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型小股东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年2月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试点的研究场景,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投服中心对公司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监管型小股东,投服中心持股行权降低了公司的股价同步性。进一步地,投服中心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在分析师关注度较低、媒体报道较少时更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投服中心成立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改善,产生了信息效应;投服中心行权引起媒体和监管部门的关注,可减少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提高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积极性,发挥出治理效应。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We develop a model to illustrate that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choose the level of investor protection that maximizes their own interest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n companies with complicated control structures can easily extract private benefits and are thus reluctant to enhance investor protection which would necessitate increased transparency. In contrast,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n companies with valuable growth opportunities are willing to improve investor protection so that they can benefit from the increased value resulting from the lower cost of capital. We test this prediction using firm-level data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investor protection increases with decreases in control structure opacity and increases in growth opportunities. The correl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enforcement than for the mechanisms of investor protection.

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资本市场稳定——来自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试点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试点政策的实施,实证检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如何防范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实施后试点省份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平均下降15.997%~21.833%,并证实结论是稳健可靠的。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越大、企业诉讼风险越高以及所在地区的市场和法治环境越好时,试点政策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治理水平两个渠道作用于股价崩盘风险。本研究为完善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维护金融稳定具有一定的实证参考价值。

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与资产误定价

本文以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上市公司差异性互动测度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水平,探究其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差异性互动显著提升了资产误定价程度,且主要表现为股价高估,信息不对称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是作用机制,这表明缺乏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会增加资产误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意见交流能力、关注度和互动规模等中小投资者特征显著影响投资者差异性互动与资产误定价的关系。投资者差异性互动引发的资产误定价会损害正常融资活动与市场经营效率。研究结论对规范互动式信息披露和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创新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缓解——基于投服中心持股行权的证据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是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领域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以2013—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整理投服中心持股行权数据,考察了投服中心持股行权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问题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能够有效降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这一治理效应是通过发挥威慑作用、公司治理作用和信息治理作用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投服中心采用网上行权方式、应对过度投资问题和对非国有企业或两职分离公司持股行权时,治理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中小投资者保护和非效率投资的相关研究,对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的投资者保护效应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是中小股东积极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探究其行权活动是否有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是有意义的。采用2017—2019年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行权的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模型,系统地探究了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行权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影响。结果发现:(1)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行权具有投资者保护效应,这种保护效应的实现是由于投服中心行权提高了中小股东的行权积极性。(2)区分股东大会类型,发现投服中心参加年度股东大会行权的投资者保护效应更强;区分公司治理特征,发现投服中心行权的投资者保护效应能够弥补内外部治理机制的不足。(3)投服中心行权会对被行权公司的高管联结公司产生溢出效应,并且行权能够产生正向市场反应,表明投服中心行权具有正外部性。研究结果表明,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起到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作用。

公司章程设立的反收购条款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吗--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公司章程中设立反收购条款的初衷是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那么,现实中我国上市公司章程设立反收购条款是保护还是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文以2006-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设立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公司章程中设立分层董事会、绝对多数条款和累积投票制条款能够显著降低控股股东的掏空,发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而董事提名权条款对保护中小投资者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上市公司,在非国有上市公司章程中设立绝对多数条款及累积投票制条款能大大降低其掏空程度,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大的公司,绝对多数条款和累积投票制条款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也越大。本文从公司章程角度研究中小投资者保护问题,丰富了"法与金融"领域的文献,同时为上市公司科学设立章程条款提供了基于大样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百股义士:投服中心行权与中小投资者保护--基于投服中心参与股东大会的研究

2014年证监会牵头成立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的重大制度创新.研究投服中心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切实所用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此,本文使用手工整理的投服中心数据,系统分析投服中心的行权方式和运行规律,以及投服中心持股行权在中小投资者保护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投服中心倾向关注财务状况较差、内部治理质量低、大股东和内部人控制程度低的民营企业;2)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能够降低大股东和中小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且带动更多的中小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3)投服中心关注某上市公司的公告能引起显著的市场反应,体现为被关注的公司受到更低的累计市场异常回报率.上述结果表明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能够显著提高中小投资者保护,本研究首次系统地检验了投服中心持股行权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丰富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相关研究,对相关政策制定者未来的政策研究与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平均私有收益水平为18％左右，与新兴市场的国家相近，但明显地高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法律制度、公司规模、公司盈利状况、负债融资比例及结构、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都对控股股东私有收益有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而行业保护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都对控股股东私有收益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关联交易、代理冲突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本文全面分析了2002-2006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总体状况,证明了非公允关联交易与上市公司价值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以非公允关联交易的规模作为中小投资者受侵害程度的代理变量,分析了股权结构、"自我约束"机制以及法治环境对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股权制衡能力负相关,中小投资者因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而受损;境外交叉上市、聘请外部董事的"自我约束"机制以及法治环境的改善、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可以有效约束控股股东对于中小投资者的掠夺。

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所有权结构

投资者法律保护对合理所有权结构的形成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否定了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所有权结构的替代关系之后,本文认为所有权的集中是大股东适应由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弱产生的私人收益的结果。而且为最大化获取的私人收益,他们往往通过金字塔结构等分离现金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形式对公司实施控制。

中国家族类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及影响因素

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及控制权特性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以“法与金融”理论为基础，以1997～2006年间发生的中国家族类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事件为研究样本，量化了家族企业控制权价值并分析了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非家族企业而言，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的控制权价值更高，而股权制衡则对控制权价值起到抑制作用。

投资者关注度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基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10～2013年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数据分析了投资者关注度在促进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以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度能够显著提高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并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研究同时发现,在降低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方面,投资者关注度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研究证实了以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为衡量的投资者关注度在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存在显著作用。

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决策模型:基于管理层持股视角

笔者分别从管理层未持股和持股两种情形考虑管理层私有收益的攫取,建立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决策模型,模拟管理层海外上市决策权衡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管理层是否持有本企业股份,当海外上市给管理层带来的收益增加大于损失的私有收益时,管理层会实施海外上市决策。管理层损失的私有收益与中国内地及海外上市地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保护程度有关。中国内地投资者保护程度越低以及海外上市地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海外上市决策所需的企业现金流价值增加临界值越高;管理层持股对企业现金流价值增加临界值具有非线性影响。无论企业是否实施海外上市,管理层持股均能降低管理层最佳私有收益的转移比例。管理层持股对管理层最大化总收益及股东收益均具有正向影响,但海外上市前后的正向影响程度不同。相对于海外上市前,海外上市后管理层持股对管理层及股东收益的改善程度,与海外上市地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保护程度及管理层持股比重大小有关。

论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投资者利益保护

股权分置改革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市场运行、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实现资源和风险的优化配置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实股权结构的非均衡特征与转轨时期投资者的浮躁情结可能导致全流通后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初始状况所形成的自然垄断、大股东在经济利益驱动下通过其控制权地位制造相关信息诱骗中小投资者等,将使投资者的市场地位出现极度的不平衡,我国证券市场因此可能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庄股时代。为了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性,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尽可能避免市场地位不对称可能对市场规范运行的破坏,强化行政监督与加强制度建设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及计量——以我国国有股权转让为例

本文以 2 0 0 3年上半年发生的国有股权转让交易为样本 ,以受让方是否成为第一大股东和受让的股份数量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的比值代表受让方对受让公司的控制权 ,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的私人收益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具有较高的私人收益 ,这反映了我国法律体系对中小投资者缺乏足够保护。

董事会控制权争夺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基于可竞争性角度的研究

文章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关于市场进入问题的可竞争性研究思路,对董事会控制权争夺中投资股东等参与人的非价格竞争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得出董事会均衡格局取决于进入障碍和竞争者能力的结论。由于董事会控制权竞争结构与保护投资者利益有内在联系,因此,文章在得出有关结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如何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制度等问题。

完善我国现行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思路——基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视角

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证券市场有着特殊的作用机理,合理的税收布局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通过"以税控市"的方式,优化现有的税收制度,利用公平课税与效率课税的手段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发挥证券市场对社会资本的"储水池"功能,实现证券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是国际上主要成熟证券市场的普遍做法。比较单一的证券税制已经不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构筑流转税与所得税相结合的复合证券市场税收制度,可以有效促进市场价值投资,抑制投机行为。设想利用证券市场的双边和多边税收协定,保护"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进程中本国的税收权益。

《投资基金法》修订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投资基金立法和修法所必然涉及到的若干重大理论进行探讨,得出了以下九点重要结论:首届投资基金立法调整范围的确定是根据当时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理解所得出的逻辑结果;应准确理解公司型、合伙型、信托型等三类投资基金的不同法律关系,而不能拘泥于以"信托"范式来狭隘地认识所谓"投资基金";投资基金就其本质而言,是"集合投资制度",而非简单的"资金集合";由于公募投资基金与私募投资基金在风险属性上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故在立法和监管上应充分考虑其差异性;解决私募投资基金乱集资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修订《证券法》,而非修订《投资基金法》;消除投资基金运作的各类政策法律障碍不能仅寄希望于修订《投资基金法》,而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来逐步实现;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应向创业投资基金倾斜,而不是继续对证券投资基金实行超优惠税收政策;促进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的更现实思路是为之单独立法,而非与证券投资基金统一立法;如果非要统一立法,还需充分认识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的特点,并适应其特点作出特别规定。

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实施风险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以雅百特为例

业绩承诺制度广泛应用于我国并购重组实践。基于业绩承诺实施流程不同阶段呈现的特征,构建业绩承诺实施风险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分析框架,并以雅百特为例,考察了业绩承诺潜在风险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影响的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签约阶段呈现“高承诺与高估值并存”的特征,估值体系紊乱和事前监管失效可能导致中小股东利益难以受到切实保护;履约期间呈现“低兑现”和“精准达标”的特征,存在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财务造假或质押限售股规避补偿风险的现象,加之相关法律条款缺位以及失诺成本极低,会使中小股东利益受到损害。研究结论对于探索业绩承诺的潜在风险及其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影响机理,优化业绩承诺多元目标契约设计,建立并购重组估值调整机制,强化信息披露和中介机构监管,完善业绩承诺相关法规具有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