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风险谣言的行政治理--以实质法治为视角

新冠疫情期间,各种相关谣言不断出现。实际上,这类公共风险谣言反映的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和公共秩序之间的冲突,但从倒逼真相与公民监督的角度看,公民言论自由权和公共利益间又存在某种竞合。以一种权利本位思维出发,实质法治要求的是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既合法又合理,而“前见理论”要求的政府公信力也需要公权力部门采取一种更为柔和的方式来进行谣言治理。在治理公共风险谣言的过程中,政府要更偏向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公共秩序做更多的限制性解释。在此,政府可以从两个路径对公共风险谣言进行治理:一是以事后治理方式审慎认定与处罚公共风险谣言行为;二是基于人民主权及其衍生的公民知情权加大政府的信息公开以消解公共风险谣言。

论司法公信力

司法拘束力和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威获得普遍服从的两大资源,而司法公信力则是司法权威的核心要素。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这种能力直接取决于司法在拘束力、判断力、自制力和排除力方面是否能够经得起公众的信任和信赖。司法公信力的确立与司法队伍个人素质状况和司法制度安排有直接联系,但后者更为根本。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公信力的提升

新时期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既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公信力得以提升的主要途径。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通过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来进行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五个方面的能力。

“党规”与“国法”:国民党民众组训体系中的社团制度分析

1927年4月,国民党在由革命党一跃而为执政党,其民众运动方针也由"运动"转向"组训"。具体方案是在党内设立民众训练委员会,颁布系列党内规章及政府法令,构建起以职业和社会团体为中心的民众组训体系。党规直接体现国民党试图重构党民关系的政治意旨,政府将之以国家法律形式予以推进,此正为以党训政的既定路径。职业及社会团体的政治与专业职能制度边界虽由此大体确立,但党规与国法的表达重点仍存差异,党政之间组织及主义的传导存在落差。国民党虽试图通过社会部改隶、强化党部督导等办法来调适组训体系之内存矛盾,但效果并不理想。学界在以商会、农会、工会及自由职业者公会等团体为中心讨论国家-社会关系、党民关系时,需要关注到职业团体在组训体系中的制度与实情。

和平、民主、面包与俄共(布)公信力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经济濒临崩溃,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工人、农民和士兵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布尔什维克的反战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为人民群众争得了宝贵的和平喘息时机;苏维埃政权实行工人监督,把土地无偿交给农民使用,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满足了农民的面包要求;文化革命坚持唯物主义,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问题管窥、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由于执政环境变化的挑战、执政功能运转的微失以及民众期望与政绩感知的差距等因素影响,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建设存在"四个差异"。加强党的公信力建设,要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预防和惩治消极腐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高度重视青年工作,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论一般侵权法律适用规则中意思自治的限制

意思自治进入一般侵权法律适用领域后,其限制问题一直是各国立法者和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因侵权法律适用中对意思自治的不同态度,关于该问题存在多种立法模式。从意思自治的主体、范围、时间、表现方式、决定事项等五个方面可归纳出意思自治的自我限制方式,公共政策、强制性规则、保护弱者利益、保护第三者利益等四个方面则揭示了意思自治的外部限制特点。上述限制亦应在我国立法和实践中得到考量。

中国执政党认同的概念、功能及构建途径探析

政党认同是政党政治的一般现象和普遍要求。由于政党制度的根本区别,中国的执政党认同和西方国家的政党认同在概念和功能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中国语境下,本质上作为一种情感因素的执政党认同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而在根本上影响到执政党的前途命运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成败。因此,执政党必须通过利益满足、程序构建、价值共识、人格和政治道德塑造等途径或措施来扩大公众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执政公信力建设的历史考察

执政公信力是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加强执政公信力建设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公信力建设历经了树立、巩固、挫折、恢复、强化与不断提升六个阶段,党的执政地位日益得到巩固。

信任、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有着不同的信任基础,只有与国家治理模式相匹配的信任模式才能促进国家治理的有效实现。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从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向普遍主义信任模式的转型,从单向依附型信任模式向协商合作型信任模式的转型。法治实践可以从提供稳定预期、保障公民自治权利、规范治理方式等方面促进信任模式的转型,但法治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重建自身的公信力。

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中西医协调——以20世纪50年代的血吸虫病防治为例

在医疗社会史视角中,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防治中的中西医协调,不仅仅是一场卫生防病实践,更是掌握国家公权的执政党对社会的一次整合。中医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西医彰显了现代科学的文明,对这两者的协调与整合,需要找到一个依托点。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依托点便历史地落到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上,由此也使得这场医学协调活动不仅对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构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诞生具有积极意义,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在卫生领域的延伸。执政党对中西医的成功协调,也展现了其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能力和风采。

社会整合诉求下的执政党适应

1978年伊始的市场化改革,松解了之前的执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同构化的社会整合结构,既使得非公经济和企业获得了新生,成为社会的新生"自主空间",也使得原有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分化,出现了新生的包括非公企业主在内的非公经济人士阶层。而由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潮的渗透,加之国家权力整合的不合时宜以及党性不适等问题,非公经济和非公经济人士阶层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给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适应实践。这集中体现为在理顺党性不适的前提下,大力推动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积极推进个体吸纳和组织嵌入的组织适应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以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的功能定位为内容的功能适应实践,试图实现对非公经济社会空间和力量的社会整合。

专利捐献原则的法理分析

按照专利捐献原则,专利法不保护在说明书中公开但没有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方案。捐献原则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是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动态平衡的结果。从法哲学上看,捐献原则体现的是一种矫正正义。从功能上看,捐献原则保护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确保了专利的公开功能,并维护了专利保护范围的稳定性。捐献原则可以在制度上证成公有领域的正当性。

新时代加强和完善舆论监督论析

与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等监督形式相比,舆论监督具有反映迅速、影响广泛等特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尽管如此,舆论监督难的问题,仍然在一些地方广泛存在。这其中既有思想认识上对舆论监督存在的偏差,有媒体自身的问题,也有舆论监督环境不佳的问题。新时代加强和完善舆论监督,应进一步优化舆论监督环境,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支持与配合,倡导对舆论监督的宽容和保护。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公信力之再探讨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生命在于其公信力。该公信力既体现在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应当具备的八个方面,同时更体现在法律地位中立、调解人员专业化、调解依据特别是赔偿的项目和计算方式严格依法、调解过程中鉴定问题的有效解决、调解协议被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调解和诉讼有效衔接等方面。

范式转变:我国公共政策的发展与前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我国公共政策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明显区别又前后相继的阶段 ,这两个阶段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政策范式。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公共政策范式转变的根据 ,可以从元政策的改变、政策主体和客体的扩大、政策问题结构变化等方面寻找。展望未来公共政策的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政策的性质进一步变化、党政政策职能分工进一步深化、公共政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三大趋势。

文化、政府与政党: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设的思考

政治认同是维护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设的研究意义重大。对于政治认同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其一,认同型政治文化是引领政治认同建设的根本导向;其二,政府公信力是推动政治认同建设的核心动力;其三,执政党合法性是促进政治认同建设的关键因素。

党内法规案例研究法的需求分析与应用探索

十八大以来,我国学术界党内法规方面的理论研究已取得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运用的主要是定性研究,实证性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党内法规案例研究法有待深入挖掘。当前党内法规教学案例的开发和应用不仅是党内法规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内法规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党内法规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借鉴公共管理学科案例研究的经验,根据党内法规制度自身发展体系要求,可以从内容、主体、范畴、历史阶段等不同角度开发案例,进行研究与应用。

简论群体性事件中党的工作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多发,为了创造良好的执政环境,有必要从党务管理的视角来分析一下对策。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通过党委和党组影响政府及其执法部门文明执法。其次,要保障有关群体性事件信息的完全公开,第一时间占领舆论的制高点。另外,党要积极协调,将事件引向理性解决的道路。最后,作为执政党应当探索如何通过长期的战略政策,从根本上消除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