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订、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界限之厘定

刑法修订、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在刑法制定、修改和适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刑法典与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事实沟通的桥梁,是实现刑法稳定性与明确性的重要路径。然而,近些年来,刑法修订与刑法解释的界限日趋模糊,解释性的立法和立法性的解释大量涌现。欲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之底线,必须厘定刑法修订、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司法解释只能在文本规范内进行解释,"两高"对条文理解上的争议由立法解释进行裁决,只有确实需要对条文进行增减方能进行修订。解释者不能超越罪刑法定之界限,越俎代庖进行创设性解释,立法者亦不可随意修改条文,更不能自降身价任意解释。

论我国刑法中的片面共犯

单向意思联络应是共同犯罪故意的表现形式之一。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暗含了片面共犯的情形。如此解释法条,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又拉近了刑法规范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调控范围的特点与趋向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类理性觉醒和犯罪观、刑法观转变的成果;罪刑法定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刑法的调控呈现出制刑权专属性、刑法谦抑性、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刑法规范体系的不周延性、刑法调控范围由开放走向封闭等特点;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的宽容程度提高,其人道性增强,但要防止刑罚不足现象的出现。

罪刑法定主义的价值诉求

作为刑法的古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从一开始出现,人们对它的理解就有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之争。形式主义的罪行法定原则因追求法律的尽善尽美而在现实中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神话;实质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因过分批判法律的内客的确定性而形成以司法为中心的畸形的法律制度。有批判地创造性接受这是我们应有的做法。我们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跳出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窠臼,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

现代法治视野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法治之法应当是具有普遍性和优良性的法,包含了形式与实质的内涵。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社会的一大重要原则,也应当在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上做到有机统一,从而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和弊害互克,并有效保证正义的实现。

再读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功能的关系出发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对整个刑罚体系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作用与刑法功能的比较分析,阐明了罪刑法定原则区别于刑法的双重功能,仅具有保障人权的单一作用,并基于此对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文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

在构成要件的解释领域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本源上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争。一般而言,形式解释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而实质解释论不仅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也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相较于形式解释论,实质解释论更注重刑法目的合理性,更能够实现刑罚的妥当性。

罪刑法定视角下空白罪状的改进和发展

空白罪状作为刑法典中大规模适用的立法模式,在推进司法进步的同时也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体现为与法定性、明确性及禁止处罚不当罚行为的冲突,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司法适用。鉴于此,空白罪状必须做出相应的改进,需要明确引用范围、增强确定性、建立补充规范与刑法条文配合时的协调机构以及以立法解释的方式来确立不同位阶法条冲突的适用规则,从而帮助刑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60年的演进

建国后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的罪刑不是法定的。我们应该肯定罪刑法定原则是1979年刑法的基本原则,类推实为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和例外。罪刑法定原则在1997年刑法中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的刑法已经向现代化的刑法迈进,标志着法治国家的建设在刑事法领域的立法层面得到了原则的实现,其价值意义不可估量。作为刑事法治基石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无疑与我国刑法领域逐步形成的民权刑法理念、谦抑刑法理念等具有密切关系。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与其他国家地区不应有根本区别,其实质体现的仍然是"一点论",即"不定罪、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所要体现的根本精神就是"有利于被告人",也即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是从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角度提出并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