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Confucian and Hebrew Classics

Both Confucian and Hebrew classics remain an everlasting heritage for their nations and the world.Wisdom from both classics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This paper,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analyzes similar teachings and rituals concerning two promin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marital bond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It is found that in these tw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both wisdom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bonds,define clear boundaries and roles,and provide ethical warnings in these relations.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nd Hebrew wisdom in that human nature is embedded with similar hope for order,quality,and glory,so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is essential in promoting a globalized dialogue and critical view of cultures.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further research.

治道经学、治道史观与中华文明的治道核心论--以探解中华文明变夷从夏的枢机为主线

中华文明是一种以文史文明为主干、以经史文明为内核、以治道文明为核心的文明形态。中华经学的正统是治道经学,中华史观的主流是治道史观,中华经史同源于治,是传载治道的两种不同文体。这种文明特质使中华文明在治道探索方面有着卓绝于其他古代文明的深厚积累,从而使外来征服者倾心折服。外来征服者为巩固其对中华文明区的长久统治,就要提升其治道水平,为此就要学习中华经史,于是就要保留并学习中华文明的文史,进而认同并融入中华文明,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这样,中华文明就实现了被外来入侵者武力征服之后的文化逆袭,即征服者被征服,亦即古人所称的“以夏变夷”或“变夷从夏”。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从对立到融通:经史关系研究的视角转换与范式重构

经史关系研究领域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经学和史学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但对照经学和史学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这种对立关系其实并不存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观点,主要原因是古代有关经史关系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经史尊卑问题上,“经学盛则史学衰”实质上是这类传统议题的延续。当前研究经史关系问题,不能局限在比高下、较盛衰的传统研究范式中,必须及时转换研究视角,把关注点放在经史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上。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序跋对古代小说的价值辩护和地位标榜

作为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序跋常被用来论说小说的价值和功用,以提高其所评论小说乃至小说文体整体的地位。为此,各类序跋常通过“依经傍史”的方式,强调小说羽翼经史的正统性和裨补经史的优越性,或将所评小说与其他经典小说比肩,或将所评小说与低俗乏味的小说划清界限,或称所评小说乃立言之作,或称所评小说创作为发愤著书,或称所评小说为济世文章。各类序跋多注重对小说的价值辩护与地位标榜,具有较为独到的理论价值。但由于功能所限,各类序跋均无法做到完全客观,部分序跋还会有夸张或失实的成分,因而读者不可全盘采信。

“六经本史”:龚自珍的史学折变与经学路向

龚自珍以史学为突破口,承章学诚“六经皆史”之余绪,融入常州学派的“微言”之学,从而折变为“六经本史”说,打通了经史之学与“经世”的联系。龚自珍的“六经本史”一方面认为经学源于史学但高于史学,所以研析“六经”成为治学的应有之义,于是终又回到“小学训诂”上;另一方面认为“情则生其文”,将经学还原为“情”,并高扬“儒者”之历史使命,要求“儒者”能“以己治之”。但是,时势又倒逼着龚氏埋头于学术之中,只能空悬“太史公之志”聊以自慰。

明清治水比附与《孟子》“排淮注江”研究

明代后期淮河由独流入海改为分泄归江,因《孟子》中有“排淮注江”与水文情境暗合,被援引为泄淮注江的理论依据。清代前期,河臣以禹王河比附《孟子》,构建新的泄淮入江通道,引发士人对治水、经典与地理的思辨。清代中期,淮扬水患频发,孙星衍、焦循借地理考据,构建江、淮上游相通之说,表达泄淮入江、缓解地方水患的主张。清代后期,诸儒围绕焦循等人的观点展开地理辨析,否认江、淮上游相通,确认江、淮与运河一体的认知。明清《孟子》“排淮注江”研究与治水紧密关联,以重构江淮关系为中心的实践与探索为传统经学注入地理考辨与经世致用思维,使原本围绕经文的简单判读转变为对江、淮沟通路线与地理空间的考证与阐释,将“排淮注江”推向地理专题研究层面。

《经义考》著录江西人著作辨正十则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是古代经学专科目录的集大成式巨著。《经义考》辑录先秦至清初经学著作凡八千余种,征引相关文献万余条,难免有缺谬者,兹以赣籍学人及其著作为检讨对象,略为辨正十则。

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

唐代学术有其独特的发展环境和多方面的成就。从形式上看 ,唐代学术表现出浓重的注疏学特征 ;从内容上看 ,三教合流及趋向于心性之学是其时代特色。唐代学术是处于汉学和宋学之间的学术 ,这不仅表现在时代的自然连接上 ,而且表现在学术传承上。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相关问题探析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课题。从本质而言,历史教育是一种培养人们历史文化素质和历史认识能力,促使其达到解决现实问题、指导社会实践、正确把握和自觉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可以从综合的角度划分为历代统治阶级内部主要针对统治者尤其是对帝王进行的历史教育、各级学校中的历史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化)活动和其他非教育活动中的历史教育等三个大的研究层次,以探讨其在目的、对象、途径、内容、功能等诸方面的特征。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历史学、经学等相关学科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

“读经”问题的讨论往往不仅限于“读经”本身 ,它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更在于思想史。 1 93 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讨论者尽管观点不一 ,但绝大多数都能以“科学”的态度 ,对传统采取两分法 ,且反感“尊孔”以及附加于“读经”之上的诸种外在因素 ,这一点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而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 ,更影响到了今日的教育。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儒医的文脉溯源与时代思辨

儒医作为一个社群名词,其足迹可谓遍布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在思想上理解并接受儒家文化理念,行动上遵行儒家厚德怀仁道,又以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为其内心准则,这样的一群宗儒习儒的医者与习医业医的儒者皆可视为"儒医"。儒医不仅意指因穷理而医术高深的儒者,同时更涵摄医者厚德怀仁般的儒家之心。由此,秉持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并综合运用中医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整合方法,通过医史文献观、生命文化观、隐性知识论三重面向来思辨儒医的历史生态源流,这对于儒医文脉的追本溯源、创新理论和指导实践将大有裨益。

关于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思考

为了推进学术研究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我们应当着力探讨中国史学演进中带有关键性的问题,要努力总结和阐释那些显示出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彰显民族文化伟大创造力,具有当代价值,具有中西融通学理意义的内容、思想、命题和方法,并力求作出新概括、新表述,以展示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的成就和独具魅力,促进中国学术向世界的传播。

乾嘉时期经子关系之转向

中国古代经学家宣称"经为常道",与此相对的诸子学则为"异端"。乾嘉时期,这种观念发生了转变。乾嘉学者从道体的开放、经书系统的重建和经与子之道器名分的转变等方面,扭转了经子关系。他们不仅肯定了诸子之道的合法性,要为"异端"正名,甚至把子书升格为经书,尝试整合经学与子学。这拓展和丰富了乾嘉义理学的范围,也开启了晚清诸子学复兴的路径。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论顾颉刚的“由经入史”说

顾颉刚从经学中走出,怀抱求真之旨进入古史研究。顾颉刚以特有的"古史辨"方式整理国故,实际上是以历史的眼光在求真意义上对传统经学进行彻底的批判。传统学术视经学为正统,旧的古史观念和意识形态均以经学为固守的阵地,不对经学彻底清算就不可能有真的古史。所以,他提出"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改经学为史学"。"由经入史"说在顾颉刚的学术中处于核心地位,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对顾氏之学的完整把握。