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资本市场环境下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投资模式研究

中央公积金制度是新加坡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在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和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央公积金制度积极探索确保退休储蓄保值增值的投资模式,以充分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文章分析了固定收益模式和CPF计划两种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投资模式的运行方式和基本特征,通过对投资模式特征及投资效益的评估,探讨在新加坡良性资本市场环境下中央公积金实现保值增值的方式,得出了中央公积金长效稳定的发展依托于新加坡稳固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政府采取的有效投资策略的结论。

资本保全、国有股减持的会计政策选择

1992年开始的中国会计制度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核心是以资本保全为基础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第二阶段是以国有股减持为核心的政府管制与自由化的均衡点的寻求;第三阶段是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驱动因素更具多元化。

论经营性企业国有资本保值与增值

近年来我国国有资本流失呈快速递增态势,国有资本保值现状十分令人担忧。为了有效地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必须树立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观念,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加强国有企业内部管理,确保成本的足额补偿。

关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命题的提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含义与范围及立论基本逻辑、国有资产流失的经济学含义、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与国有资产配置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评价体系五个方面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概念进行了研究。

分红力度、资本混合度与国企资产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国资监管部门要求差异化分红,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如何决策分红力度才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以2013—2021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以及资本混合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合理的分红比例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资本混合度对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倒U型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强化了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敏感性。机制检验表明,两类代理成本具有中介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的极值点因国有企业发展阶段、规模、行政级别、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表明:监管分红力度合理性是国资监管部门“管资本”的重要手段,但要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具体情况进行监管;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资本混合度促进分红的增值效应发挥。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的首要职责,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手工搜集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数据,考察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够显著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检验显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够通过缓解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减轻政策性负担发挥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程度越大,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促进作用越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股东未委派董事参与治理和低市场化经营程度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能够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对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国企审计全覆盖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吗?——兼论国资委国企监管职能转变的调节效应

文章选取2012—2017年商业类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国有企业审计对象覆盖面和内容覆盖面两方面出发,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审计全覆盖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之间的关系,以及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的职能转变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审计对象覆盖面的扩大可以有效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审计内容覆盖面的增加则不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的职能转变显著增强了审计对象覆盖面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促进作用,但不影响审计内容覆盖面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负面效应。因此,国家审计机关和国资委要明确各自的国有企业监管职责权限,充分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从制度环境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混改的深入性、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和非国有资本控制权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正相关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混改通过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从而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