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亲亲相隐”规则

本文首先从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到 ,不设立亲亲相隐规则的法律并非是好的法律 ,其次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建立这一规则的合理性 ,并在考察了我国古、近代及西方国家的相关制度后 ,认为设立和实施相隐规则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亲属拒证特权的制度设计——从比较法的视野

亲属拒证特权是证人特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大部分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设立该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亲属拒证特权的适用持较为宽松的态度,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均可主张该特权;英美法系国家的亲属拒证特权仅限于夫妻之间,同时规定了具体适用的例外。在我国设立亲属拒证特权有其正当性,设计我国的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应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及法律文化传统,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同时注意在保护夫妻家庭关系与探求事实真相之间保持平衡,规定一定情形的例外。

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

汉魏时期就为士族大姓的太原王氏宗族在西晋时期达到巅峰,由地方大姓上升为全国性的巨姓强宗,其中婚姻交结和士族间交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典型的交游网络。从太原士族这个缩影也可以洞察西晋时期整个士族阶层的发展动向:婚姻是士族交往的主要方式,士族的通婚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婚姻选择层面突破了同郡同州的地域限制,甚至扩展到皇族,显示出士族通过通婚实现权力伸张的政治诉求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利益追求。西晋时期士族的交游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网络化趋势;同郡士人点题扶持、评论之风不减汉末清议;同郡甚至同宗士族之间不只相互合作,同时相互斗争;士人交游活动的范围扩大,甚至打破了民族限制,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

汉朝贵族官僚的特权考略

汉朝贵族官僚的家族成员拥有凭借其家庭出身而获得爵位和任官的特权,有收取封地的租税、获得皇帝的大量赏赐和免除赋役等特权,有减刑和免刑的特权。汉朝君主给予贵族官僚各种特权主要是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但这必然损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激化社会矛盾。

归义军政权对徭役影庇的限制——以P.3231《平康乡官斋籍》为主

官斋劳动是归义军时期敦煌百姓承担的杂役,官员、衙前子弟、色役人等出现于官斋劳动中表明其本身虽免杂役,但不能影庇户内其他丁男。这种对徭役影庇的限制与中原地区的政策是一致的,归义军时期官员等政府服务人员出现于官斋及其他杂役中,显示其限制政策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落实。

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的封建统治者设立科目,用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它创立于隋,确立于唐,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300年之久。本文从特权等级、婚姻门第、现代教育三方面,来探讨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论门阀世族社会地位的演变

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门阀世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门阀世族在东汉中叶已经把持垄断了 仕途 ;曹魏时期创行的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 ,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东晋王朝以后直至南 北朝前期 ,门阀世族及其统治达到了鼎盛。南朝后期 ,门阀制度走向衰落。隋唐时期 。

清代八旗贵族世家的死罪豁免特权及其演变

死罪豁免,是汉魏以降帝王加惠功臣亲贵的一项特权,多以铁券盟誓的方式颁赐给臣工,两晋以后,不少.勋贵世族希图借君臣盟誓以保全子孙世代荣宠。出于笼络之目的,后金在崛起过程中,对八旗统兵将领和归附部族首领也不乏类似加恩,但清代对八旗勋贵死罪的豁免,天命、天聪年间,主要反映为直接给功臣颁发明载免死次数的敕书,崇德以后,则多为针对八旗功勋世家子弟应死罪犯的直接赦免。

清河崔氏在唐代的发展状况分析

在唐代,世家大族遭到了统治者的抑制和打击,但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统治阶层。清河崔氏自魏晋形成以来,始终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重要代表,对清河崔氏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世家大族在唐代的发展状况。

论魏晋南北朝谱牒档案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的修撰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兴盛,成为维护门阀士族利益、巩固 门第统治的工具。

从《颜氏家训》看南朝士族衰落的原因

士族阶层在南朝逐渐衰落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对其衰落的原因却有不同看法。颜之推亲历了梁、北齐、北周、隋四个朝代,在《颜氏家训》中他虽对南朝士族的衰落没有直接描述,但仍是我们分析南朝士族衰落原因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设立亲属拒证权的法理分析——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作为世界范围内诉讼立法中普遍存在的制度,亲属证人拒证权有着重要的意义。运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司法机关和亲属证人不同主体的作证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更加明晰设立亲属拒证特权的价值性,为我国建立完善的亲属拒证权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金代官僚家庭中承荫人的资格继承及仕宦取向

金代荫补制度不但以“亲疏限制”“员额限制”等手段来调节承荫人在家庭内部的资格继承,还通过设计精密的散官制度和职务系统(仕进门户)来限制不同族属、不同家世承荫人的迁转路径、政治前途,进而影响了金代不同族属、等级官僚家庭对荫补的态度和承荫人的仕宦取向。梳理金代承荫人入仕、出职迁转及其家庭内部情况可知:外朝的中央部门吏员、内廷的诸局承应人职位是金代高阶承荫人的“入仕捷径”,也是女真贵族和各族属高级官僚家庭子弟承荫入仕的首选;随着金代中后期科举规模逐步扩大,科举成为汉人出仕的主要途径,使得荫补入仕之途对汉人科举之家子弟吸引力明显减退。

辽朝后族传统政治特权探析

辽朝后族享有的传统政治特权主要包括固定与皇族通婚、世选为高官。随着辽政权的发展,固定通婚特权呈现出通婚家族进一步被限定,并受到外部其他民族势力的挑战,世选为高官特权则出现世选群体细化、世选职官范围增加且级别下移的趋势,从而导致后族传统政治特权整体表面上看似被强化,但实际却被弱化。究其原因,是因为皇族政治实力不断提升,导致后族与皇族之间的联合执政局面被打破,后族享有的契丹民族传统政治特权必然要受到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辽朝由传统边疆游牧民族政权向中原帝制王朝转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

困境与突破:我国亲属拒证权制度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创设亲属拒证权"出庭豁免"模式,宣示了人伦亲情普世价值的回归,立足于权利本位赋予亲属证人出庭选择权。但该制度存在目的与手段、权利与权利、形式与实质的悖论,给实践带来诸多困境。域外立法普遍采取亲属拒证权"证言豁免"模式,实现了程序正义与人伦亲情的统一。有必要放弃"出庭豁免"模式,从体系定位、主体范围、实质内容、程序保障等方面重构亲属拒证权。

“富二代”收入溢价解析:均值分解的视角

“富二代”指的是家庭背景在整个社会分层中居于优势地位的子代,其中主要包括三类代表性群体:公务员精英家庭中的优势子代为“官二代”、知识技术精英家庭中的优势子代为“知二代”、商业精英家庭中的优势子代为“商二代”。基于CGSS2010-2017数据,采用O-B分解方法,对中国情境下的典型“富二代”相对普通二代的收入溢价进行解析,结果显示:(1)“官二代”的收入溢价最高,“商二代”次之,“知二代”最低,这一现象在男性子代和女性子代中普遍存在;(2)优势家庭子代和普通家庭子代的收入差距主要源于子代在就业环境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和社会资本特征方面的差异。回报差异客观存在,但量级不大;(3)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富二代”,其收入溢价中的“拼搏”效应均有着不低的解释力。上述结论表明,我国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阶层固化,但这种固化整体上偏良性。由于不同家庭背景“富二代”的收入溢价存在异质性,旨在改善代际间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举措不仅应着力于优化普通家庭背景子代的各项特征,还应针对不同原因造成的代际收入分化采取差异化的治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