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

2002年出土里耶秦简中的洞庭与苍梧两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重新思考,推测原定的长沙与黔中二郡实际上并不存在,应以洞庭、苍梧两郡取代之,并适当调整郡界,维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考定的秦郡基本格局。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出现了许多秦代郡名,这些郡名中有些是典籍上常见的秦代郡名,有些是与近现代学者所考的秦四十八郡可以互证的,有些则是史书记载上从汉代才开始设置的郡名,还有个别的则是文献上从没出现过的秦代郡名。本文主要选取后几类中的"清河"、"衡山"、"泰山"、"庐江"、"四川"、"州陵"、"江湖"等郡名作些简略的考证,以供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们参考。

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

20世纪以来,新出土史料大量发现,特别是秦公牍文书的陆续出土,为秦地方官制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结合传统文献,对秦地方官吏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分别从其名称、内涵、功用等不同方面进行考证和论述。补充和纠正了传统文献中有关秦地方官制的一些记载,可以进一步探寻到里耶秦简对于研究秦地方官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作用。

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探析

汲取周朝实行分封制导致分裂与动乱的教训,以及为了应对来自外部、内部的种种挑战,秦国果敢地选择了郡县制。秦朝采用郡县制是其政治制度客观限定的结果,既有为了加强对六国故地及边远地区政治控制的原因,也有秦始皇及其下属政治家个人的原因。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体现了历史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实践结果是利大于弊:秦国实行郡县制,为秦国的富强和兼并统一作出了制度保障;秦朝实行郡县制,大大巩固和稳定了秦朝中央集权统治和全国统一。秦国秦朝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地方政治行政体系的基础,构建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基本框架,而郡县制支撑的国家民族统一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秦汉江南地区城市发展的阶段与特征

秦汉时期的江南城市是具有行政治所属性的郡县城市。秦汉时期,该地区郡县设置发生多次变化,城市数量增长,城市的行政级别也随之发生变动。同时,伴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部分郡县城市也逐渐强化了其作为商贸流通中心、生产管理基地、港口等方面的功能,城市类型呈现分化的趋势。总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发展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其中早期和晚期发展较快,显示出秦汉江南城市的发展与地方政治势力崛起有密切联系。

秦汉统一战略的思维方式与地理因素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格局真正确立的关键阶段。在此过程中,综合考察和具体分析统一战略的制定与运用,对于当时历史的走向,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秦汉统一战略的思维方法和地理因素,揭示蕴藏在统一战略背后,制约与影响统一战略实施的文化思想内涵,即:当时人们在判断认识统一大势是否成熟时,其依据的思想方法论是"用中适时";在统一战略的运作实施方面,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原则性和贯彻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统一目标的理想追求上,是着眼于"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最高境界,以超越狭隘的民族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为宗旨。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秦汉地理环境与统一战略实施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我们今天恰当评价当时统一战略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飞狐道与汉代军事交通

飞狐道是连接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重要通路,飞狐口、飞狐关皆位于飞狐道上,它们与紫荆关、五阮关、倒马关、隘口等关卡共同形成一个防御体系。飞狐道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先秦时已经有飞狐道的交通路线雏形,而汉代飞狐道则是汉匈交战的必争之地。光武帝时修治飞狐道是为了防备匈奴和卢芳势力的军事威胁,其路线当自代郡至平城,并没有北通汉上谷郡郡治沮阳县。

清代州县的“主奴集团”统治——透视“秦制”的根本特征

对于中国秦以后政治制度的本质与特征,国内外理论界迄今还没有一种确切的把握。由于清代政治制度是"秦制"发展的完备形态,因此,通过剖析清代的州县制度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清代州县官府是一个宗法性"主奴集团",内部充满各种依附关系、尊卑关系,州县官、幕友、长随、书吏、差役都不是有法律保障的自由人。"官府"作为与社会对立的统治者,又是一个统一的自利集团,上下尊卑相互依存,共同营私,对来自社会的反抗实行控制、镇压。州县官府的行政机制,以服从私人意志而不是以贯彻法律、制度为纽带。清代的州县财政是一种"家产制",表面上具有公共性质,而实际上却为州县官私人所支配;表面上国家定制严密,而实际上却遵循各种潜规则运作,有时甚至全无规则。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秦制"的特征。

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订补

《里耶秦简(贰)》新出现一些秦代郡县道,本文从中归纳出4个郡和34个县道,其中城父县属淮阳郡、镡成县属洞庭郡。简牍可见从秦都咸阳发文传送至南阳郡—南郡—洞庭郡,以及文书在内史和郡属各县道及县下乡里之间的传输路线和传送方式。里耶简牍还可以复原秦洞庭郡的全部属县,并可由此推论秦洞庭郡的治所先在新武陵县,后迁往临沅县,时间大约在秦始皇二十九年、三十年间。

20世纪以来秦汉郡县属吏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简牍材料的发现与公布,秦汉郡县属吏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在郡县属吏的设置、秩次、任免等制度问题上涌现了不少成果,其社会生活及政治参与也得到一定关注。但不可否认,研究中仍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与不足之处,如秦汉郡县属吏制度的发展演变、郡县属吏的具体政治活动以及与长吏关系等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加强这些薄弱环节的研究,无疑会促进秦汉郡县属吏研究的更大进步。

从高凉县郡沿革看俚区羁縻式分治

据史籍中秦汉至南朝时期高凉县、郡沿革及相关俚族记载,以分析梁末前历朝对高凉俚区的羁縻式分划统治。认为汉晋岭南始现俚族应与秦汉以来历朝通过边地郡县对瓯、骆、乌浒等族的羁縻式统治有关,从西晋至南朝分置的羁縻性政区可以看出,梁末前历朝逐步推进对高凉俚区的羁縻式分划统治。通过以上羁縻性政区及相关行政制度,加快了高凉俚区部分俚僚如冼氏俚族与汉族间的融合。

论秦巴郡政区的形成

关于秦代巴郡设置时间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争议,笔者通过对相关观点进行分析后,认为巴郡政区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秦巴郡政区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14年,后伴随着秦对楚巴地的蚕食,到公元前277年秦巴郡政区才最终形成。单纯地认定巴郡设置于某一时间的观点均忽略了巴郡政区形成是一历史过程这一史实。

秦及汉初政权对地方政治制度的探索及其意义

秦汉在地方政治制度的探索上,经历了不同的历程。秦延续传统一步到位实施郡县制,汉片面以秦亡为教训,历经数代三个阶段的艰苦探索,最终也确立了郡县制。两朝的历史及治国思想是形成两者不同的主要原因。秦汉确立的郡县制从根本上瓦解了我国早期带有浓厚血缘关系的世袭制度,催生了官僚制度,给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标志着自夏商周以来沿袭已久的职官制度出现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战国秦朝洞庭平原中心城邑的产生及演变

运用中心地学说及“核心—边缘”理论,对战国秦朝洞庭平原楚秦势力主要聚居区及中心城邑作一讨论。从自然景观、文化遗址分布及交通形势看,战国中晚期沅湘下游楚人主要聚居区有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转移的趋势,即从沅澧向湘水下游转移。在此过程中,湘水下游的长沙由一普通县邑变为沅湘最重要郡城。沅澧下游的楚“采菱城”等城邑被秦军毁灭后,秦重新在此设郡县,其中沅水下游的临沅、索等县当与新出里耶秦简牍中的“洞庭郡”有关。

秦巴郡辖县考

目前学术界对秦巴郡的辖县问题还存在较大的争议,笔者对相关论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文献资料对秦巴郡的辖县进行了考证,否定了将葭萌、夜郎、鼈、且兰、平夷、■■、符、临江、充国、涪陵、安汉认定为秦巴郡辖县的说法,肯定了将江州、垫江、鱼复、朐忍、阆中、枳、宕渠等县认定秦巴郡的观点,认为秦巴郡辖有江州、阆中、鱼复、朐忍、垫江、宕渠、江阳、枳等8县。

秦汉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其演变

秦代实行的行政区划是纯粹的郡县二级制,以郡辖县。楚汉之际实行的封建制以军功而非以宗法血缘为原则,与周代的封建制不同。西汉立国至景帝中元五年,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中元五年以后,汉代真正意义上的郡县制官僚政体才正式确立。汉代的州一直以监察区的形式存在,直到东汉灵帝中平五年,州作为行政区划正式出现,郡县制被州郡县制所取代。秦汉开创的行政区划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桂林郡治所今址第五说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桂林、南海、象三郡。其中,桂林郡辖区大部分在今广西境内。关于它的郡治地址,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自清代道光六年(1826)起,一直争论不休,已出现四种观点。有的说在今桂平市,有的说在旧贵县,有的说在今凌云、凤山、巴马交界一带,有的说在今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文章认为在今象州县象山东南3里的扶满村至水冲岭一带,有别于前四种,故曰第五说。

近20年来秦汉分封制与郡县制讨论综述

关于秦汉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问题 ,长久以来 ,史学界将其重点放在社会形态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综述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史实问题 ;第二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 ,性质与形式都发生变化的分封制其实效如何 ;第三 ,秦汉时期分封制再现 ,其性质到底怎样 ;第四 ,关于单义的郡县制和合二为一的郡国制的分歧。就此 。

秦汉时期勃海郡郡治范围考

勃海,即渤海,作为郡国之名多见于古代典籍之中,所不同的是其郡治与统辖的范围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变化,对其郡治范围的讨论古已有之,但不尽一致。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史料和各家之说的梳理,对秦汉时期——勃海郡创建时期的郡治及范围变迁予以了阐释。

关于秦汉时期幽燕风俗区划的探讨

在分析秦汉时期幽燕地区文化时,要关注这一大的区域文化内部的关联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扬雄《方言》从各自角度对秦汉时期幽燕地区风俗文化区划问题做了记述和分析,基本上将其划分为涿蓟地区、上谷至辽东一带、玄菟与乐浪所在区域等三个风俗亚区。史家们的这种记录,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秦汉文化的地域性,更有助于深入了解幽燕地区的文化发展面貌及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