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健康权作为法律权利的证成

环境健康权是以环境健康利益为核心的一项新兴权利,具有公法与私法属性,环境健康权与环境权以及健康权有着密切的关联。环境健康权优先性是证成环境健康权的逻辑前提,环境健康利益能够满足人格尊严需求,具有伦理道德基础,并形成社会普遍的共识。环境健康权权利推定的合法性证成和权利创设的实践性证成将应然性的环境健康权利转化为实然性权利,可通过修订环境法律将环境健康权利内容予以明确规定。完善私法救济机制,法院在环境民事诉讼中应确立环境健康利益的优先地位,降低环境健康受害人的举证难度,发挥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损害填补功效。健全以环境行政部门管控环境健康风险为核心的公法制度,实施环境法律制度须以保障公众健康为导向。

权利优先论批判的学理剖析--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为对象

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中,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的论战大致分为两个回合。在此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从道德形而上学转向政治自由主义,而社群主义者则将其间蕴含的个人主义观念和价值中立原则作为对象分别予以批判,同时反对以权利的普遍性来否定权利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构成其驳斥权利优先于善的学理基础。面对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有必要指出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优先性,以揭示围绕权利与善何者优先论辩的实质与核心。从本质上说,仅凭在先性、基础性或支配性都不能准确阐明何为优先性。所谓优先性乃是指某种依存关系,这种优先性关系带有鲜明的辩证意味和交互特征,由此出发便可找到优先性确立的正确方式和有效路径。

买卖型担保合同纠纷之辩思

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基点,立足于法律解释方法论,探讨买卖型担保合同的内涵及处理方式。采用案例类型化区分方法,整理分析此类纠纷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现状。以此,审视分析买卖型担保合同并将其定位为不同于让与担保等担保物权,合法有效的代物清偿预约合同,是一种就标的物并无优先受偿的债权性请求权。此种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行为的新型担保方式,为维护双方当事人权益提供法律依据及理论支撑,也为各地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指明了法律路径。

试论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我国新《税收征管法》首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这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突破。介绍了设立税收优先权的必要性,分析了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税收债权与私债权的协调、对税收优先权的限制及其公示的强化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的构想。

股权转让优先权的适用及其限制

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征引发了所有权和股权优先权的博弈,不能纵容所有权的恣意,也不能夸大股权优先权的无限制适用。股权优先权依托公司章程、诚实信用原则、私法公法化等制度和理念而存在。股权优先权的适用范围和所受到的限制也必然要依照上述理念的指引而得到正确确认。

民事执行的理念更新和相关内容重塑

市场经济对主体独立性、权利性和主体间平等性的保护,要求民事执行改革进行理念更新:要树立私权优先理念,确保应用权利转变为实有权利;要树立公正理念,既要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实体公正,更要倚重作为保障的正当、公开的程序公正;要树立效率理念,提高执行速度,节约执行成本,以执行穷尽的新观念裁定终结执行程序,追求公正与效率的最佳统一。这些理念,均要求对民事执行期限设定额外宽限期的现行规定加以坚决修正,并彻底实行最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并明确其承担后果的当事人主义。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法理辨析——基于欧美隐私自主与言论自由博弈视角

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是在欧美隐私自主与言论自由的博弈中产生和发展的。基于文化传统、历史缘由、现实考量等原因,一些欧美国家虽然认识到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遗忘权对于人权保护的重要作用,但各国对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法理逻辑取向并不相同,欧盟针对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策略明确赋予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被遗忘权,而崇尚言论自由的美国并未将个人信息被遗忘权认同为普遍法律权利。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法理逻辑的再定位,应当立足于在隐私自主与言论自由博弈的衡平中探寻价值理念上的交集,协调"公益"与"私益"的冲突,坚持"目的和约定优先"原则,规范相关权利的空间布局。

警察优先使用权与物权的冲突及联系

警察优先使用权是国家为了保障警察履行职责而赋予的一项特殊的权力。警察优先使用权较之于其他警察优先权和行政权不同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物权更具侵略性。也就是说,它是不需要行政部门的常规程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就可以行使。个体常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知情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物权受到侵害。本文通过对警察优先使用权涵义的分析,着重从警察优先使用权与物权的联系和冲突两个角度出发,找到警察优先使用权在适用中的突破点,目的是对完善警察优先使用权进行多方位的诠释。

论重整计划正常批准模式对异议债权人的保护

重整计划作为破产程序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各方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产物。因重整计划的表决采取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资本多数决"的规则,故全部表决组一致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实际上侵害了对重整计划草案投反对票的异议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人民法院在对重整计划进行正常批准时应当遵循债权人利益最大原则,平等地对待各表决组以及表决组内的所有成员,同时为异议债权人提供实现异议、申诉等权利的救济途径,从而保障异议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论专利侵权判定等同原则的发展方向

等同原则作为专利侵权案件利益取舍的基本原则,可为整个专利侵权判定大厦的梁柱。等同原则在中国发展十余年,却与美国有着类似的去存之忧。纵观二者的发展轨迹,探究决定等同原则在两国分别经历百余年和十余年但却有着近似发展轨迹的决定因素——个体利益的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法益平衡,等同原则在中国应当朝着更加侧重专利权人私权保护的方向发展,不宜走向消亡。

论考试法的秩序诉求——对“私权优位”热的冷思考

秩序是任何法都要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较之其他法而言,考试的竞争性、社会性等特征决定了考试法对于秩序有着更为强烈的价值诉求,而历史上科举法抑制科场舞弊、维护公平竞争的科考环境的立法理念,也为考试法的秩序诉求提供了实证基础。考试法诉求的秩序内含着公平、正义、自由、安全、效率等诸多价值因子,其基本要义是在法权层面实现考试权利与权力关系的理性平衡。考试法中,私权优位与考试法强烈的秩序诉求产生抵牾。考试法中的私权保护应维持在秩序应有的维度之内。无论是控权还是维权,均统一于考试法对于良好考试秩序的价值诉求。

执行程序中权利外观优先保护之检讨——以名义股东股权被执行为例

名义股东的债权人请求法院执行登记于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时,实际出资人通常会提出异议,并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学界普遍认为此时应该以效率优先为理论基础,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司法实践中也以我国《公司法》第32条第3款为依据,确保债权人对于登记外观的信赖利益。在我国,除非有善意取得等特别规定,股权登记只具有对抗效力,不能作为信赖登记的第三人被保护的理由。而《公司法》第32条第3款只是登记对抗主义的规定,法院将其作为依据确保债权人的信赖利益是一种误读。执行程序中股权权属的认定,不应坚持外观主义原则,而应该回到实质主义逻辑上面,即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但是前提是该权属应该得到公司(其他股东)的认可。

宪法权利何时约束私人行为——美国的州行为理论及其借鉴

宪法权利在何种情况下得以约束私人行为,是中美两国共同的理论课题和现实议题。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州行为理论,宪法权利一般仅约束政府行为,但若私人行为与政府行为存在充分关联,前者则有可能被拟制为"州行为"从而受到宪法权利的约束。从该法院的一系列相关案件来看,州行为的认定存在两条基本进路:两段分析法和归类分析法。后者包括四个具体标准:政府影响、公共职能、联合行为和司法执行标准。对于私人行为构成州行为的情形,两段分析法有所遗漏同时限定不足;归类分析法之下的联合行为、司法执行标准也存在逻辑局限。1970年以后,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州行为的尺度趋于严格,宪法权利对私人行为的限制范围明显缩小。总体而言,州行为理论一方面有利于维系私人自治、契约自由和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有助于防止政府间接侵犯宪法权利以及规避宪法责任,可以为我国提供镜鉴。

公共信托原则与土地环境损害赔偿的甄别标准

作为英美法系的一项古老原则,公共信托原则指的是政府应当保障社会公众能实现对环境资源所应当享有的权益,有时出于公共利益不得不使个人的财产权利作出一定的让步。但公共信托原则的适用经常与美国宪法的公用征收条款发生混淆或冲突,特别是如果事前政府并未获得财产所有权,却实际上由于对私人财产造成环境损害而侵犯了私人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享有的权利,政府是否应当向财产所有者赔偿损失,这就涉及公共信托原则与反向征收的甄别。二者甄别标准的确定需要对一系列相互冲突的范畴进行权衡,如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与环境资源保护目标、私人所有权与公众对环境资源的正当权益、公民的生存权利与环境权利等,不同的案例凸现不同的社会需求,因而需要彰显的价值目标亦各有区别。

权利抗辩的法理证成与规则辨正

囿于处分权主义传统内涵的狭隘性,私法自治原则在民事权利行使领域的表现无法完全延伸至诉讼领域,而这有悖于当事人主义的内在追求。基于私法自治原则与当事人主义的联系,处分权主义应当包含“是否在诉讼中行使民事权利委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的内容。因民事权利要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才能取得和发生变动,且要件事实的主张和证明属于辩论主义的内容,故当事人在诉讼中行使抗辩权或形成权兼具私法行为与诉讼行为双重属性,应受私法自治与辩论主义双重规制。换言之,当事人不仅需要主张民事权利成立的要件事实,还需要表明援用民事权利进行防御的意思,且法官仅能予以消极释明。不过,基于抗辩权只能阻止而不能消灭请求权的实体法特性,抗辩权抗辩是适用辩论主义主张共通原则的例外。因此,当事人之间真正的攻击防御形态是权利对抗权利,当事人提出的是权利抗辩而非事实抗辩。区分权利抗辩与事实抗辩是我国诉讼模式转型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在诉讼中尊重当事人私权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