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阶段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民的财产权利长期被忽视,涉案财物处置与案外人利益息息相关。从当前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刑事审判阶段涉案财物处置中对案外人财产权保障不足,缺乏必要的救济程序,影响了对案外人利益的保护。具体表现为涉案财物与案外人概念不清,案外人的知情权、参与权保障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以《刑诉法解释》第279条为中心,从涉案财物情况告知义务主体和送达方式、案外人参与权的法律基础、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流程等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加强案外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

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审理:属性、模式与程序

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如何处置既是实体法问题,亦是程序法问题;不仅关涉案件事实准确认定,亦涉及诉讼参与人财产权利保护。传统诉讼模式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内容阙如。经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确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查程序,为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理提供程序空间。在此基础上需明确案外人参与审判诉讼地位,细化程序内容,构建具有诉讼化属性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

权利束视角下体育赛事转播权数据财产权说的补正、型构与平衡——基于新《体育法》第52条第2款的制度解释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阐释体育赛事转播权数据财产权说的证成及不足,对引入权利束理论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功能展开路径进行学理分析。研究发现,数据财产权说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权属界定、请求权基础规范的确定提供了思路,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忽略了新《体育法》第52条第2款所规定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存在多个主体的可能;未能实现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积极权能构造;可能加剧体育赛事组织者对体育赛事数据的绝对垄断和独占。对此,权利束理论作为分析方法,能够解释体育赛事转播链条上多元主体权利交织的现象,更弹性地认识和描述不同的权利主张,阐明权利冲突后价值顺位的确定依据。同时,鉴于体育赛事转播权利束存在束点,且具备财产权的利益性、享有性和排他性,因而权利束的功能展开具备可行性。据此,探索其功能展开路径:弥合既有研究成果与新《体育法》相关条款的脱节;厘清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积极权能构造;实现体育赛事转播权链条上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衡平。

动态平衡视域下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的运行

动态平衡是一个哲学范畴,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实践工具价值。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是由主体、客体、对象等要素构成的系统,其与动态平衡具有内在关联。动态平衡能够作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理论基础的原因在于其揭示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产生、运行的本质原因,其是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存在、运行的内在根据,其还反映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有序运行的含义。正是因为动态平衡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紧密相连,其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具有启示意义,其不仅表明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无序运行的本质,而且指明了纠正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无序运行的节点,还是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有序运行的根本方法。

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的改革模式与路径选择

涉案财物跨部门集中统一管理改革以来,实践大体形成了公安代管、公检法共管、行政机关管理和社会主体托管四种管理样态,其各有优劣且均面临改革正当性争议。应当以赋权管理作为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并遵循外部独立性和中立客观性原则。然因集中管理中心实际管理主体不同,四种管理样态在定位特性匹配和改革效果呈现等方面存在差异。以管理主体是否独立于公检法为标准,可将其类分为内部统一管理和外部分离管理两种模式。经比较,内部统一管理主体未跳出公检法内部圈层,欠缺独立性与中立性,与赋权管理内在逻辑不能自洽。相反,外部分离管理主体与公检法不产生交集,改革具备正当性基础;赋权第三方主体管理更能优化配置资源,有效提升司法效益;模式运行虽具风险但可合理规制,改革具有实践可行性,是未来涉案财物管理改革的适宜路径。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的“法益结合”问题

行为人通过盗窃、诈骗等犯罪行为侵害他人的财产法益,该财产法益并不因犯罪行为的侵害而改变其本权属性。但是,由于物的使用价值属性,该财产法益在被犯罪侵害的过程中往往处于流转和“运动”状态,通常会与其他同样值得法律保护的法益相结合,继而形成一种新的法益形态,即“法益结合”现象。在类型上,“法益结合”存在“准添附型”和“赃物善意取得型”两种类型。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法益结合”情形下,刑事、民事法领域普遍主张的“本权优先”理论立场,可能面临损失扩大禁止、损害后果与因果关系认定复杂、间接损失赔偿无责任主体的实践困惑。因此,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过程中,本权者财产法益的保护诉求,不宜绝对主张“本权优先”立场,而应在充分尊重“法益结合”客观现象的基础上,通过“经由债权转化”的路径进行转化,以周延性地保护和平衡各方利益。

涉案财物处置的概念厘清

涉案财物处置是关系到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问题。实践中对涉案财物处置基础概念的认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实体法意义上的涉案财物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其中没收违法所得是基于“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获得利益”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不具备惩罚性功能和赔偿性功能;没收违禁品属于保安处分措施;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国家对个人滥用财产权进行干预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应当在正确把握追缴、责令退赔、返还和没收等概念的基础上,规范适用涉案财物处置措施。

公安机关先行处置刑事涉案数字资产面临的困境及其突破

近年来,我国涉及数字资产的犯罪活动呈现上升态势,给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数字资产价值波动性大,公安机关在法院判决前先行予以处置,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符合我国立法规定和国际司法惯例。目前,公安机关面临数字资产扣押难、保管难、保值难的技术障碍,启动权与执行权合并模式异化出处置机关权力行使过慎和过滥的错误倾向,受托第三方公司的处置也存在违规隐患。因此,有必要构建“集中统一平台+第三方”的处置模式,由检察机关负责启动先行处置,公安机关负责后续的具体执行。在数字资产先行处置过程中,要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知情权、异议权、救济权等权利,真正实现程序的规范公正和公开透明。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制度增权二元分野比较研究

出于对社区之于旅游的正外部性以及旅游之于社区的负外部性及其内化问题的关注,催生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念与实践。鉴于中国社区参与失败的核心症结——制度缺陷导致的权利失败,学界围绕社区制度增权机制的构建,已大体形成了立法增权(即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与依法增权(即启用地役权)二元分野态势。基于定性研究方法并辅之以多元三角校正,就其制度增权的学理逻辑、实现路径、适用范围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闲置中的地役权与创设中的吸引物权,同属物权范畴,各有其制度价值和应用空间,且制度效力可并行不悖,而地役权制度的统摄力更强,更易落地,二者可构成制度增权时间维度上的现在时和未来时。

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

公正处置涉案财物是刑事司法领域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物处置依附于定罪量刑活动,对于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理,这一“合一型”模式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迫在眉睫。考虑到与定罪量刑程序的紧密衔接及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吸收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以及实践先行带来的启示,当前应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通过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接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争议及主张,决定是否开启针对独立性财物事实的专门审理,实现实质性审理。同时,应根据证明责任设置分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时进行必要的程序回转,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渊源庞杂、分散,效力层次低;概念界定模糊不清,术语混淆使用,造成逻辑混乱;立法内容的粗放、缺漏、矛盾问题严重;以打击犯罪作为立法价值理念,忽视了对财产权的保护,以部门利益为导向,部门色彩浓厚。立法的缺失,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不利于对被追诉人、被害人和案外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因此,要确立起打击犯罪和保护财产权并重的立法价值理念,调整立法模式,提升立法层次,并修改、补充立法内容,以增强法律法规的完备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欠发达地区农地产权制度与农地可持续利用——基于贵州省湄潭县的实证研究

农户对土地进行投资的经济行为与农地产权制度有关，要实现农地可持续利用，必须给予农户长期、稳定的农地产权，激励农户对土地的投资，否则就会导致土地退化。贵州省湄潭县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其农地产权制度的核心是给予农户长期、稳定的产权，这激励了农户对土地投入更多的农家肥以及其他有机肥料。1980年以来对土地的跟踪监测表明，土地肥力是不断提高的，上等地和中等地占耕地的面积从总体上看是不断增多的，而下等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是在不断下降的。

中国国有经济的等级制产权结构及其演变

改革之前，中国国有经济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是按政治级别的高低在国有制受益集团内部正向配置的，形成为等级制产权结构。其中，主管官员拥有较大产权，国有企业经理次之，职工获得的产权较小。改革之后，企业经理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有所增大，但等级制产权结构依然存在。等级制产权制度具有维持国有制受益集团稳定的内在机制，这是国有企业能坚持渐进变革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刑事诉讼中涉案财产处理机制研究

在进行刑事司法活动时,对涉案财产的处理是否合理对公民的财产权利保护有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涉案财产问题处理的一些规定还不完善。应根据我国目前涉案财物处理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探讨建设我国现行涉案财物返还机制,改进涉案财物处理机制,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对第三人财产权益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侧重关注被追诉人的人身权保障,而对被追诉人、被害人以及相关第三人等财产权益保障以及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研究相当匮乏。《民法典》的出台对保障我国公民财产权益具有重大意义,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保障第三人民事财产权的相关立法仍存不足,具体包括: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的范围界定不清、强制处分过度失范、处置工作严重滞后以及救济渠道不顺畅等诸多问题。结合刑事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照《民法典》中关于公民财产权利保护之规定,应当在遵循诉讼法基本原理的大前提下,借鉴司法实践有益经验,通过完善制度设计、规范处置流程、建立工作机制、畅通救济渠道等保护第三人财产权的措施,以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平衡。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民刑衔接缺陷及其纠正——以保护民企产权为视角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与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密切相关,我国立法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民刑衔接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对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十分不利。这些缺陷包括涉案财物的民法属性未予重视,非原物型违法所得的责任财产功能被否定,追缴、没收的民法属性和民事法律后果缺乏规定,责令退赔、返还财产边界不清,赃款赃物的善意取得缺乏依据以及犯罪工具没收范围的确定标准缺失。应当通过完善立法,对上述缺陷逐一予以纠正。

我国区域创新中集群创新系统的知识产权参与机制研究

面对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依赖型发展战略的转变,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和扩散已经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抓手,发挥知识产权的强辐射作用,围绕知识产权的各种政策、机构、文化、支撑系统的建立来加快集群创新系统的建设,才能最终使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应用和保护成为集群创新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完善——以审前程序为视角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司法同时步入扫黑除恶和企业产权保护的元年,针对审前程序中涉案财物处置乱象问题,有必要厘清与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相关的制度与程序,强化民营企业产权司法保护。应当正确界定涉案财产的概念与范围,合理把握涉案财物的处置方式和处置标准,在区分程序性处置和实体性处置的基础上,从职能、权力和程序三个方面强化审前涉案财产处置的控制体系。为了应对实践中存在的处置任意化、程序偏行政化、移送和保管混乱等问题,应以取证规范化为基础强化涉案财物的审查认定,丰富涉案财物的保全措施体系,对审前处置程序进行正当化改造,建立和完善涉案财产集中管理制度。

著作财产权客体结构中的使用行为——审视著作权法权利作用“焦点”的一个阐释进路

知识产权客体是一种多重构造体系,除涵盖知识产权处分客体(知识产权利益)以外,还存在知识产权支配客体(使用行为)与行为客体(抽象物)之分。就著作财产权而言,权利作用"焦点"的行为客体路径更多制造的是表述模糊的历史性概念,在权利边界的设定方式上难以限定,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困境。著作财产权的支配权能并非指向独占之作品,而是限制他人对作品的某些使用行为。支配客体(使用行为)路径始终贯穿于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思路当中。在反思著作财产权的支配客体,对使用行为进行定性与价值判断时,应避免时下"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传统规则的价值偏向与闭合趋势。使用行为的"商业性"和"公开性"(即"公"、"私"区分)作为"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等使用行为定性及价值判断基准仍具有重要的补充和参考作用。

债权平等及其突破模式选择

通过分析债权平等原则的具体规则和制度功能,探讨债权平等原则屏蔽下的实质不平等和非正义问题。提出债权平等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忽略了债权形成的环境、背负的价值和特定债权的特性,从而在某些方面造成了非正义的后果,无法实现民法的保护主体权利的终极追求。目前存在的债权物权化、权利排序、程序法中清偿顺序等突破债权平等原则的常见模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应借用法定物权担保的形式来解决特殊债权的实现问题,从而能够达到既不损害债权平等原则的既有法律框架,又可以实现对特殊债权优先保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