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证明标准客观化的负效应及其克服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技术驱动下的统一证据标准和逻辑经验法则的可算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减少司法随意性,却显性地压缩了主观要素的适用空间,将证明标准引入更深层次的客观化,产生事实认定受到客观化规则侵蚀、陷入证据法定主义窠臼的负效应。在证明标准强调主客观融合的背景下,应当秉持证据裁量的基本立场,用证据裁量能动主义克服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缺憾。客观化的证明标准只是底线的证明标准,是主观结论形成的基础,应当由事实认定者运用自由心证作最终的审查和判断。未来应通过制度建构纾解证明标准客观化产生的负效应,建立客观化证明标准的技术指南开示与异议机制,以期实现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领域的良好应用,促进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进步。

刑事诉讼中经验法则的运用机理及规范路径

运用于刑事诉讼中的经验法则根据来源、功能指向以及运用路径的不同,可以分为源于逻辑判断的经验法则与源于生活情理的经验法则、用于审查判断证据的经验法则与用于认定案件事实的经验法则、依附运用的经验法则与独立运用的经验法则。经验法则在实践中面临着显示度欠缺、盖然性程度模糊以及与个案适配度不彰等风险,阻滞了司法证明的精密化发展。经验法则应以高盖然性、亚规则性以及可视性为其内在属性,以事实推论为运用场域,以激活自由心证为内在使命。在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前提下,经验法则的运用应通过强化控辩双方的证成及证伪、落实裁判文书的说理及示明,推进其独立价值的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围绕经验法则“何处用”以及“如何用”的问题,加大经验法则的比重、细化经验法则的运用。

基于D-S证据理论的导弹武器系统效能评价

导弹武器系统的效能评价是有人参与的复杂系统评价问题.针对该类问题评价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属性群决策性,提出采用D-S证据理论对系统的导弹武器系统效能进行评价,给出了D-S证据理论用于系统效能评价的方法.证据理论综合了来自各个专家的评价信息,能够使得评价过程更加合理.仿真结果初步表明D-S证据理论在系统效能评价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我国行政证据制度建构之研究

证据法专家们一直将研究视野局限于诉讼证据制度,忽视了对行政证据制度的研究,行政证据是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依法行政的质量。由于行政活动与诉讼活动的价值取向不同,行政证据制度与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亦有区别,在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审查认定等核心制度上有着独立的规则,主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应由行政主体承担,被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标准应当根据效率性、经济性和权利保护等因素确立多元化的标准;审查认定和案件事实的综合判断应当引入自由心证制度。

追证与印证——论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客观化及其路径

自由心证本身的消极性需要自由心证接受规则制约和外部检验,即要求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这已成为当代各国自由心证制度发展的基本动向。追证可能性是西方国家自由心证客观化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内容包括扩大上诉审、强化逻辑规则和经验规则、加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和明确证明标准。根据我国司法实情,印证证明模式是我国自由心证客观化的理性选择和必然要求。印证证明模式要求建立可操作的具体证明标准,确立体系性的证据规则,坚持"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以及加强裁判文书对心证形成过程的公开程度。

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

自由心证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自由心证更不等于自由擅断。现代自由心证已经克服了传统自由心证擅断的弊端,既强调法官的自由判断,也强调法官应遵守法律的规定以及判决结果和理由的公开性,是法官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据良知和理性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吸收了现代自由心证的合理因素,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

自由心证原则的再认识:制约与保障——以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为中心

在我国,对于自由心证原则,人们不仅在基本涵义方面还存在一些误识,而且对于自由心证原则的应用,特别是如何制约与保障方面缺乏系统和深入的认识。更缺失针对民事诉讼语境下的具体认识。针对民事诉讼的具体情形进行比较深入地探讨自由心证原则运用的若干问题,重点是这一原则的制约和制度保障,有助于深化民事诉讼法对自由心证原则的制度建构和实践运用。

论证据共通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证据共通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有利于证据资源的有效利用与案件事实的最大发现。证据共通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包括对立当事人间的证据共通与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两种形态。为保障程序的正当性,防止发生突袭性裁判,在法官决定适用证据共通原则之前,应当有一套有效保障当事人权利的程序。

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研究——德国、日本的判例、学说之考察及其启示

在民事诉讼中,依自由心证主义之本旨,受诉法院必须在斟酌证据调查的结果以及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的基础上认定案件事实。作为适法地呈现于言词辩论中的证据调查的结果以外的诉讼资料,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不仅能补充证据调查,而且能单独作为受诉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不仅合乎民事诉讼中法官心证形成的实际,也契合民事诉讼中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之规律。为防止法官恣意地进行事实认定并担保事实认定之客观性,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单独作为事实认定的根据应以辅助事实及不重要的间接事实为限。受诉法院依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认定案件事实时,虽无须在裁判理由中对此予以具体的说示,但至少应能从诉讼记录中明了言词辩论的全部意在本案中乃何所指。

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对商业贿赂犯罪惩治的影响

我国的刑事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其特点是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导致这一模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盛行的因素包括不甚理想的法官素质、卷宗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科层型的司法权力机构、不独立的法官等等。这一证明模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惩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及其对证据自由裁量的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足球裁判裁判证据的形成和认定进行了法理性分析,认为裁判在比赛事实判断中运用自由心证及其对证据自由裁量是足球裁判活动中核心内容之一。在此基础上,界定了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和证据自由裁量的概念并分析了两者关系,分析了足球裁判在临场执法中因自由心证而产生的实践问题,最后提出提高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准确性和规制自由裁量权的相关途径。

英美证据评价制度的定位

近年来,汤维建教授及其同事何家弘教授分别撰文指出,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既不属于自由心证制度,也不属于法定证据制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为许多学者接受,也对我国的证据制度建构产生了影响。对其观点之依据进行分析发现证据的关联性不同于关联程度,证据关联性的法定性不等于证明力评价的法定性;陪审员的非自由意志也不能成为证据证明力评价法定性的依据。要之,英美证据评价制度是与大陆法系证据制度不同的另一种自由心证制度,受诉讼价值目标以及审判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统一证据法不能采用英美法系的立法模式。

刑事证据辩护的理论反思

刑事证据辩护作为辩护形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前司法实践当中。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刑事证据辩护的形成与证据规则的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基本格局的变革,为刑事证据辩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制度环境。作为一种日渐独立的辩护形态,刑事证据辩护在辩护的内容、辩护的手段、辩护的对象和目标上都与传统的辩护形态存在重要的区别。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还存在诸多制约证据辩护展开的制度障碍,需要加以进一步改革和理顺。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自由及其限制

所谓证据自由,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及判例原则上不对证据形式作特别要求,犯罪事实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自由是各国刑事诉讼对证据资格的普遍设定,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体系下刑事程序特质、刑罚效率追求及揭示案件真相的必然要求。但证据自由亦应遵守"权利保护"及"司法尊严"的正当性要求。我国刑事诉讼采用可采证据枚举模式,与刑事证据自由原则构成尖锐的矛盾,不符合现代证据制度的要求,理应作出修改,确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相应的保障体系。

论动态新证据观——以民事再审新证据为分析对象

民事诉讼新证据问题特别是民事再审新证据问题,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应持一种动态新证据观,并用这种观点来审视界定民事再审新证据应考量的因素和民事再审新证据的审查判断。

论表见证明

作为经由判例发展而成的证明方法,表见证明在强化法官心证、纾解当事人关于因果关系及过错的证明困难及法安定性等具有重要意义。鉴于事实推定在适用上存在诸多问题,学界关于表见证明为数不多的讨论中,存在"引入表见证明取代事实推定"和"吸收表见证明功能完善事实推定"两种立场,但均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确立表见证明制度,并以盖然性的强度为标准类型化经验法则,构建事实推定与表见证明"二元"并轨制,或更有助于实现法官心证客观化。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误区与对策——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评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就公诉案件而言,如果片面地将该条文理解为人民检察院承担所有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将陷入认识误区。应该从举证责任性质以及待证事实分类两个方面去重新解读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内容,并借助于适当配套机制去缓解实践中因举证责任分配所带来的证明困境。

“漂移”的证据制度:类型界定与反思

证据制度类型的研究日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点,众多学说的背后既隐藏了对权力滥用的担忧,也显现出证据制度类型界定的"漂移"现象:概念批量生产造成理论混乱、理论界定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诸多学说并未真正突破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的二元类型框架,中国实质上应被纳入自由心证的制度范畴。但"谁的心证"和"如何自由"则需结合中国司法场域的运行实践,进一步认真追问。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共通原则——辩论主义与自由心证之协同

在民事诉讼中,为了获取胜诉判决,当事人通常会竭尽全力主张和举证。由于纠纷案件的复杂性、当事人以及代理人的诉讼技能参差不齐,当事人偶尔也会提出与己方主张相反,有利于对方当事人的证据。依据自由心证原则,在不违反辩论主义原则的情况下,法官可以通过证据共通原则做出自由的事实认定。证据共通原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在证据认定程序中的体现,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证据制度。

论自由心证的客观性

自由心证的客观性体现在受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的约束以及证明标准的客观化上。我国法律对自由心证的规定比较抽象,也缺乏客观方法论的指导,受主观心理影响比较严重。在自由心证客观性的要求下,除了提高法官的法律素养,严格按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进行理性判断外,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也是构建自由心证客观化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