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还是“国家”:西周春秋君臣秩序的演变--基于称名方式的考察

从称名方式的角度观察,周代君臣秩序存在变化,并非完全等同于家族秩序。西周时期,王命称名方式以私名和官名为主,此时君臣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家族秩序。春秋时期,王命多见亲属称谓,君臣秩序中“家”的因素大大加强。这一变化的动力在于权力下降的周王室面对新的政治环境,借用亲属关系加强其与地方诸侯国的联系,凝聚周人共同体和区分华夏、戎狄。将血缘视作一种“策略”,为进一步深化先秦家族组织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美国驻华公使对华修约策略分析(1852—1858年)——基于《中美往来照会集》

1844年,中美两国代表耆英与顾圣(Caleb Cushing)签订了《望厦条约》,标志着中美近代外交关系的正式形成。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对在华贸易等方面的发展缓慢感到不满,将原定于1856年修约的时间提前到1852年。在1852—1858年修约期间,美国四位驻华公使对华修约总体上是采取“和平修约”的策略。美国外交官员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的“迂回策略”,打破了只有通过两广总督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惯例;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与伯驾(Peter Parker)的“联合英法”策略是在美国单独修约未果的情况下与英法联手对清政府施压;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的“和平使者”策略是在清政府面前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以此为契机与清政府展开条约谈判,并最终抢在英法之前成功修约。

用一种数据挖掘的方法解决网络拥挤的问题

提出了从Web日志中挖掘得到关联规则,通过这些规则实现网页在服务器的预先存取,从而解决网络拥挤问题.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理念的机械类实践环节教学方法与评价方式改革

分析了机械类实践环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工程教育理念,构建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支撑体系,依据毕业要求指标点优化教学内容,明确了实践环节的目的和要求。针对实践环节的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进行了改革探索,贯彻五段式教学方法,采用尺规法进行评价,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和项目管理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创新能力以及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基于OBE理念,以制造综合实践课程为例,采用尺规法进行评价,应用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

论《尚书》“命”体及其文化功能

《尚书》中的"命"体都是册命之文,册命之文是因册命制度而生成的,册命有着繁缛的礼仪过程,因而,"命"体之文均显示出三段式的仪式性结构模式。册命之文是经过两次书写而形成的,具有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之分。原生形态的册命之文,体现的是一种君臣之间权责契约式的关系;而次生形态的册命之文,体现的则是一种人祖之间归美和福佑的关系。册命之文,在西周宣王时代,因献祭祖先时诵读和记忆的需要,渐次由散体形态发展为韵体形态,这对后世的韵体铭文的生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民族关系维度下的马来西亚治国理念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民族众多,民族构成复杂,民族关系始终贯穿于其治国理念发展的始终,亦深刻影响着其民族关系之建构。马来西亚政府采取灵活多样、理性务实的治国理念,制定了旨在发展民族经济、缓和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和避免民族零和博弈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能够根据情势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调整与改进。事实证明,这有效地促进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及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但亦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

金世宗的君臣共治思想与历史文化认同

君臣共治是金世宗为政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君主不独断专行,臣下尽辅佐之责,戮力赞治。金世宗君臣共治思想的根源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政治和历史文化的认同。他践行其君臣共治思想也主要是求谏和求贤,应肯定的是,金世宗比肩汉唐的政治追求推动了金朝政治文明和文化发展。

先秦儒、墨、道、法家君臣关系理论浅析

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家为代表的各大学派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应建立在礼义基础之上,墨家认为君臣之间应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法家认为君臣之间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道家则主张以“无为”处理君臣关系、分配君权与臣权。对这些理论进行探讨,发现其价值、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并吸取其可资借鉴处。

基于多层多位置稀疏的滑动轴承AE信号降噪

滑动轴承的声发射(Acoustic Emission,AE)信号噪声污染严重,限制了K均值奇异值分解(K-means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K-SVD)字典算法的降噪能力。基于此,结合AE信号特点,提出了基于多层多位置稀疏的滑动轴承AE信号降噪算法。首先提出移动标尺策略重构AE信号,使信号获得多层多位置的稀疏特性,解决了K-SVD容易忽略原子间隐藏信息的问题,然后通过灰色B型绝对关联度降低字典原子冗余度,提高字典运算速度。因此,与传统的K-SVD算法相比,该算法具有更好的降噪性能。应用到实例中,该算法成功获得了滑动轴承不同程度摩擦状态的变化,证明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先秦卿大夫家族“立後”述论

立後在先秦时期是极为人所关注的一件事情 ,立後的意义在于使该家族祖先得以奉祀、家系得以传承 ,并因被立为“後”者继承官守而使该家族得到经济上的保障 ;立後在原则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但例外的情形也十分多见 ,嫡子个人的素质、重要人物的好恶倾向以及家族的实际需要等都可能改变嫡长子继承的常规。立後在方式上一般包括家内选立和公众认可两种 ,但“後”作为国君臣属其还必须得到国君的批准。

汉朝对匈奴的分化与瓦解方略述论

汉代对匈奴的分化与瓦解方略手段多样,总体上效果明显,其中和亲与互市在匈奴的分裂过程中作用极为重要,招降纳叛方略则随着时势变化不断调整,同时呈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19世纪美国驻华官员与中美关系——从商务到外交关系的转变

19世纪中叶之前,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性质主宰的。中国对美国的最初的看法更多的来源于美国领事、商人与传教士。中美《望厦条约》之前,中美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没有政府派驻的公使,美国真正的领事制度也只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了较有规范的样子,在此之前,美国派驻的领事的职责主要体现在商务领域,没有行政权力。《望厦条约》签署前后,美国派出公使,从此,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都有了明确的依据。领事与驻华公使在不同阶段对中美关系与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元代诗人的昭君诗

昭君出塞的故事对后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梳理了昭君故事发生发展的历程的同时 ,着重对元代诗人的昭君诗的丰富内容进行了探讨 ,指出了元代的昭君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突出地位 ,借古讽今 ,借昭君胸怀 ,浇自己的块垒 ,正是元代歌咏昭君诗歌独到、创新之处。

权威平衡:“臣”之显贵

主要从语言和历史的角度讨论"臣"字的流变。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臣"这个基本字形曾衍生出了一系列不同的复合字形。"臣"的本义主要和视觉、观察有关,它的引申义则包括坚固、侧面等等。例如,"臣"字有可能是"真"、"肾"的声旁和"卧"的形旁。第二部分探讨了战国时代的文本中"臣"这一职业的演变。《论语》中的"臣"是尽职尽责的君子,《孟子》里"臣"几乎和"君"地位相当;《荀子》里的"臣"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对君主的效忠;《韩非子》里的"臣"则严格服从于君主。

《三国演义》与儒家的治国理想

《三国演义》在刘备集团中寄托了人们的治国理想,这一理想与儒家学者所设计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即君臣之间"同休戚,共祸福",君民之间"秋毫无犯"。在"忠"与"义"的关系上,《三国演义》的评价标准是双重的、不确定的,带有乱世的某些特点。在三国争雄的过程中,刘备集团一直势力最弱,其重要原因在于刘备集团以"仁"为本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晚清政治变革中的议院与君臣之纲关系论——关于晚清政治变革之可能性探究

议院与君臣之纲从学理层面看势如水火。然而在中西政治文化交流的早期——晚清时期,西方议会在晚清士人囫囵吞枣式的误解下,只是议政机构而非权力机构,由此与君臣之纲有过短暂"蜜月"期。这种特定形式的历史性共存因为隐含着激发晚清政府由腐朽专制转向开明专制的强劲因子,为拯救晚清的厄运创造了一种历史可能。

从和亲看玄宗朝东北边境问题

历来史学界认为唐代的边患主要存在于西北,其实玄宗朝更关注东北边境问题。玄宗朝公主和亲主要是联姻东北的奚、契丹。同时,考察当时节镇的设置、调整、兵力分配等,均可发现唐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的关注与防范程度。

以诗证史的典范——《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一生中最后的、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此书最能反映其治学方法。本文拈出最具特色之四点详加阐述:(一)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二)笺释诗词: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三)发现钥匙:明末人诗词中暗藏姓名;(四)神游冥想:对钱柳复明活动的“真了解”。

北齐汉化大臣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北齐由"胡化"汉人所建立,皇帝多以"胡化"著称。但是,一些地方官员和军中要员仍然继续在"汉化"的道路上行进,他们对民族关系的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比较符合儒家思想及其行为准则,不断彰显着"汉化"特征,有些思想认识比同时代其他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有高度。源彪的"以恩信治边"、段韶的"北虏侵边,事等疥癣"、王纮的"相与影响"和元景安的"被以威恩"思想,不仅丰富了北朝民族关系思想史,而且都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们得到了百姓的爱戴,青史上留下了英名。

吐蕃时期僧相制度的运作机制

吐蕃僧相制自赤德松赞时期确立以来其实并未根本改变吐蕃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它更多地意味着,身为钵阐布的僧相与传统世俗贵族官僚集团的并存。从实质上来讲,钵阐布在吐蕃晚期的崛起并未导致僧团对传统贵族官僚群体的整体取代。僧相制的建立确立了以僧相钵阐布和俗相大相(大论)关系为主轴的"钵阐布——大相"二者之间相互依赖、制约并相互协作的关系。这确立了僧相制度的基本运作模式和基础。僧相制的确立具有双重性的历史影响。其对吐蕃传统政治因素继承性的一面,使得该制度在娘定埃增主政期间运行相对平稳,而其对旧制度决裂和革新的一面则使得该制度的平稳运行在后娘定埃增时期面临僧相权力无根和空心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