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一次分配”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背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正在被大力推进。与个人绩效考核方案相比,以家庭医生团队为单位的绩效考核方案包括“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两个过程,更能调动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目的构建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一次分配”指标体系。方法通过文献归纳分析与半结构访谈,初步拟定“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一次分配’指标体系”草案。在草案基础上设计专家咨询问卷,并在2021年10月—2022年4月实施并完成两轮专家咨询,构建了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一次分配”指标体系。结果两轮专家咨询问卷的回收率均为100.0%。第一轮函询的专家权威系数为0.7616,两轮专家咨询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067(P<0.001)和0.712(P<0.001)。最终构建了包括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5个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一次分配”指标体系。结论本研究基于签约服务费构建的包括3个一级指标(有效签约、有效服务、有效控费)的绩效分配体系具备一定逻辑性和科学性,体现了家庭医生团队提供签约服务的劳务价值,有利于发挥签约服务费的专项激励作用。

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背景现有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考核体系缺乏足够的激励效果,阻碍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而以家庭医生团队为单位的绩效考核方案包括“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两个过程,更能调动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家庭医生助理和公共卫生医师两类人群在家庭医生团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缺乏针对性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目的针对家庭医生团队中的家庭医生助理和公共卫生医师两类角色,构建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方法通过文献归纳分析与半结构访谈,初步拟定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草案。在草案基础上设计专家咨询问卷,并在2021年10月—2022年4月实施并完成两轮专家咨询,构建了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结果两轮专家咨询问卷的回收率均为100.0%。对于家庭医生助理的二次分配体系,第一轮函询的专家权威系数为0.7422;对于公共卫生医师的二次分配体系,第一轮函询的专家权威系数为0.7420。最终构建了包括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0个的家庭医生助理“二次分配”指标体系和包含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3个的公共卫生医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结论本研究最终构建了包括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0个的家庭医生助理“二次分配”指标体系和包含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3个的公共卫生医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其具备一定逻辑性和科学性,体现了家庭医生团队中家庭医生助理和公共卫生医师提供签约服务的劳务价值,有利于发挥签约服务费的专项激励作用,未来需运用于实际考核中进行优化与完善。

基于信任源模型的全科医疗服务医患信任问题及对策建议

在全科医疗服务制度背景下,增强医患信任是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关键。基于医患信任源模型,结合文献分析,本文对全科医疗服务中的医患信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得出卫生行政部门对签约服务的监督力度、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设施环境、全科医生提供的服务质量、居民自身的信任倾向是影响医患信任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文章从四方主体角度出发,提出要加强卫生行政部门监管力度、提升制度信任、加强医患沟通、增强人际信任、发挥居民的社会监督力量等建议,以进一步提高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意愿和全科医疗的服务质量。

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老年人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自2016年以来,依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通过政府发动、扩大宣传,重点引导老年居民签约个性化服务包,并以此为抓手,强化基层能力建设,促进医防医养融合等,老年人个性化签约人数逐年增加,老年人健康管理质量不断提升。

合同法视角下完善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的思考

目前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存在签约率未达到预期目标、契约服务内容履行不能、服务质量未达到预想效果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契约双方的信任危机、权责不明及制度保障的缺失与落实不到位。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契约双方签署服务契约后理应具有法律效力。本文借鉴发达国家和国内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的成功经验,对"契约"关系的性质进行法律梳理,在合同法的视角下进一步明晰签约服务人群主体范围及契约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以切实推动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制度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发展,使居民得到便捷、高效、安全的医疗卫生服务。

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对社区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及心理状态的影响

目的:观察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对社区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及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将116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52例,实施医生签约式服务;对照组64例,按常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于干预前进行基线调查,于干预后3个月及6个月采用改良Rankin量表(modifiedRankinScale,mRS)、日常生活活动量表(BarthelIndex,BI)、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elf-PerceivedBurdenScale,SPB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进行自我感受负担、功能恢复及心理状态等干预效果评价。结果:观察组干预后6个月SPBS总分[(24.43±4.04)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干预前[(39.12±4.46)分]及对照组[(31.48±4.21)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79.82,t=9.1326,P<0.05);观察组干预后6个月SAS得分[(26.57±6.81)分]、SDS得分[(28.74±6.87)分]、mRS得分[(1.93±0.45)分]均低于干预前[(53.14±7.26)分、(52.25±9.53)分、(3.81±0.65)分]及对照组[(34.33±7.75)分、(35.55±8.38)分、(2.44±0.53)分]得分,BI评分[(68.99±8.43)分]高于干预前[(36.26±8.83)分]及对照组[(60.38±7.72)分]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对社区脑卒中患者实施康复干预效果良好,减轻了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促进其肢体功能恢复,改善了心理状态,且提高了日常生活能力,可推广应用。

中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激励机制对医生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

背景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转变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的重要举措,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基石。合理的激励机制是家庭医生发挥自身能动性的重要保证因素,但是目前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尤其是医疗保险补偿方式的转变,对其行为的影响尚缺乏相关理论分析。目的以医生代理理论为支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医生行为理论分析框架和模型。方法以医生代理理论为基础,构建家庭医生在不同医保支付方式下,尤其是按项目付费和按人头付费并存的情况下医生行为分析模型。结果按项目付费时,道德风险不可避免,医生没有任何动机来抑制患者因道德风险而产生的额外需求;按人头付费后家庭医生的总利润会提高,但是从患者健康中得到的效用值会下降;推行总额预付的前提是设计合理的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否则家庭医生就会有选择患者的动机。中国家庭医生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按项目付费方式的医疗收入和按人头签约得到的服务费,提高签约服务费占收入比例可以提高家庭医生的服务质量,但是由于收入中占较大比例的是按项目付费获得的收入,收入的增加不一定能够对患者的质量提供正向影响。结论中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的支付方式应该逐步转变为按人头付费,目前可以通过逐步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占收入比例的方式,激励家庭医生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基于两水平方差成分模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对家庭医生诊疗行为和患者医疗费用的影响研究

背景中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签约服务费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激励,这种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会影响家庭医生的诊疗行为。目的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的实施对家庭医生诊疗行为,包括服务数量、平均服务时间及接诊患者费用的影响,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完善提供依据。方法于2019年7-9月在厦门市、杭州市余杭区、上海市长宁区、北京市西城区和房山区共选择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问卷对所有在岗的家庭医生进行普查,共调查家庭医生420人。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医生的个人基本情况和工作环境基本特征、激励机制及家庭医生签约相关的认知和行为。运用两水平方差成分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405份,有效回收率为96.4%。对应分析结果显示,签约服务费占比10%~20%的家庭医生组与占比<10%组相比,每日转诊数减少0.84人(P=0.01),接诊患者的月总费用增加32%(P=0.01),次均费用增加13%(P=0.02)。签约服务费占比>20%~30%的家庭医生组与占比<10%组相比,平均接诊时间减少1.96 min(P=0.01),接诊患者的月总费用增加36%(P=0.02)。签约服务费占比>30%的家庭医生组与占比<10%组相比,每日接诊数增加14.68人(P<0.01),平均接诊时间减少2.66 min(P<0.01),接诊患者的月总费用增加53%(P<0.01),次均费用增加22%(P=0.01)。结论提高签约服务费占收入比例可以提高家庭医生的每日接诊人数,减少每日转诊人数,有利于提升工作积极性,也有利于患者下沉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签约服务费占比的提高会减少家庭医生的平均接诊时间,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过程中,要平衡好服务数量和服务质量的关系;要继续推进构建家庭医生作为患者医疗费用“守门人”的机制。

基于供需视角的中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研究进展

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推动分级诊疗的重要手段,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新形势下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本文从供需角度阐述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研究现状,分析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与政策建议。目前需方研究多集中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知晓率、签约(续签)率和意愿、满意度等方面;供方研究多集中于签约服务主体(家庭医生团队构成)、激励机制、培养和教育、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效果评估多基于需方角度。对此本文认为从供方研究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证研究缺乏,完善家庭医生激励机制和团队构成、加强家庭医生队伍培养和教育等举措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尤为重要。

J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满意度聚类分析

目的了解J市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满意度。方法对J市3个市辖区1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 000名签约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二阶聚类分析其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满意度情况。结果二阶聚类分析将调查对象分成三类:第一类别912例,占组合的53.4%;第二类别369例,占组合的21.6%;第三类别385例,占组合的22.5%。不同类别调查对象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满意度情况不同。结论应根据人群特征和需求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以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满意度。

天津市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现况调查与分析

目的调查天津市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现况,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质性研究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展开调查,建立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评估模型,依据模型与调查数据对天津市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现况进行评估。结果重点人群满意度较高,相关制度体系与团队协作服务模式运行顺畅,服务团队已与居民建立良好关系。按照5级评分,重点人群满意度、团队协作两个指标5分,与居民关系、制度完善程度、职责明确程度3个指标4分,服务内容满足度、终身学习与支持系统、绩效合理性3个指标3分,居民需求满足度、人力资源数量满足度、团队服务能力自评3个指标2分,与上级医院关系紧密度1分。结论天津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服务能力水平与居民需求尚存在一定差距。建议从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家庭医生团队岗位胜任力和自我效能感等方面,多角度探索家庭医生服务能力提升策略。

推行家庭签约医生服务模式的政策思考——基于四川省试点地区调查

家庭签约医生服务是建立分级诊疗体系的基础。根据对四川省试点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家庭医生服务团队长和乡村医生的访谈及问卷调查结果,针对家庭签约医生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推行家庭签约医生服务模式的政策思考,为决策者进一步优化政策提供参考。

上海市社区就诊病人自报家庭医生签约现状与人口学特征分析

目的 了解上海市家庭医生签约现状,探讨社区就诊居民人口学特征与签约的关系.方法 采用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选取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拦截式调查社区就诊居民,共计调查1 021人,回收有效的959份,回收有效率为93.9％.结果 调查居民平均年龄（59.91±14.30）岁,其中50岁以上占81.2％,男性348人（36.3％）,女性611人（63.7％）,居民自报家庭医生签约率为30.2％,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女性（OR=1.44,95％CI （1.04～2.00））、年龄大于70岁（OR=2.17,95％CI（1.13～4.14））以及长期服药（OR=2.66,95％CI（1.56～4.54））的人群更倾向于签约家庭医生.结论 病人自报家庭医生签约率尚低,在推广家庭医生签约制时,应在扩大宣传、完善基本配套政策措施上,重点从女性、70岁以上人群及长期服药人群入手,提高居民签约率,以带动其他居民.

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家庭医生政策执行困境分析

背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提高基层服务能力、满足居民就医需求、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履约质量不高、居民认可度不高、家庭医生工作积极性偏低等问题逐渐凸显,如何优化和保障家庭医生政策的实施成为基层改革的焦点问题。目的探讨我国家庭医生政策执行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消除路径,以期为完善家庭医生制度提供参考。方法本文检索自2016年以来,由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有关家庭医生的政策文件,并以"家庭医生"为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等数据库,剔除重复、无关等文献,最终纳入合格文献1 393篇。同时以2015-2017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及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作为定量资料来源。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冲突理论,从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模糊性、政策参与主体间的冲突性、政策执行中的支配性因素等方面,对家庭医生政策执行困境进行分析。结果家庭医生政策的模糊性逐步降低,政策参与主体间的冲突性仍较为显著,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愿景规划与居民的就医模式存在差距、上下级医院存在利益协同困境、家庭医生对政策认可度不高。同时,政策执行过程由象征性执行向政治性执行转变,支配性因素也由联盟强度转变为权力。结论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情况未达到预期效果,政策目标地区差异性较低、基层服务能力不强、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不健全、法律保障缺失和资源配置不充足等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应从调整政策目标和手段、明确各级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间的利益分配和分工协作机制、改善居民签约服务获得感、完善政策的法律保障、调节卫生资源配置结构等角度破除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境。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激励机制内涵分析——基于厦门市“三师共管”模式

福建省厦门市以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为突破口,以构建整合型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为目标,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师、健康管理师和三级医院专科医师,创设了具有厦门特色的“三师共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厦门市“三师共管”模式在打造“多快好省”品牌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激励机制,通过建立合理的签约服务费用筹资与分配机制、绩效考核与评价机制及非经济激励机制,提高了基层医务人员的收入,极大地调动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与水平的提升及签约率的大幅提高,产生了良好的医患联动,从而形成并完善了一整套柔性引导“患者愿意去、基层接得住、医院舍得放”的制度创新成果。

我国家庭医生相关政策发展历程与推行研究

在"强基层""大健康"背景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立合理就医秩序和完善医疗服务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家庭医生相关政策颁布及推行进行讨论,分析其经验、问题与不足,为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进一步推行提供借鉴。在文献综述及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家庭医生相关政策发展和实践进程进行梳理,指出我国家庭医生政策大致经历了酝酿萌芽、试点探索、渐进推广和全面实施4个发展阶段,并对每个阶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内容及推行情况、实践结果进行分析讨论。最后提出符合中国特色的六方面参考建议:推进家庭医生制度政策保障,借助医保支付调整医疗资源分配;加强家庭医生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开设全科医学课程;建立合理激励机制,增强家庭医生工作热情;加快推进医疗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依托医疗联合体,推进双向转诊机制;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医生代理理论的中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发展策略

医生-患者关系可以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医生代理理论是研究医生行为的经济管理学理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签约患者和家庭医生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合同契约的方式加以规范。家庭医生的效用取决于自己的收入及签约患者的总健康,而收入和患者总健康取决于家庭医生提供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本文运用医生代理理论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过程的行为,并从供方角度探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发展策略,建议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人头付费”支付方式改革、落实签约服务费发放,提高家庭医生的绩效收入,并与患者服务质量挂钩。

基于两部模型的家庭医生签约对社区居民医疗费用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的:分析家庭医生签约对于社区居民自付医疗费用的影响,探讨签约对缓解居民医疗费用负担的成效。方法:2019年7—9月在厦门、杭州、上海、北京分别选择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在街道的居民,根据调研时最新的家庭医生签约率,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样本1508人。医疗费用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次均就诊费用、次均住院费用以及年医疗总费用(均为自付)为指标,采用两部模型分析家庭医生签约对医疗费用的影响。结果:签约家庭医生的社区居民相较于未签约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率(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服务利用率)显著提高,但是没有显著影响次均就诊费用和年医疗总费用;降低了住院服务利用率,并且次均住院费用减少了673元。结论:家庭医生可以促使基层首诊、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但是其作为医疗费用守门人的职责还需进一步加强。这需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和家庭医生服务能力,加强团队间的协作,完善与上级医疗机构或者专科医生的合作机制,突出医疗保险的杠杆作用。

重庆市巴南区慢病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析重庆市巴南区高血压、2型糖尿病患者这2类重点人群的家庭医生签约影响因素,旨在为推进及改善该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方法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从重庆市巴南区抽取高血压、2型糖尿病患者共590名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调查对象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真实需求和建议,采用统计描述、单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影响因素。结果590名调查对象中已签约对象492名(83.39%),未签约对象98名(16.61%)。不同年龄段、自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以及居住地到签约医院步行所需时间、首诊医院、签约服务知晓情况不同的调查对象的签约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46~59岁年龄段调查对象签约率最高(96.8%),自评健康状况为差的调查对象签约率最高(92.3%),居住地到签约医院步行所需时间<30 min的调查对象签约率更高(87.6%),首诊医院为家庭医生签约医院的调查对象签约率最高(89.9%),知晓签约服务的调查对象签约率更高(93.8%)。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医保支付主要方式、是否知晓签约服务、居住地到签约医院步行所需时间是调查对象家庭医生服务签约情况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年龄、文化程度、医保支付主要方式、签约服务知晓情况、居住地到签约医院步行所需时间是高血压、2型糖尿病这2类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的影响因素。今后应开展形式多样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宣传,创新开展针对性、个性化签约服务,探索出台相关报销政策,多管齐下吸引更多重点人群参与签约服务。

家庭医生执业规模对其诊疗行为和接诊患者的医疗费用的影响研究——基于两水平模型的分析

合理的家庭医生执业规模是保障签约群体获取基本医疗保障、提高医疗服务利用效率的有效方式。基于2019年在厦门、杭州、上海以及北京等地对在岗和可远程参与诊疗的420名家庭医生的调查发现:家庭医生执业规模上升,则其每日接诊人数、签约居民就诊次数占总门诊比例、月接诊患者总费用和接诊患者次均费用呈增加趋势,但平均接诊时间在减少;相同执业规模对于不同机构的家庭医生诊疗行为以及接诊患者的医疗费用的影响也有差异。所以,家庭医生执业规模应设计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从而保证生产率和服务质量的平衡。另外,家庭医生的执业规模应该与医疗保险补偿相联系,以减轻患者疾病经济负担,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