方志、谱书等材料显示,当地土司先祖多为中原流官,他们有着模糊、乃至想象的祖先记忆与国家认同。后因政权更迭,这些流官先祖入土为"酋",开启了其"本地化"的历史。元明时期,土司制兴起,这些先祖获封土司,被纳入"王化"。清代实行改土归流,变土司区为流官经营,试图将土司之地完全纳入"国家化"范围,以达到去除其"地方化"的目的。改流导致土司区文化受到冲击,但其"土著"特性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碰撞中却得到最大程度彰显。因此,改土归流既是土司区"国家化"的深化,同时也强化了区域内民众的地方认同与族群认同。

改土归流与区域社会的“国家化”

从国家化角度看,改土归流使国家主权与治权在改流区统一,减少了社会争夺;实现了个别家族统治向国家与地方共同治理过渡,社会矛盾缓解;使资源由单一阶层支配向国家与市场共同调配过渡,生产力迅速提升;使民众身份由“蛮夷”向“民”过渡,双向认同得以形成;使多元文化由区隔走向交融,“一体多元”文化得以型构。

多元混溶: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聚居区民间信仰的融合——以《控送诸神本章》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结合方志等文献分析新发现的《控送诸神本章》中各类神祇和祭祀仪式,从中可见,改土归流后多种形态的民间信仰进入土家族聚居区与当地原有的信仰整合,在唯灵是信的原则下被融合到以百姓为中心的生活圈、生产圈、想象空间等三个不同层次的祭祀圈中。它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包容性,本地区改土归流后的文化变迁,土家族聚居区民族走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控送诸神本章》为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