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亟待厘清的四个问题——以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在《刑事诉讼法》迎来第四次修改之际,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完善的重要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实现制度确立的初衷,必须厘清四个问题:从横向的世界视野来看,认罪认罚从宽与辩诉交易在制度目标上具有同源性,在制度的实现机制和作用原理上具有同质性;但在司法理念、价值取向和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制度具有鲜明的优势。从裁判考量上来看,应当反思和重塑关于“从宽”的认识。从诉讼基本原理来看,反悔权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也应当加以限制,防止其被滥用;而以抗诉权限制反悔权的方式必须控制在合理限度,并探索限制反悔权的更优路径。从刑事辩护木桶理论来看,制度的运行主体应当从“公检法三机关”向“公检法律四主体”方向转化。

精准化量刑建议的法律性质及其展开

基于控审分离原则,检察机关的精准化量刑建议属于求刑权,而非具有终局性质的量刑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影响的是法院对量刑权的行使方式,法院量刑方法从相对封闭的单独量刑向多主体参与的合作量刑转变,并侧重对量刑建议是否明显不当进行审查。检察机关作出量刑建议时,应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根据量刑事实查证程度、案件复杂程度、量刑经验积累程度合理选用确定刑或幅度刑量刑建议。法院应对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进行全面实质审查,量刑建议是否明显不当,应当根据刑罚是否与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进行判断。法检两机关应注重分工配合和监督制约,稳妥处理与精准化量刑建议相关的上抗诉案件,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行稳致远。

我国在死刑适用上的人权保障分析

死刑与人权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一个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近些年来,死刑问题已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际工作上的一个热点问题。无论是主存派还是主废派当前能达成的共识是,我国现阶段仍不能废除死刑,只能是逐步减少死刑。因此,就如何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保障死刑适用上的人权问题进行分析阐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起诉裁量权的扩张与规范

“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在《刑事诉讼法》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明确了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但起诉裁量权扩张可能引发检察机关司法腐败和司法随意,架空人民法院审判权,损害被害人合法权益甚至导致法律信任危机。由于认罪认罚起诉裁量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亦不完善,因此现阶段应当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特殊不起诉适用条件的认定标准,完善不起诉决定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保障被害人知情权、异议权和救济权,确保犯罪嫌疑人获得有效辩护,充分优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起诉裁量权的制度生态。

从国际立法看我国死刑立法的现状及其完善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保护人权废除死刑是国际立法的主流 ,我国的死刑立法相对来说不容乐观 ,死刑罪名居高不下 ,尤其是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偏高。抑制犯罪并非仅靠死刑的威慑 ,而靠社会全面发展。我们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应当走先限制后废除的道路 ,以与国际立法逐步接轨。

中国死刑制度管窥

死刑问题尤其是死刑存废问题,已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门话题,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基于我国司法条件、司法特点、诉讼文化、诉讼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死刑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我国应从完善死刑制度着手,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真正做到"少杀、慎杀",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独立于两审终审以外的特别程序,是中国司法制度之特有。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死刑复核程序之弊端日益凸显。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之际,重新认识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从程序的启动及具体审理方面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论死刑司法限制中的法官理念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新死刑观念已成为死刑制度改革绕不过的问题,也是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问题。崇尚死刑报应和迷信死刑威慑力的观念根深蒂固,阻碍着死刑观念的提升和现代化。死刑观的转变法官首当其冲。法官适应限制死刑的新理念的内涵应当包括:严格把握死刑适用标准;重新审视死刑案件公开审判的重要性;适应死刑复核案件裁判方式的改革,确立新型死刑复核的新理念;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树立死刑新理念在实践中遇到了人为的死刑束缚和体制内的羁绊,主要有三种错误观念:人为干扰,导致死刑的案外标准;漠视程序正义价值;司法中对死刑的依赖。法官死刑观念的更新直至定型化和成熟化,将有力推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论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上诉权

当前的刑诉法典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不享有上诉权,其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只能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围绕着是否应赋予被害人以上诉权,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肯定说(赞成说)和否定说(反对说)。基于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比较这两种观点及主要理由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赋予被害人有限的上诉权。

论认罪认罚救济程序的应然模式

在认罪认罚救济程序的运行实践中,主要存在技术性留所上诉、法律性量刑上诉与事实上诉三类上诉模式,以及检察机关基于被告人上诉引发的附带惩戒类抗诉与基于检察客观义务产生的独立监督类抗诉两种抗诉情形。成因上,除由于不同诉讼主体围绕从宽界定产生的权力话语冲突外,还源于控辩双方以被告人上诉权为中心形成的权利克减边界之争,以及对认罪认罚救济程序产生的审级功能认知差异。对此,不仅需明确以被告人上诉权为核心的诉权保障及实体与程序兼顾的上诉要点审查的双重救济原则,还需构建起裁量化的上诉理由审查机制与类型化的救济案件裁判机制,并补足与完善一审阶段的部分程序性要素,使认罪认罚量刑协商程序进一步规范化与系统化。

论死刑的存、废、限

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主存派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阐明了死刑在社会实践中的现实作用;而主废派从人道主义的视角出发,论证了死刑制度与人权思潮的格格不入。双方在各自的立脚点上,提出了严密的哲学思辨和小心的事实论证,并列举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实例。最终双方达成了某种契合,即限制死刑的适用。

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基于三个角度的分析

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相对薄弱,尤其在与被害人权益紧密相关的不起诉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体现更为明显。随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的进一步强化,与此对应的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不容忽视。应当从不起诉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障实质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予以充分关注以及提升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可履行性角度,更加重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助推刑事诉讼目的之实现。

中国死刑制度辩护

截止2005年底,废除或停止执行死刑的国家已达122个,中国刑罚制度面临艰难抉择。2002年以来,废除死刑就成了中国理论界的多数意见。笔者在对废除死刑诸种理由的辨析中得出结论：死刑在中国是惩罚、震慑暴力恶性犯罪的必要措施,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废除。

论完善庭审中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我国现行立法对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权利保护的缺陷,使公诉案件被害人参与法庭审判的积极性不高,制约了公诉案件被害人参与庭审的作用。所以应在立法中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的量刑建议权;采取相应措施使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免受第二次伤害;承认其与公诉人辩论的权利以及完善公诉案件被害人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权利等。

行政诉讼滥用诉权与不正当行使诉权界限探析——以既有裁判文书为对象的分析

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诉权滥用个案频发。通过对既有裁判文书的梳理发现,实践中对于涉及滥用诉权案件的审理,呈现出“滥用诉权”和“不正当行使诉权”的裁判进路,囿于法律规范的明确性不足,个案审理中法官对此理解不一,裁判的基本逻辑和观点也有所区分。为增强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应明晰“滥用诉权”和“不正当行使诉权”的关系问题,从“失信”“联合”“惩戒”三个层面出发,规制滥用诉权。

支持死刑和反对自杀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自洽吗?

在法哲学领域,康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铁杆的报应主义者(retributivist),而他对死刑的支持态度也在学界众所周知。近年来,欧美学界流行一种新的观点。这种新观点认为:康德的死刑学说并不能在他的伦理学框架里面自洽。于是,出现另一批学者为康德的死刑学说辩护。笔者认为,这些辩护普遍不成功。因为康德的死刑学说里面出现了一个难解的二难困境(dilemma):一方面,康德对死刑的支持和他的道德绝对命令似乎存在张力;另一方面,康德支持死刑的理由似乎和他反对自杀的理由相悖。该困境的难解之处在于:如果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就会导致第二个问题无解;反之,如果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会导致第一个问题无解。笔者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来理解康德的死刑学说:死刑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既能为法权原则接受,又能为德行原则接受。自杀之所以不正当是因为它不能为德行原则接受。死刑和自杀的道德证明之所以没有互相冲突是因为二者皆能被法权原则接受。

间接废除死刑——引渡方面的立法和实践

在引渡方面,间接废除死刑的有效途径主要是根据死刑不引渡原则和通过适用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条款迫使请求国不能适用死刑,从而起到限制甚至废除死刑的功效。国际社会的引渡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死刑立法考虑民意问题的新维度——国际人权法发展的新动向

很多国家将民意被视为死刑废除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看,国家有责任通过公众教育推动民意向支持基本人权准则的方向发展。无论是生命权还是禁止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都有趋势逐渐纳入废除死刑的要求。更近期的发展趋势是,国际法越来越直接呼吁将民意作为废死障碍的国家,采取措施积极引导民意,而不只停留在'中立'的角色。尤其是2000年之.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已经废死的国家,甚至保留死刑国家内部,都越来越频繁地提出这一要求。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人权法发展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