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税的功能阐释与规范建构

目前,中国正处于水资源费税转变的关键阶段,针对水资源费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绝不能简单地“税费平移”,而应在制度设计中充分发挥税收优势。基于此,该研究采用比较分析、规范研究等方法,从水资源的可税性问题入手,将水资源在经济价值层面反映出的收益性作为经济上可税性,在使用价值层面反映出的社会共同评价作为法律上的可税性。比较水资源税费的条文,水资源税基本平移了原有水资源费的相关规定,仅在税额标准、征税机关以及税款用途等方面存在差异,但税费本身的性质差异并不限于此。水资源税费改革应当考虑到税费在征收依据、征收标准、征收方式以及立法体例上的差异。作为特定目的税,水资源税不仅具有税收的普遍功能,还具有其特别功能,对于可能存在的矛盾,应当通过制度设计予以解决,确保在量能课税原则下保障个人基本生活用水权、在税收中性原则下实现水资源税立法目的以及在税收无偿性特征下分配水资源税收支权。中国应当以水资源税的目的为导向,针对取用水和税收征管的不同环节谋划立法进路。为实现量能课税,应为个人生活用水设置免征税额。为实现财政对于水资源的保障,应将水资源税设定为中央税,并配合转移支付制度,以发挥税收的统筹优势。为实现取水环节的节水,应根据取用行为的不同合理配置税收特别措施。为实现用水环节的节水,应打通水资源税转嫁路径,将水资源税负转嫁至用水方。

论股权转让私法事实与退税请求权规范的法律涵摄

私法事实及其经济效果的发生是税法规范进行评价的前提。在股权转让的私法事实中,若纳税人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合意调减股权价款的,业已变动了作为所得税缴纳依据的私法事实及其经济效果,然而纳税人能否就此请求税务机关退还部分税款,则应当以是否符合退税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为判准。但拘囿于现行税法尚未就纳税人请求税务机关退还多缴税款之情形与规则予以明确,在税收法定原则的掣肘下,股权转让价款调减之私法事实是否能够经过税法规范的评价导引出纳税人的退税请求权不无疑义。究其实质,由于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存在期待利益和归属利益二分的经济利益形态,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退税请求权规范)中的“应纳税额”应当与何者发生涵摄关系在理论上并不明朗,且缺失针对股权转让价款减少后退税的具体构成要件,双重缘由共同导致私法事实与税法规范的涵摄出现梗阻,致使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是否应当享有退税请求权并无定论。职是之故,应坚持经济实质主义的立场,立基于所得税规范关注财产变动和归属利益的经济实质,着眼于股权转让私法事实中权利变动和归属利益移转之向度,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理论模型的框架下,通过实质课税原则的运用和对私法上不当得利原理的镜鉴,导引出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的退税请求权。藉此,兹以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的退税请求权之证成为例,通过对税法规范的法律续造,探明税法规范与私法事实相互涵摄的内在机理,由此将可以避免因制度供给的不足和文义解释的模糊而带来的与私法事实之经济效果相背离的税法评价,进而推进税法规范与私法事实的良性互动,引导实践的正确走向。

非法经营罪的价值取向与质疑——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分析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在罪状表述方式上具有高度抽象性与最大概括性 ,这使得非法经营罪的内涵具有扩张性特征。制定这一规范的目的在于令刑法保持应对新型经济失范行为的灵活性 ,其价值取向以中国当前经济生活的现状为背景 ,从克服刑法典的局限性来说具有某种法哲学意义上的合理性 ,并且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主流刑法理论相契合。但这一刑法规范的危险性在于 :该规范在内容上具有不明确性和不可预测性 ,这可能导致刑罚权的滥用 。

税收法定原则:英国19世纪的演进及启示

19世纪英国引入了现代所得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财政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更具张力,传统上保护纳税人权利的税收法定原则有了新的发展。论文探讨了税收法定原则表述的形式,上议院财税议案审议权的衰落,以及下议院财税议案审议权面临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充分保障纳税人的宪法权利是一项需要探索的新任务。同时也探讨了英国19世纪税收法定原则发展的经验对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启示。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合宪审查

刑法合宪审查是实现刑事法治、推进宪政进程的重要方面。刑法合宪审查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立足基点。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具有传统的法外入罪禁止机能 ,而且能够延伸出崭新的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机能。我国 97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扭曲了现代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 ,导致了我国刑法合宪审查的机能缺损。只有在真正确认已成国际共识话语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其法外入罪禁止与出罪正当化解释双重机能 ,同时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才能建构有效的刑法合宪审查机制。

污染环境罪:结果犯还是行为犯——以2015年1322份“污染环境罪”一审判决书为参照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是典型的"结果犯",而2013年"两高"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际上将"污染环境罪"变成了"行为犯"和"结果犯"并存。由于司法实践中,97%以上的案件均为"行为犯",可见《解释》已经实质性地改变了《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定性。考虑到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当前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解决《解释》和刑法规定相冲突的较为可行的方法是在新的《刑法修正案》中,将污染环境罪修改为既包括行为犯又包括结果犯,同时提高污染环境罪的最高法定刑,以保持对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的威慑力。

房产税改革的正义原则与法治路径

房产税改革的现实动因是调控房价、筹集地方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改革的逻辑基点是对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实现利益均衡。为免房产税改革对纳税人权利造成损害,应将形式层面的税收法定和实质层面的量能课税作为改革的正义原则。这要求房产税改革应循法治路径展开,在制度设计中合理定位改革目标,遵循法定和量能原则,并在法制层面适时评价改革试点的成效,推动房产税改革的立法进程。

论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法

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不仅十分必要 ,而且符合法理。诚实信用原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而又必要的补充 ,但不能取代税收法定原则 ,二者间的冲突也需要予以协调。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为纳税人设置了诚信义务 ,更重要的是为作为征税人的政府设置了诚信义务。

互易毒品行为的刑法性质评析

贩卖毒品罪中的卖出行为本质上以买卖关系为基础,互易毒品行为与之存在着性质差别。有偿性交付毒品和买卖毒品是不能划等号的,有偿性只是贩卖毒品的一个特征,而不是买卖行为的独自属性。将互易毒品行为认定为贩卖行为在逻辑上存在着大前提的判断错误。以毒品代物清偿同样不属于贩卖毒品。一概视为贩卖毒品罪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只有通过完善立法,将提供毒品行为立法入罪,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理性对待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但目前由于与我国现有理念和传统的冲突,还不适合在我国完全地引入和移植。因此,借鉴和吸收该制度的合理因素,在现有制度上进行有限的修补,才是现阶段对待刑事和解的理性态度。

国际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位

国际税法基本原则是指普遍适用于调整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整个过程的基础性原则,对国际税法的存在和发展起着核心和决定性作用。国际税法基本原则和其他国际法律基本原则一样具有概括性、公认性、普遍适用性、简单性、稳定性、权威性、决定性、强制性和指导性等属性。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司法中,无论是规范国际税收法律行为还是考量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性,国际税法基本原则都自始至终起着根本性作用。国际税法基本原则体系有机构成主要包括国际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原则、国际税收公平原则、国际税收中性原则与国际税收效率原则等四项原则。国际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原则是前提和基础,国际税收公平原则是核心,国际税收中性原则是保障,而国际税收效率原则是基本要求和最终努力的方向。

中国古代罪刑规范法定化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问题,在学界是百年聚讼,迄难定论。综罗各家,大致可归为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说。但是三种观点对中国古代法中罪刑关系的法定化都是认可的。的确,中国古代罪刑关系在立法上是表现为法定化的,即罪刑规范法定化,但在司法上罪刑之法定与非法定长期并存,形成了一个法吏实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大臣实行罪刑"非法定"、人主实行罪刑擅断三者互补互济的司法体制。即法吏、中下级官员守文据法,据此罪刑是"法定"的;大臣、高级官员据经传原情定罪,"议事以制",据此罪刑是"非法定"的;君主可以"权道制物",任意裁断,据此罪刑是擅断的。中华法系之罪刑法定与非法定和合一体的特点突出,其罪刑规范的法定化与源于西方的罪刑法定原则形似神异。

关于房地产税立法的社会共识和专业共识

房地产税的开征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相关主体资产安排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部良法的落地应当经历社会共识与专业共识的充分磨合,为其实践打下良好基础。我国对房地产税法的酝酿已历经数年之久,共识正在形成:随着相关主体对于房地产税中的争议最大的房产税的相关概念储备的增加,其对于房地产税开征预期日益明确,这会影响或稳定其行为选择。专业人士则在反复研讨中基于房产税的功能定位,丈量房产税基本要素的边界,并期冀相关制度的协同推进。在以上理论及实践背景之下,良法善治作为基本逻辑为房产税开征提供引导。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第3条的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理念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现代刑法的规范设置应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蕴涵和法治理念相契合,我国刑法第3条的规定没能确切回应这一时代要求。

贪污罪的法定刑研究

分析刑法典中贪污罪法定刑设置存在的不足 ,并认为贪污罪法定刑的设置从根本上违反了刑法三大基本原则 ,即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而且贪污罪法定刑的设置还存在其它一些问题 ,如附加刑包括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等设置不当。最后 ,提出与上述问题相应的立法建议 ,如使贪污罪的量刑档次的划分法定化、确定化、均衡化。

论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的制定

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对于坚持依法治国,完善法制体系建设,保护和调动纳税人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不仅体现在税法形式内容上,也体现在税法实质内容上,并导致法律确定性和课税公平性的不足以及形成主要建立在管理理念基础上的征纳关系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长期过于追求国库主义、政府及其征税部门课税权缺乏有效制约。因此,为解决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问题以及应对新一轮税制改革下纳税人权利保护将面临的挑战,并借鉴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纳税人权利宪章(或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超出权利宣示功能、对税收立法等课税权实施活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经验,我国应当将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提上立法议程。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税收法定原则、量能课税原则及其具体化规则,同时包括法律规则清晰与明确、溯及既往禁止、诚信与信赖利益保护、权利滥用禁止等一般法律原则,实现这些原则在税收领域的成文法化。

实质课税原则的制度实现——基于企业所得税法文本的考察

实质课税原则主张根据纳税人的某一行为的经济实质而不是外观形式,决定是否及怎样课征企业所得税,是企业所得税法解释和适用的基本原理。实质课税原则秉承实质理性,不受制于行为的经济外观和法律形式,体现税负公平与实质正义,与税收法定主义内在契合。实质课税原则是企业所得税法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从仅有隐约体现实质课税理念的单一条款,发展到全面贯彻实质课税原则的法条群,充分展示企业所得税法的精进路径。

量刑法定化: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应有拓展

罪刑法定原则必须与时俱进,刑法规范内容的多样化必然带来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多样化,但罪刑法定原则长期被学界定位为犯罪与刑罚的法定化,无法充分体现其限制刑罚权滥用的制度价值。随着刑事司法中的最大问题由罪刑擅断到量刑不公的转变,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亦应该有所拓展,即从"犯罪与刑罚之法定化"的二元格局迈向"犯罪、刑罚与量刑之法定化"的三元格局。其中,评价范围与评价方法的法定化,就是量刑法定化的题中之义。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以明确性与适当性的博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贯穿于刑法运行全过程的基本原则,作为司法过程一环的量刑活动必然要遵循此原则,当前我国司法系统正在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当然也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展开。罪刑法定原则对量刑规范化提出了明确性和适当性这两个要求,但是,量刑规范化改革更多实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却难以完全实现其适当性的要求。由此,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野下寻求明确性与适当性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